李商隐古文转骈文写作始末与其文体观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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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晚唐时期，古文与骈文再一次进入此消彼长的角色转变期.李商隐以古文起家，以骈文谋生，其古文写作经历有早期处士叔教育之功，亦受晚唐古文势微因素影响，由古文转骈文写作之经历，是李商隐以古为尊、骈文为辅的文体观体现。
关键词：文体角色;写作经历;尊古重道;文体观念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9）02-0027-05
DOI： 10.3969，/j.issn.1000-6378.2019
李商隐现存作品中古文与骈文比例相差甚远，早期接受的古文教育对其古文观念影响颇深，后期因时局和生计需求转向骈文写作。但他的文体观里，古文是较为推崇的文体，对骈文的态度则由被动的接受学习发展为主动研究写作骈文技巧。
对于李商隐古文转骈文之原因及其古文作品的分析和论述，前人早有阐述，如董乃斌《李商隐散文简论》认为李商隐对古文是极为推崇的，从事骈文写作抑制其古文才华，文章着眼于论述李商隐散文的类型和思想内涵。葛晓音《中晚唐古文趋向新议》重点分析中唐古文衰落、骈文复兴的原因，认为晚唐骈文的新发展除体现在内容上的开拓外，还与李商隐、温庭筠对骈文写作技巧的大胆尝试有关。李伟《晚唐前期古文创作的思想突破与文体新变》则以学术思潮转型期中的现实精神为着眼点，突出李商隐、刘蜕古文中的自我思想独见和艺术个性，对古文写作而言是文体的创新和开拓。以上研究重在对李商隐古文作品或中晚唐古文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阐述，对于李商隐为何由古文转骈文写作及其文体观念，并未作为重点内容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将对这一问题再次探讨，结合相关作家作品，分析中晚唐古文与骈文角色转变带来的文体格局与态势对李商隐文体观念的影响，理清李商隐文体观形成的家庭因素和社会原因。
一、中晚唐古文与骈文角色转变
“古文”即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中提倡的载道、明道之文，多以散体为主，实际上就是散文。“今体”，则是相对“古文”而言的时下较为流行的一种文体，兼有近体诗和骈文（李商隐所说的四六文）。初唐时期，王勃等虽然提出革新文弊，但仍以骈文为主要文体。之后陈子昂也主张“复古”，提倡“骨气”。在此基础上，开元至天宝年间的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提出宗经明道、取法三代秦汉，为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做好了思想准备。贞元年间，韩愈、柳宗元步柳冕后尘，以“载道”“明道”为口号，强调“惟陈言务去”“词必己出”，中唐“古文运动”自此正式开启。这股复古思潮提倡学古文、修古道，目的是推行儒道、复兴儒学。从“古文运动”最初的发起者身份来看，他们多是有着坎坷经历的底层文人，权德舆《兵部郎中杨君集序》中提到：“自天宝已还，操文柄而爵位不称者，德舆先大夫之执日赵郡李公遐叔，河南独孤公至之。”[1]647权德舆掌制诰九年，德宗时期位列宰辅，他“举贤任能”，不管门第等级，只要有德，一律任用。权德舆此段评论是对独孤及等人位不配才之现实的遗憾和惋惜。以上诸位“古文运动”的先驱，除南朝梁宗室后裔萧颖士未做过官外，其余基本都有从仕经历，但与他们的文才相比，则相差甚远。韩愈与柳宗元的古文写作也多与他们遭贬经历有关，心中诸多不平则通过文字抒怀。这样的现实背景让他们不得不沿袭汉魏古风，韩愈就提出：“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2]170，强调从文学的功用出发进行写作，去除六朝以来“今体”（即骈文）讲究声律、辞藻以及俳偶的华靡之风，革新文风、文体以及语言，希望以此来改变诗赋取士的制度，目的是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文学复古实质是底层文人求取仕途寻求新的发展机遇，他们提倡的“古文”也是在实践中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文学思想。
“古文运动”实质上是一场文体革命。但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只有权德舆掌制诰时期，曾经从官方的方式的尝试以经取士，其余人多是白说白话，得不到来自上层政治势力的支持和帮助，这场运动多是空談和幻想。六朝“今体”骈文在唐朝并未消歇，初盛唐时期的骈文作品依然很多，且呈现宏博典雅之风格，唐太宗李世民本人就是骈文的亲历实践者。科举取士以诗赋为选拔标准，从根本上是对颂赞君王、赞誉王化的骈体律赋的支持，韩柳元白在提倡古文的同时，依然以骈文干谒求职、歌颂王德，因此，即便是古文写作鼎盛时期，骈体律赋从未被真正取代，骈体“今文”与古文一直同时存在，这就为古文式微、走向衰落埋下了伏笔。不可否认，“古文运动”确实带来了唐代文学发展的中兴，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但过分的追求新奇、创新词句，势必造成文学作品内容上荒诞古怪，词语艰涩古奥难懂，后期的古文作家如皇浦浞、孙樵等，均在运词造句上下工夫，违背了“古文运动”的初衷，离弘扬儒教、恢复雅颂正音的初心甚远，反而使古文走向了与骈文末势同样的境地。另外，这些人中多是嗜佛信道之人，元结是正宗的道教徒，梁肃、柳宗元均是好佛之人，这与韩愈“谏佛骨”成了公然相对的两派，内部信仰的不统一，也是这场运动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逐渐走向衰亡的一个精神内因。
二、李商隐早期教育及古文写作经历
李商隐出生时，“古文运动”已进入尾声，虽然这股思潮的余威还在，但整个文坛显然已被骈文占据了重要位置。由“古文运动”发生的时间推算，李商隐的父亲及其受教的处士叔，都是接受的古文教育。因此，李商隐对早期教育及其家学渊源的回顾中，多次提到父亲及叔父对自己的教育之功。文宗大和六年，他在写给令狐楚的状文里，曾言：“攻文当就傅之岁，识谢奇童;献赋近加冠之年，号非才子。”（《上令狐相公状一》）①《上崔华州书》有云：“五年读经书，七年弄笔砚，始闻长老言，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随父赴浙江时，李商隐三岁左右，他的启蒙教育主要来自父亲李嗣，李嗣去世时，李商隐不到十岁，一般孩童八到十岁左右才开始读书，而义山在李嗣去世之时，已经早就开始“攻文”，五年读经，七年弄笔，所以用“奇童”之典自谦。 李嗣对义山的教育沿袭其家族传统，以经学为主，其家族成员中，曾祖父“安阳君年十九，一举中进士第”，祖父“邢州君以经业得禄”，对其影响较大的处士叔，也“能通《五经》，始就乡里赋”，显然，这个家族是以经学致世的。因此，李商隐早期教育受教颇多的当时以经学为主的儒家教育。李嗣去世后，李商隐的大姐徐氏也曾督促其莫要丢掉父亲早期教诲，嘱咐其“获因文笔，实忝科名。”（《祭徐氏姊文》）但父亲的启蒙教育毕竟短暂，徐氏姊的敦促也仅从不辱没家族门风出发，他此时接受的教育既不专也不博。承担李商隐早期教育主要任务的还有处士房叔父，他曾说：“某爰在童蒙，最承教诱。”处士房叔父既是他的堂叔，也是与他又生徒之谊的恩师。写给处士房叔父的祭文哀深永往，真诚动人。在请人为处士叔父所撰的行状中，他又以较长篇幅详细介绍了处士叔为人处世和治学风格等，在他心里，处事叔就是当世名流。处士叔终身不入仕途，虽受表兄崔戎、表侄的邀请，也屡次坚拒，远离仕途诱惑。处士叔“益通《五经》，成著别疏，遗略章句，总会指归”，却“韬光不耀，既成莫出，粗以训诸子弟，不令传於族娴，故时人莫得而知也。“所著赋论歌诗，“莫不鼓吹经实，根本化源，味醇道正，词古义奥。”唐代以诗赋取士，赋论歌诗均以今体为主，而处士叔有终身不入仕途之志，故“白弱冠至於梦奠，未尝一为今体诗。”且“与人书疏往复，未尝下笔，悉皆口占”，义山称赞处士叔“隐德贻芳，鸿儒著美。”处士叔对待今体之态度，与处士叔对李商隐和其弟义叟的教育宗旨一致。“樊南生十六能著《圣论》《才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樊南甲集序》）《旧唐书》《新唐书》中关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和“商隐初为文瑰迈奇古”的记载，以及《樊南甲集序》中关于“仲弟圣朴，特善古文”的说法，都与处士叔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从处士叔终身不入仕途，以及终生不作今体之态度，可见，处士叔对以科考为目的进行今体诗词歌赋写作、以及时下流行的骈文写作都是抵制的，因此，他对李商隐兄弟的教育中，将自己的个人意志以读经的方式传达给了他的兄弟，有着刻意教导他的兄弟避开经世致用的因素，但也有着中唐“古文运动”以德才选人、试图以经学取士的遗风。因此，这种消极避世的思想与“古文运动”势微下底层文人的内心挣扎，体现在李商隐的人生履历中，即在儒家道统与现实环境的对抗中寻求喘息的机会。或许是受处士叔的早期教育思想影响，又或许是李商隐早年就有着不入仕途的打算，也或许是“古文运动”领袖中多是事佛信道之人，这种避世退隐的思想在其后的人生轨迹及其诗文写作中均有闪现，科举失利、人生不顺利时，幕罢职虚、穷途末路时，妻子亡逝、离家弃子时，失意的人生经历中，他无数次在入仕与退隐间反覆，在儒家治世的惨败现实面前，只能以道家自然任性、佛家修心养性的向内输入中寻找心灵的慰藉。
早期教育及家学渊源的影响，李商隐对古文写作有着深厚的感情，这里包含着对父亲及叔父教育之功的肯定及家族风尚的延续。十六岁以前，李商隐未曾接触过“今体”，其接触的师者、友人多是与处士叔交往甚密的名流。或许是经处士叔在世时结识的那些名流推介，李商隐得以结识令狐楚、白居易、刘禹锡等一批名儒，这些人既是骈文写作高手，也是古文运动的亲历者，白居易、刘禹锡都曾是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队伍中的重要人物，故以古文相交。以此推论，李商隐与这些人成为忘年友人，也不是不可能;他的古文作品也并非仅有《圣论》《才论》两篇，应该还有很多，可惜均已散佚。即便是跟从令狐楚学习骈文章奏之时，他对“古文”的写作也从未中断过。从现存古文写作时间来看，其骈文写作白开成年间，至人生走向末路的大中七年，均有古文作品产生，其古文写作几乎贯穿一生。
三、李商隐由古文转为骈文写作原因
大和三年（829），处士叔弁世，作为家中长子的李商隐，不得不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献赋近加冠之年，号非才子。”（《上令狐相公状一》）李商隐以诗赋干谒令狐楚，从此与“今体”章奏结下不解之缘。朱鹤龄《愚庵小集》中为《新编李义山文集》写序时说：“义山老于幕僚，故其集章奏启牒较多。”[3]144李商隐后半生所作几乎全是骈文，这与处士叔的最初教育相悖，与他最初为文理想相去甚远。造成这种相悖相离的情状，原因有三：其一，解决生活贫穷问题是他从事“今体”写作的直接动因。处事叔去世后，义山要承担的不仅是养家糊口，还要承担起家里年幼弟弟妹妹的教育和养护责任，“樊南穷冻”可谓义山一生经济境况之精确描述，否则，不会变志在古文的初衷，章学诚叹其“有志古文，穷移其业”[4]70。若是衣食无忧，或许会成为晚唐的古文大家。其二，晚唐古文势微、骈文复兴，是李商隐尝试以仕途举业、从事骈文写作的文学背景。他早期教育中受处士叔“未尝一为今体诗”的影响，并未接触“今体”写作，而令狐楚正是“今体”写作高手，他本人也是通过骈文章奏起家的，以骈文章奏才能得到唐德宗赞赏，彭阳章檄“每一篇成，人皆疯传”[5]5089，因此，能够得到令狐楚赏识，跟从令狐楚学习“今体”写作。这对于不擅长“今体”的李商隐来说，是人生幸事。其三，恢复族业以及令狐楚的言传身教，是义山从事骈文写作的內心渴望。虽然他早期受教于处士叔时，深受处士叔隐士思想的影响，但其内心也深受祖辈“以经业得禄”和家族从仕经历的影响，“曾祖讳某，皇美原令。祖讳某，皇安阳县尉。父讳某，皇郊社令。”他曾无奈的慨叹“山东旧族，不及寒门”，但内心仍是极其渴望恢复族业威望的。结识令狐楚后，“每水槛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徵于继和，杯觞曲赐其尽欢。委曲款言，绸缪顾遇。”令狐楚对待他如同己出，为他提供生活所需，教他经世致用的骈文章奏。令狐楚调任太原幕前，已将章奏之法传于李商隐，所以他人华州崔戎幕时，其职务从最初入令狐楚幕时的巡官升为掌章奏，说明他骈文写作已逐渐成熟，其内心对“今体”写作带来的现实意义更加认可，令狐楚对李商隐如师如父般的恩遇，让他内心充满感激，他渴望成为令狐楚那样的骈文大家，希望通过骈文写作跻身仕途、重振旧族。
父亲和叔父的早期教导，为李商隐古文写作打下了深厚基础，也为李商隐日后从事骈体公文写作积累了资本。 四、李商隐对待古文与骈文之态度及其文体观
李商隐古文写作虽未在《樊南四六》甲、乙两集中提及，但他的两部文集的序文均是以古文写成。显而易见，相对“非平生所尊尚”的骈文而言，他对古文的态度是崇尚的，也是白以为骄傲的事情，善于写作古文是李商隐走上幕府生涯的敲门砖。李商隐以古文成名，却以骈文谋生，在习作骈文的过程中，义山骈文作品也没有忘记古文创作的初心，以古文为骈文集作序，起到了提纲契领的作用。
在不得不选择骈文写作的现实背景下，主动自觉的对其进行改造和革新：既保留了六朝骈文的形式技巧之美，又去除其华而不实之风，深于情、长于理，华实相扶，文质彬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点评李商隐骈文：“李商隐骈偶之文，婉约雅饬，于唐人为别格。”[6]603“雅饬”与“别格”显然是不同于一般骈文典故堆砌、华丽浓艳以及辞藻繁缛特点的，李商隐是在古文写作的引领下开展骈文写作的，因此，他的骈文没有停留在六朝骈文固定的套路，相较那些极力摒弃骈文流弊的唐代文人，他在写作上并未全盘否定骈文，而是将其“好对切事，声势景物，哀上浮壮，能感动人”的优势继承发扬，最重要的是秉承古文写作恢复雅颂正声的一面，故而有“雅饬”之称，这是其有别于他人的重要因素，在写作基调上远超越他人。
唐代中后期，文人因刻意避开骈文流弊，反而走进古文写作艰涩难懂、晦涩难懂的苑囿。韩愈文章中，就有一些作品是为了追求新奇脱俗而写，他在《上兵部李侍郎书》明确表示：“凡白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2]143所谓“奇辞”就是“古文运动”提到的“词必己出”“惟陈言之务去”文字生涩怪奇是韩愈一派的整体风格。“奥旨”则符合韩愈对经义进行深奥怪奇之理解，其作品语言风格也多是如此。韩愈较为推崇的元结，其散文作品也与韩愈路数相近，内容上偏于古奥艰涩，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论元结《元子十卷》云：“大概六代以还，文尚俳偶。至唐李华、萧颖士及次山辈，始解散为古文。萧、李文尚平典，元独矫峻艰涩，近于怪且迂矣。一变而樊宗师诸人，皆结之倡也。”[7]369虽然樊宗师文章词句艰涩古奥，但韩愈依然极力推赏，在韩愈看来，奇崛就是去陈言，求新变，即便读不懂，依然是符合“古文运动”的要求的，是值得推介的。韩愈赞美樊宗师的独出新意，“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南阳樊绍述墓志铭》）[2]540认为樊宗师文章“善为文章，词句刻深”（《与袁相公书》）[2]222，皇浦浞是韩愈的嫡传弟子，《四库提要》评其文章，认为词句之“奇崛”与韩愈相近。古文怪涩之风愈演愈烈，发展至后期，过分狭隘的追求怪奇和艰涩，导致古文写作从形式到内容都走到无路可走之境地，其势微已成必然趋势。
处士叔弃世后，李商隐对古文的习作多是来自对他人作品的研习和推敲，韩愈及其倡导的“古文运动”对李商隐的古文写作是有一定影响的。韩愈是李商隐古文写作中只见其文、未见其人的较为崇拜之人，长篇诗歌《韩碑》对韩愈《平淮西碑》一文极为推崇。韩愈较为推崇的元结、李贺、李翱等作家，都是李商隐十分欣赏的作家，他在自己的古文作品中也分别以写序、作传等方式向韩愈一一致敬。其作品中“陈言务去”“不平则鸣”都为李商隐吸纳并运用到具体作品中。葛晓音认为韩柳古文愤世嫉俗、抒怀明志，晚唐以后并不多见，但李商隐早期写给令狐楚、崔戎和陶进士的三篇书文，都充满了怨愤不平之气，与韩柳语气相近，所述均非一般文人敢作为之观点，董乃斌将此三篇与韩愈古文相较，认为三篇文章“表现i斗I韩愈式的议论纵横、言辞犀利和悲愤激越等特色。”[8]120《上崔华州书》说道：“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便与韩愈“陈言务去”一致。《献侍郎钜鹿公启》提出的“属词之工，言志为最”，则与韩愈“文以明道”相应。韩愈《原道》开篇即云：“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2]13李商隐将此句进行了推演.在《断非圣人事》一文中将“行而宜之之谓义”进行发挥。《李贺小传》采用传记和小说结合的文体模式，文章以李贺之奇异人生为线索，对李贺生前才华未得到充分发挥却英年早逝深发感慨，“呜呼，天苍苍而高也，上果有帝耶？”怨天帝奪走李贺生命，对其大声控诉之口吻恰是对韩愈之“不平则鸣”的为文态度的实际践行。
李商隐的古文写作并没有像多数“古文运动”的追随者那样，简单的对韩柳进行模仿式写作，曲解了韩柳古文变革的精神实质，从而误入艰涩古奥之境地，势必导致此次运动的失败和衰落。李商隐的古文作品虽然不多，但他在古文写作中始终保持着独立清醒的头脑，“直挥笔为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古文文体的把握始终坚持雅颂正声的初衷，以其清醒的认识表达了对道统、仁义、圣贤等的看法，其理论的核心仍然是文以载道、明道。对于文道之关系，李商隐没有停留在肢解韩愈古文句法、潜心于析句造词上，而是对韩文的个别字句加以引申发挥，从而形成特有的文道观。关于“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他所持态度是“常悒悒不快”，退而思之，认为“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在李商隐看来，自己坚持的一己之“道”与周公、孔圣之“道”都是“道”，周公、孔子虽被奉为圣人，但道并非他们独专，是众人都能享有的。所以，他说，“愚与周孔俱身之耳”，这与庄子《齐物论》中“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的观点相近[9]66，也与荀孟之“涂之人可以为禹”“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一致，李商隐认为“道”如同庄子所说的万物齐一理论，是众人都可以拥有的，包括自己。韩愈一派后期的支离，笔者认为与内部信仰的不统一有关。李商隐对韩愈的崇拜不盲从，不随大流的最主要原因也在于此。韩愈的文道观里，力排佛、老，其《论佛骨表》即是写给唐宪宗的表文，以“佛不足事”为核心，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后因谏迎佛骨被贬潮州，他的宗旨是要推行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教义;而李商隐的思想体系中，儒家教义并不是排在第一位的，李商隐年轻时有玉阳山学道的经历，年老时又有遁入佛门的打算，他的思想里是兼宗百家之思想为己用，形成个人独有的一己之道。所以，李商隐的道并非韩愈以儒教为宗的道，他坚持的是与儒家之道并行的一己之“道”。这种思想还体现在大中三年李商隐为元结所撰文集后序中，序言云：“论者徒曰，次山不师孔氏为非。嗟嗟，此书可以无书。孔氏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师之邪”。世人以元结不师孔子为非，李商隐叹“此书可以无书”，这种思想源自《孟子·尽心章句下》“尽信书，不如无书”的理论，原指读书要善于思考，不能一味的相信史书，要有质疑的治学态度。李商隐此处是借典故讽刺那些没有独立思考的人，他认为孔子固然是圣人，但并非世人都要奉他为师，也并非每个人都要追随他，何况元结呢？
相较韩愈，李商隐的道有任性、任心的层面，这种任性随心的思想，在诗文中的体现，要么狂狷、要么肆意夸大，比如，他说悲伤，“忍剪凌云一寸心”。这种任性随心又是一种超然，王蒙评“沧海与明珠有泪”时就说：“它又扩大又寂寥，又有一种超然。”[10]382李商隐受周孔儒家之教多年，整日浸染在儒家经典的藩篱中，但内心深处却深藏着反周孔之道而行之的思想，这样一阴一阳形成两个强烈的反差，这种内外驱力的对抗或许正是导致李商隐一生矛盾悲剧的内在原因。
从李商隐古文转骈文之写作经历来看，早期因父亲和叔父的教育之功，尊古重道，其文风犀利泼辣，议论时政敢言别人不能言，在晚唐古文式微的现状下，犹如山涧之清流小溪，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后期文风一改前期犀利之笔锋，逐渐转变为悲伤哀怨，与古文势微以及自身对骈文的主动改造有关。早期写作观念在大量的骈文练习中，不断隐退，逐渐消退，这种不得已在其文章中的体现正是其跌宕起伏人生之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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