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救政治之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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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苏轼的《转对条上三事状》主要针对北宋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提出了三条谏言——君主应开张圣听，以防壅塞;以才选官，解决官冗之弊以及再议改革贡举制度。苏轼具体分析了宋朝当时的政治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关键词：苏轼 《转对条上三事状》 赏析
　　苏轼（1037-1101），字子瞻，眉州眉山（四川眉山）人。苏轼一生官途坎坷，经历“乌台诗案”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神宗病逝后，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启用司马光为相，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恢复旧制，旧党人士被重新启用，苏轼也以礼部郎中之职被召还朝。
　　熙宁二年（1069）十二月，苏轼上书：“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仁宗時期，宰相权势过重，为防宰相擅权，皇帝利用“耳目”监视近臣。但台谏并非都是贤能，他们在履行职责时，不免争强斗胜，甚至在党争中从“人主之耳目”演变为“大臣之私人”，成为新旧党争的催化剂，因此，台谏之言的价值可想而知。与此同时，冗官问题也是宋朝统治者面临的又一大难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统治者几番改革都未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一直延续到元祐年间都没有彻底解决。
　　元祐元年（1086），苏轼还朝不久，即从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升到翰林学士知制诰。此时正值朝代更替之际，新旧党争愈演愈烈，宋朝的政治危机越发显现出来。根据惯例，宋代臣僚每隔数日，便要轮流上殿指陈时政得失，谓之“转对”。于是，元祐三年（1088）五月，苏轼上朝转对，针砭时弊，并提出相应的措施供皇帝参考，这篇公文便成于此时。
　　台谏是御史台和谏院的合称。自秦朝到唐朝，御史台都是独立的监察机构，唐朝又在御史台之外，另设谏院，直言君主过失。北宋则开始设置专职台谏。自此，台谏成为“人主之耳目”，君主对天下之事的洞悉皆出于这十余人，宋哲宗也不例外。自哲宗即位以来，“惟执政日得上殿外，其余独许台谏官及开封知府上殿，不过十余人”。苏轼认为此种做法实在不可取。一是天下之大，世事之变，并非这十余人所能详尽;二是若这十余人并非贤良，不以实告，君主耳目闭塞，是天下之大害。
　　对于台谏制所造成的弊病，苏轼劝谏君主必须开张圣听，广言纳谏，除台谏、开封知府外，亦许其余群臣请间奏事，并主张恢复祖宗旧制。在当时的背景下，苏轼所提出的解决措施，确实有他的实践意义。古往今来，历代明君无不主张广言纳谏，古有邹忌讽齐王纳谏，臣子有为主尽忠之心，君主理应悉心听取。再加上台谏势力日益壮大，甚至成为新旧党争的催化剂，如今新政在行，于政局稳固不利。
　　台谏制的问题不容小觑，而选官制度也是宋朝统治者面临的又一大难题。苏轼说：“自近世以来，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也。”宋朝时名器爵禄，出之太易。真宗景德、祥符年间，官员9785人;仁宗皇祐元年17300人;英宗治平年间24000人;徽宗政和年间43000人;宣和元年48377人;哲宗时期，人数继续猛增。宋朝官员人数之多，实为历朝之冠。究其原因，一是机构重叠，政事不治。“今吏部一官阙，率常五七人守之。”可见，宋朝行政机构臃肿，一官而数人居之，一事而数人治之。由此，不但财政支出不断增加，而且官员之间相互推诿，不干实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行政效率低下。二是宋朝选拔官员的制度不合理，“每一次科场放进士诸科及特奏名约八九百人，一次郊礼，奏补子弟约二三百人”。从正规的科举制度来看，太祖之时每年平均取进士、诸科共20人。到仁宗朝，平均为234人，百年间增加了十多倍，哲宗之时更盛。此外，还有恩荫补官的官宦子弟，司马家族便因司马光父子而得以入朝为官。再加上特奏名制，这些都导致了冗官问题。
　　冗官之弊日重，选官制度的不合理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苏轼谏言君主要以才选官，不图虚誉，效法诸葛亮、陆贽，“威之以法”“限之以爵”。苏轼此言合情合理，科举制度建立之初，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官员选拔的公平性与合理性，使得寒门士子也有出仕的机会。而如今所行的恩荫与特奏名之制，更倾向于贵族子弟，与当初的愿望背道而驰。君主有宽慰贤臣之心，恩泽士人之意，但也不可为笼络人心而罔顾江山社稷的利益，才能才是选拔官员的最重要标准。
　　苏轼时任礼部贡举，为改革贡举制度，以缓解冗官问题，他再次提及自己曾经所述的裁减官员之法。苏轼一心想要裁减官员，又担心此举会招来怨怼，不行此法，又不能去除积弊。因此，苏轼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对受恩荫的官宦子弟的才能以及年龄做了进一步的限制。这样既使得官员数量有所减少，又不致损害到贵族子弟的根本利益。
　　苏轼的这项措施一直未能实行，苏轼私下以为哲宗即位之初，不愿行约损之政。如今哲宗已执政四年，冗官的问题日益严重，改革势在必行，因此恳请哲宗早日改制。苏轼此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项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冗官问题。冗官之弊，由来已久，要想解决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元丰年间，宋神宗就曾进行过“元丰改制”，改制的内容涉及罢去重叠机构，制定新官品位、任期、章服以及补荫之制等诸多方面。此番改制在某些方面有一定成效，但并没有彻底解决冗官的问题，甚至有增炽之势。可见，改制并非易事。苏轼时任礼部贡举，所以他首先从改革贡举制着手，但造成冗官的因素十分庞杂，苏轼的谏言只考虑到其中的一个方面，必然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
　　苏轼的三则谏言看似论述了三件不同的事，但三者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宋朝的冗官问题日益加重，苏轼深明其中的利害。于是作为礼部贡举的他，首先将矛头指向了贡举制度，希望通过改革贡举制进而解决冗官问题。苏轼曾为此多次上书谏言，却受到多方阻难，文书屡次三番被扣压，未能呈递给君主。这也促使苏轼谏言君主效法祖宗之制，开张圣听，广言纳谏。
　　苏轼的公文独具匠心，除了有丰富的内容外作为支撑，技巧的运用也让文章增色不少，在这篇公文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对比。这是这篇公文当中最突出的一个写作技巧，作者在文中多次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在表述台谏制的弊端时苏轼说：“祖宗之制，自两省两制近臣、六曹寺监长贰，有所欲言，及典大藩镇，奉使一路，出入辞见，皆得奏事殿上。其余小臣布衣，亦时特赐召问。”“臣伏见陛下嗣位以来，惟执政日得上殿外，其余独许台谏官及开封知府上殿，不过十余人。”苏轼将祖宗之法与现行之法进行对比，通过二者结构和数量的对比，突出表现了祖宗之法的合理性和优良性，为改革台谏制、效法祖宗之制这一论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而在论述如今科举取仕太多时，苏轼也采用了对比。“伏见祖宗旧制，过省举人，御试黜落不少”，“而近岁流弊之极，至于杂犯，亦免黜落”，这两句形成鲜明的对比，将祖宗之时的科举制度和近年来的科举制进行对比，突出表现了近年来科举制度过于宽松，取仕太多。
　　（二）运用数据。运用数据也是本文较为鲜明的一个特色，数据的合理运用能够使读者更直观地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观点，增强文章的真实性和严密性。在指出宋朝科举取仕的弊端时苏轼就列举了具体的数据：“每一次科场放进士诸科及特奏名约八九百人，一次郊礼，奏补子弟约二三百人。”通过数据来表现特奏名制度和恩荫制度取仕之多。运用数据的另一优势就是可以使表述更为严密。关于如何解决取仕过多这一问题，苏轼说：“每遇科场，随进士考试，武官即随武举或试法人考试，并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内已曾举进士得解者免试，如三试不中，年及三十五以上，亦许出官。”苏轼以详细具体的数字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将自己的主张落实到各个细节，这样的论述有利于增强语言的逻辑性和严密性。
　　（三）反问句。作者在文章中多次使用反问句，加强语气，从而将原本已经确定的观点表现得更为鲜明、强烈。苏轼在论述台谏制的不合理时说：“若此十余人者，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实告，则陛下便谓天下太平，无事可言，岂不殆哉！”苏轼用反问句加强语气，使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更为强烈，这就是反问句相较于陈述句的优势所在。在劝谏皇帝广言纳谏时，苏轼也运用了这一技巧：“而况天下事有不可以书载者，心之精微，口不能尽，而况书乎？”这一句中，苏轼用反问句突出了台谏制存在的问题，表达了君臣间加强沟通的重要性，个人色彩鲜明。
　　苏轼作此文之时，正处于新旧党争之中，此番谏言在朝堂上也并未得到极大的回应，但不可否認的是苏轼的这篇公文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从内容方面来看，他洞悉全局，对宋朝所涌现的政治危机有了一个清晰而准确的把握。他指出台谏制的弊端，劝谏皇帝效仿祖宗之法，广言纳谏。对于宋朝的冗官问题他也有深刻的认识，并规劝以才选官，不图虚誉，遗憾的是他所提出的措施碍于他的身份地位和时代背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值得重视的是，苏轼在文中所反映的宋朝的政治问题，在现代的政治制度当中并不罕见。所以决策者完全可以将苏轼反映的问题与现代的政治问题有针对性地对应起来，借鉴苏轼所提出的合理建议，解决当下的政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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