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万箭穿心》中的“性倒错”所导致的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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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小说《万箭穿心》的两位主人公李宝莉和马学武在家庭关系中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性倒错”的特点，在当下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中，两位主人公性格上所具有的，在社会意义上的性别错乱的特征必然会导致他们无法摆脱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方方《万箭旁心》 性倒错 生存困境 社会性别
　　五四运动期间女性主义思潮的引进和改革开放时期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再次兴起，使得中国传统的女性意识发生了根本转变，女性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上考量，人的自然性别不等同于社会性别。社会学家依据人在社会活动中的职能与作用，从非生理的角度把人区分为广义上的男女，这就为社会上所存在的“男人女性化”和“女人男性化”的现象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而作为社会性别中的女性角色却依然会处于弱势地位，方方的《万箭穿心》正是一篇反映这类女性问题的小说。它被称为女版的《活着》，于2007年首度发表在第5期的《北京文学》上，后又被《小说月报》和《中篇小说选刊》相继转载，并荣获了“百花奖优秀中篇小说奖”，是“最能代表其写作特点的也较出色的一部”作品，方方也将这部小说列为作家本人“最愿意向读者推荐的作品”。
　　小说以20世纪90年代的武汉为故事背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初期，人们“崇高的信仰”已经崩塌，思想观念也由对“唯物主义”的迷信转变为对“唯物质主义”的迷恋，一种颇具现代主义特征、以物质利益为衡量标准的阶层分化业已初具规模，它反转了从前阶级的内质，颠覆了过去斗争的形式。也许是在这一系列转变的潜在影响下，作者自然而然地将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李宝莉赋予复杂且矛盾的性格特征，并且将这种矛盾贯穿于她人物形象的始终。比如她没有什么文化，却对大专毕业的马学武“除了佩服还是佩服”;她从事着一个月三四百块钱卖袜子的工作，却看不起操作电梯的女工;她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依赖马学武，却不允许他对自己的意志有丝毫的违拗;她有意识地要维持家庭的完整，却在无意识间逼迫马学武走向极端，从而落得了一个众叛亲离的下场。我们自然不能把女主人公的种种矛盾表现简单地归结于西方女权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透过她这种复杂且矛盾的性格，我们可以深入观察到其存在本质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这便是李宝莉在社会性别上的错乱。
　　有的社会学家对人的社会性别的属性特征做出了区分，“强壮、进攻性、支配欲望、实证性”是“男人”的一极，“柔弱、被动性、服从欲望、艺术性”则是“女人”的一极。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会成为完全符合上述社会性别中的“男人”或“女人”，这种区分主要目的是明确了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分工以及行为模式。假如我们用这种社会性别来分析小说中的人物，便发现其中所表现出的无意识状态下“性倒错”的现象十分明显。
　　在传统的两性关系或是家庭关系中，女性往往将美貌视为最重要的资本来换取想要的优越生活，性吸引便是她们俘获男人最有效的手段。这一点在小说的开始便有很好的展现，李宝莉感慨马学武帮她转了运住上了新房，当万小景劝告李宝莉要对马学武好一点的时候，李宝莉满不在乎地说：“被窝里！这个王八蛋喜欢什么我清楚得很。”不可否认，李宝莉是个漂亮的女人，年轻时追求者甚众，更要命的是她还具有一种出身于大城市的心理优势，自然地认为和其貌不扬且来自于农村的马学武的结合是一种下嫁，马学武“应该好好地珍惜她才是”。她懂得如何充分利用自己所具有的美色和性吸引力，然而她并不能察觉到马学武内心世界的情感需求。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意识以及天生强势刻薄的性格，使得其在家庭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不管是在与马学武的相处中，还是在对儿子马小宝的管教中，她都强迫他人要俯首于她。虽然“拼力气打架她不如马学武”，但是她会掐得马学武颜面无存。这就意味着李宝莉是家庭关系中实际话语权的掌控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扮演了一个男性角色——具有进攻性、支配欲望强烈，而且还很会“打架”。
　　然而李宝莉的强势并不能代表她自身的强大。王澄霞在《女性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中认为“女性自身的独立性和事业上的进取心明显不如男性”，“她们进取心和事业心的不强是影响自身发展的主要原因，而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社会观念中的‘性别角色定位”’。“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更多女性自觉或半自觉地重新退回到对男性的依附地位上去，根本原因不在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形态对女性的诱迫，而是因其自身能力不足，在与男性的比较中竞争不过。”只有小学学历的李宝莉缺少文化素养和职业技能，从事着“纯粹是打发时光”的工作，在经济上依靠马学武过上了小康生活。她认为“一个人能做事爱做事，是她的运气，一个人总能被家里人喜欢和欢迎，是她的福气”。由此可见，李宝莉在社会关系中依然还是个弱者，她把持家当作最幸福的事，并试图从这种幸福感中体现出其女性身份的价值。可是李宝莉这种社会性别上的错乱非但没有被家里人喜欢和欢迎，反而给丈夫和儿子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小说中的男主人公马学武是一个颇能让读者同情的角色，他一出场就是一个在家庭中挨骂受气的人物形象。文中对于大专毕业的他为什么会选择只有小学学历的李宝莉没有做出说明，不过细想起来不外乎两点原因：要么是垂涎于李宝莉的美色，要么是想利用她城市户口的身份。也许他对于李宝莉单方面的感情基础并不怎么牢靠，所以当激隋渐退，又要每天面对李宝莉没完没了的情感宣泄的时候，他开始反思：“这个婚姻带给他的是幸福多呢还是痛苦多？”促使他想要做出改变的是那些在社会地位上远远不及于他的搬家工人的嘲讽，他不想过得“比条狗都可怜”。马学武是厂办主任，有一定的权力和地位，然而他在家庭关系中扮演的却是一个女性角色——柔弱、被动，具有服从性，同时还热衷于对通俗文学作品的鉴赏。作为一个自然性别上的男性，马学武在家庭关系中性别上的错乱是他痛苦的根源。在小说中他并没有被描绘成一个心理变态式的受虐狂形象，所以他就不会甘心于在家庭关系中处于唯唯诺诺的从属地位。他渴望的是妻子的尊重和理解，進而他渴望得到一个男人应有的尊严，就像其在社会上被其他人“尊重和理解”一样，他在社会上所具有的优越的地位时刻刺激着他在家庭关系中的男性意识的觉醒。为了摆脱这种痛苦的境遇，他鼓起勇气向李宝莉提出了离婚，并且愿意“净身出户”，可见其想找回男人尊严的决心是多么的坚决。当这一改变困境的方式陷入僵局后，他又选择了另一种有违伦理道德的方式——出轨。但是我们应该能体会到马学武的出轨只是想在其他女性身上找寻李宝莉所不具备的作为一个女性或妻子的温柔和体贴，以及作为一个男人尊严复归的满足感。 　　对于他的出轨任何人都可以对他施行道义上的谴责，包括他自己在内。在小说中他也的确是这样表现的。在李宝莉非常“大度地”把声名狼藉的马学武接回家以后，他是抱着一种感动和愧疚的态度在李宝莉面前“夹着尾巴做人”，对于李宝莉揭伤疤式的行为，他选择忍受，可是这种长期的折磨使他的心理产生了异化，连正常的性生活都不能完成，他几乎丧失了作为一个男人的信心。由于这种赎罪的心理，他在家庭关系中渴望男性尊严复归的意识就此不复存在了。与此同时，厂办主任的身份被撤，车间工人对他出轨的寻开心，都预示着他权力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下降，由出轨所导致的这一系列后果是对于他社会性别中男人身份的否定和打击。从这里开始，男人身份的逐渐丧失使得其在悲剧命运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终于，在他了解到李宝莉“大度”背后的“阴险狡诈”后，他对生活产生了绝望情绪，下岗的打击是压倒他生存欲望的最后一根稻草。马学武在遗书中所无法面对的事情既是李宝莉的阴毒和刻薄，也是他男人身份的丧失，他将自己所遭受到的不幸都归结于李宝莉对他的伤害，所以他一个字都没有留给李宝莉。可是马学武本可以在遗书中留下他的死因和一肚子的委屈来痛斥李宝莉的所作所为，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跳出文本，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安排是故事情节的需要，为李宝莉、马小宝以及公婆继续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做铺垫，也为李宝莉之后的悲惨命运做铺垫。回到文本，可能并不是因为对李宝莉的绝望和怨恨而对她不留一字，当马学武出轨后重新回到家庭生活，面对着李宝莉的尖酸刻薄，使他坚持下去的动力是其作为父亲的角色——马小宝的房间是他在家庭中唯一的避风港和心灵慰藉之处，这一切也许是出于对马小宝未来的考虑——不想让他再失去母亲。
　　我们可以将马学武的死作为小说的转折点，同时也是李宝莉命运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李宝莉几乎是一个施虐者的形象，为了寻求自己心理上的平衡和满足，她无意识地在家庭关系中肆无忌惮地宣泄着负面情绪，使丈夫、儿子和公婆都生活在她的情感垃圾中。当李宝莉听到马学武要和她离婚的消息后，我们才第一次从她身上看到了作为一个女人应有的恐慌、柔弱和无助的女性特征，让我们认识到她也有脆弱的一面。然而这仅有的一次脆弱表现更像是其女性意识的回光返照。在这场婚姻危机中，李宝莉一方面要遵从自己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了对马学武的依附意识——她本可以将马学武捉奸在床，却“理智”地选择了用计谋让马学武臣服于她而“永世不得翻身”。她不愿意放弃马学武是因为“这个男人像她荷包里的钱一样是属于她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强势的李宝莉不但将马学武视为可以受她支配的赚钱工具，而且她还未摆脱固有的依赖心理。
　　波伏娃认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玛丽·克劳福德和罗达·昂格尔合著的《妇女与性别》一书中，她们进一步指出男女之间的差异是由文化传统所塑造的。李宝莉作为一个自然性别上的女性，从小深受其母亲的影响，以她的母亲为榜样，试图遵循着中国文化传统所赋予的女性的职责和义务去塑造自己在家庭关系中的女性形象，这其中包含了李宝莉所珍视的三种身份，即妻子的身份、儿媳的身份和母亲的身份。她不愿意同马学武离婚，是因为她不想放弃妻子的身份;她勉强接纳了与公婆同住，是因为其被儿媳的身份所束缚;她愿意以儿子马小宝的需求为第一要务，是因为其母亲这一身份时刻使她保持着仅存的理性和克制。男权社会下传统的文化观念本应把李宝莉塑造成一个温柔、孝敬、慈爱的女性形象，然而这些女性特征与李宝莉本身所具有的强势刻薄的性格是相悖的，这就导致了她一方面渴望在家庭关系中去履行自己作为女性的责任与义务，另一方面又要在其强烈的主体意识下强迫他人接受自己不合格的女性形象。
　　然而李宝莉终究还是依次失去了这三种身份。
　　首先，对于马学武的死，李宝莉的反应是让人错愕的。在这里，我们几乎看不到夫妻间深厚的情谊，反而是人的自私自利以及相互之间的怨恨和心有不甘，以至于我们会怀疑他们的婚姻关系中是否包含过真正的爱情。当她“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心如刀绞，痛得好厉害”，但是她痛惜的并不是马学武的生命，而是连她自己也说不清的东西。这些“说不清的东西”在我们看来其实是她在痛惜生活从此没有了依靠，痛惜她竭力所维持的家不再完整，更痛惜的是她失去了传统的文化观念中所赋予她的“妻子”这个身份。她依旧缺乏反省意识，只认为马学武的自杀是一种懦弱又自私的表现，却认识不到自己对马学武精神上的折磨和施虐者式的行为。同时，李宝莉又表现出了坚强个性的一面，她认为自己就算“再累再难再委屈”，也要活下去，她有责任“陪那些需要她的人一起过日子”，她要承担起马学武遗留下来的责任。我们也应该看到李宝莉要坚守住她作为儿媳和母亲身份的态度是坚决和令人钦佩的。
　　其次，儿子马小宝在小说中是一个关键性人物。在马学武生前他充当了家庭关系中的润滑剂，虽然效果有限;在马学武死后，他的态度对李宝莉的悲剧命运有直接的影响。马小宝对李宝莉的怨恨几乎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年幼时的马小宝渴望父母的关注和赞赏，他儿时的幸福感只来自于马学武在教导他学习的过程中对他的夸奖。这是只会宣泄情感且没有什么文化的李宝莉无法做到的，她一生最大的心愿是马小宝成才，这是其心愿的表象，她真正的心愿是马小宝成才后自己未来的养老、享受以及幸福可以有所依靠，所以她对于马小宝的帮助仅仅是不打扰他的学习。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小宝虽然没有表现出“积极、温情的”恋母情结，但至少对于母亲的形象本来还是很有亲近感的——“小宝和妈妈”是儿时的马小宝最喜欢画的主題。然而李宝莉的一系列行为并不符合他对母亲形象的期待，更准确地说是马小宝几乎没有从李宝莉那里感受过母爱，从李宝莉将他送去跟公婆同住开始，母亲这个象征性的形象在马小宝的心目中就已经破灭了。他认为是李宝莉抛弃了他，这对于已经失去了父亲的马小宝的打击是深刻的。这样李宝莉又失去了她作为女人的第二种身份，即母亲的身份。至于后来在马小宝了解到马学武的死因真相后，对李宝莉所采取的近乎人性缺失的态度，更像是一种复仇，我们对马小宝的行为多少也能有些理解甚至是认可了。 　　最后，李宝莉和公婆的关系比较脆弱。从最初公婆来投靠马学武时，李宝莉激烈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出，她所排斥的并不是公婆的到来对她生活的影响，她真正担心的是公婆对于她在家庭关系中权力地位的挑戰。事实上，他们之间的确因为家庭中的话语权进行过交锋。马学武的父母具有浓厚的“夫权”意识，他们天真地认为这个家理应由姓马的说了算，所以公婆以本来就名存实亡的“夫权”作为斗争资本，而李宝莉以伦理道德为斗争资本，双方展开了权力的争夺与交锋，这就为他们脆弱关系的破裂埋下了伏笔。马学武死后，李宝莉在公婆面前有过两次下跪的举动：第一次下跪是为了履行她作为儿媳的义务而做出的表态，这其中包含着倔强和怜悯;第二次下跪则是为了赎罪和悔过，这其中包含了她寻求自我安慰的心态。然而李宝莉下跪的举动却并不能打动公婆，他们认为李宝莉对于马学武的死难辞其咎。直至李宝莉独自承担起家庭的经济责任，像个房客一样早出晚归，她的最后一种女性身份——儿媳的身份也在潜移默化中消失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小宝毕竟姓马而不姓李，这就使马小宝对马家人天然地产生了一种亲近感，这也是马小宝与李宝莉的公婆组成了马家联盟而排挤李宝莉的又一重要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失势的夫权在男权社会的支撑下对李宝莉进行的终极且致命的反击。
　　至此，李宝莉已经完全丧失了她作为社会性别意义上的全部女性特征。“女性为首的家庭比有男性挣钱的家庭沦为贫困的可能性要大很多”，身无一技之长的李宝莉为了满足家庭的经济需求，做着本应由男人从事的出卖体力的挑夫工作，为了马小宝的学费甚至去卖血，可是她的努力和行为并不能得到公婆和儿子的理解与同情，她在家庭关系中所具有的唯一作用只是一个麻木的赚钱工具。让人痛心的是李宝莉对于自己所处的状况丝毫没有察觉，她依旧认为自己是一个好母亲，是别人家的好儿媳，她依旧认为自己是家里的支柱，一家人都需要她，她依旧做着将来会母凭子贵的黄粱美梦。李宝莉的这种“自以为是”的意识是读者最初对她不认同的原因之一，现在又成为对她深表同情的原因之一。作者自己在谈到李宝莉这个人物形象时认为：“李宝莉是一个内心有大善的人，她虽然没有文化，但一直凭着生长的文化背景和民间传统所给予的直觉，守着做人的底线。”从这种肯定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想要突出强调的是李宝莉所经历的苦难与困境，而为了达到这种效果，作者特意将公婆及儿子马小宝做了一种非人性化的塑造和处理，这是这篇写实小说的不太写实之处，相比之下，电影对小说的改编比较成功。
　　“悲剧更多的是个人自我选择的结果”，李宝莉最后的出走依旧是其主体意识的体现，她没有像马学武一样选择逃避，也没有像她的朋友万小景一样为了优渥的生活而“忍辱负重”，而是在宿命论和报应说的慰藉下重新挑起了自己的求生之路。作者为李宝莉特意安排了一个不离不弃的建建，好像预示着李宝莉出走之后的生活充满了希望，然而，作为社会性别上的不男不女且缺乏反省意识的李宝莉真的能得到幸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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