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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言文,能帮助写作吗?

作者:未知

  摘要:白话文固然在历史的“推波助澜”下取得现代书面语言的领导地位,对教育的普及大有裨益,但是要让它成为形质俱丰的语文载体,仍有很多方面需要从文言中汲养转化。读文言文难,写好白话文也不容易。从阅读文言文到写好白话文,有很多功夫要下。最重要的功夫有两项,第一是诵读,第二是诠释。
  关键词:文言文阅读白话文写作
  “多读文言文,自然写得好白话文。”这话有道理吗?到底是有实证基础的经验之谈,还是未加反省的迷思?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厘清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关系,并且思索阅读与写作的关联。
  一、书面语与口语
  首先要建立一个基本概念:口说语言不等同于书面语言。言、文分离是汉语自古以来的现象,大家习称的“白话文”其实是指现代的书面语言,仍不是说话的直接记录,故称之“文”。讲现代,是与古代相对;讲书面语言,是和口语相对。口语和书面语不同,突出的差别在于书写语言具有比较强大的保守性,无论在词汇、句法或者篇章组织上,都较口语表达来得稳固。方言口语固然生动活泼,但是由于时间与空间的差异性,反而不如书面语言具有实用性。书面语本身不是自然语言,而是一种人工语言。这种人工语言,比口语更讲究表现形式的修饰及美化。
  《左传》引述孔子的话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谓“文”,就含有修饰、美化的意义。词语经过修饰,才可以传播得远。所谓“远”,可以兼指空间上的扩展以及时间上的绵延。自然语言具备在日常生活中实时沟通的实用功能,然而,书面语言更能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阻隔以传递信息,这样的实用功能也不容小觑。这样的语、文分歧的系统,确实在识字与学习的阶段需要花费较多的工夫,但是对于历史文化的深度传承,却是有帮助的。在这方面,文言文的地位更显重要。
  二、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内涵与功能
  文言文是指古代一种特殊的书面语文,它是口语的简省,同时又比白话文更富有修饰性。简省只能说明字词较口语更加简练,而修饰则进一步注重语言的质地内涵以及形式上的美感。字词的简练最早可能受到物质书写条件的影响,而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风格。也因此,文言文的抽象性较一般白话文更高,更需要刻意学习。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高度抽象化的书写系统呢?原来,汉字符号具备单音独体的特质,形成了同音词很多的现象,也就是相同的读音,可能对应多个不同形体的文字。这时候,仅靠听觉无法精准辨识,必须依靠视觉进行辨读。这也是在汉语系统中,书写以及文字格外重要的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工发展出一套共通的文字系统,便更加迫切了。文言文这种“用耳朵听不懂,但是用眼睛读得懂”的书面语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书写系统。
  再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无论方言如何不同,或者语言如何变迁,那些口语上的分歧并不影响书写系统的稳定。这当然也与汉字不是单纯表音的文字系统有关。中国文字可以离开实际的语言而表明意义。多语言、多民族的国家得以维系,就是因为有以这套汉字符号编织而成的文言文系统作为跨越时空的文化共同体的纽带。就个人的阅读理解与文化涵养这端来说,文言文是很方便的平台,可以突破古今音变与区域方言的影响,进行书面的沟通理解。
  以上讨论的重点不在于辨析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历史纠葛,也不在于评点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功过优劣,而在从汉语言基本特质的角度,稍微陈述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内涵与功能。将“文言文”和“白话文”相对应,只是方便的说法,这样的方便可能会让人误会它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文表现。实际上,文言文与白话文在词汇、句法方面固然有些差异,但是还不至于被视作两套平行的语言系统。使得两者无法截然分开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共享同一套书写符号,也就是汉字。语言文字是活的,口语、白话文、文言文之间也在不断地交融互涉。
  三、文言文之于现代的作用
  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与现代英语有距离,但却不是两套系统,其词汇、语法都有承继的轨迹可循。从语言及文化的角度来说,莎士比亚的作品代表了那个时代英语使用的高峰,因此成为文学与文化的重要财富。文言文之于现代也有这样的启发作用。文言文中的精华作品,积淀着文化中的养分,同时示范了汉语符号的表现力。学习文言文,不是在拾古人之牙慧,而是在汲取其中的养分,学习汉语既往的修辞表现可能。这些养分与可能,最后都将汇入自身的语文素养中,成为这个文化系统发展、创造的必要条件。
  所谓“修辞”,也不是空有框架的套语,或者堆砌辞藻,而是展现汉语言的表现能力。这样的表现能力有助于情感与思想的表达。文言文中积累的许多表现手段,对于现代文的写作者来说,无疑是丰富的库藏。
  作为新式书面语的现代白话文,经过了百年的演练与推广之后,已经取代文言文成为最通行的书面语言,由于它与口语的关系更为贴近,推动了教育的普及与知识的传播。這是汉语发展史上的大事,值得广泛关注与讨论。
  尽管如此,在这条语文的长河之中,白话文仍一直从文言文中汲取营养。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擅长白话文写作的名家,同样具备深厚的文言文功底。比如,鲁迅作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创作的先行者,写得一手好白话文,未尝不是得益于文言文的基本训练。倘若他的作品全以家乡的绍兴口语书写,恐怕真的会“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吧。
  当然,从上述例子不足以得出“不学文言文就写不好白话文”的谬论,但是却可以证明学习文言文并不会阻碍写作白话文。我甚至愿意进一步推测,这些大家能够写出清畅优美的白话文,与深厚的文言文基础脱不了关系。
  四、从文言文滋养出的白话文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铿锵有力地提出三大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些见解对今天的语文、文学教育都还富有启发意义。而上述见解句式整练,文气沛然,词语雅驯,若非其深得文言文之三昧,实不易发此论述。   在白话文运动之前,梁启超办《新民丛报》,评议时政,笔锋犀利而富含感情,语文的表现就是介于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这也证明文言文并不会妨碍情感与思考的表达。
  白话文初兴之时,周作人曾很敏锐地提出:“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的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两重的统制,才可能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他讲的“俗语文”就是现在习称的白话文。周作人也是自幼受旧学训练,亦通英语、日语、古希腊语。由其质量可观的翻译工作,可看出他从古典文献中吸收养分进而镕铸出白话表达的痕迹。因此,这段富有洞察力的见解十分值得重视。只是对于如何“杂糅调和”,没有进一步说明。
  比周作人稍晚的美学家朱光潜,从小上传统私塾,后来留学英法,白话文造诣也非常高。《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这篇文章,明确地指出“文言文的训练对写白话文还大有帮助”。请容许我比较完整地征引他的论述:
  较好的白话文都不免要在文言里面借字借词,与日常流行的话语究竟有别。这就是说,白话没有和文言严密分家的可能。本来语文都有历史的赓续性,字与词都有部分的新陈代谢,绝无全部的死亡。提倡白话文的人们欢喜说文言是死的,白话是活的。我以为这话语病很大,他使一般青年读者们误信只要会说话就会做文章,对于文字可以不研究,对于旧书可以一概不讀,这是为白话文作茧自缚。白话文必须继承文言的遗产,才可以丰富,才可以着土生根。
  一流的“白话文”能表现书面语言的严整优雅之利,而无枯涩造作之弊;能表现口语的平易活泼之利,而无轻浮冗杂之弊。从“语”到“文”之间,有许多值得琢磨的地方。白话文固然在历史的“推波助澜”下取得现代书面语言的领导地位,对教育的普及大有裨益,但是要让它成为形质俱丰的语文载体,仍有很多方面需要从文言中汲养转化。
  五、藉古练今的两项功夫
  读文言文难,写好白话文也不容易。从阅读文言文到写好白话文,有很多功夫要下。最重要的功夫有两项,第一是诵读,第二是诠释。诵读的过程中能渐渐从经典的文言作品中汲取丰富的词汇、灵活的句式,以及文气节奏。这里讲的文气节奏,完全没有任何神秘高深的意味,从语言认知的角度来说,就是让自己的神经熟悉各种语文变化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诠释。诠释的过程则是尽可能运用现代的语汇曲尽古典文本的内涵。这不仅是单纯、刻板地“以今言释古言”的训诂解释,也是透过现代白话文的语汇,诠释出古文的思想与情感。这实质上是语文的、情感的与思想上的淬炼。同时,琢磨了文言文的内涵,也延展了自身运用白话文的能力。总之,所有的努力最后都会在我们对于汉语文符号的掌握及体会中得以实现。
  最后必须强调,这是语文教师的当代使命。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在文言文中披沙沥金,将其中有价值的语文、文学及文化的足金传衍下去,用现代语言表述出来,让白话文的质地更加丰美。如果没有这样的自觉与努力,只是大声疾呼着“多读文言文,自然写得好白话文”,恐怕会被时下学子讥为“佛系作文教学法”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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