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激励方式与国有混企经营绩效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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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2012-2017年327家国有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对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国有混企经营绩效会随着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的提高而提高，国有混企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共同作用下的企业绩效会介于单一薪酬激励和单一股权激励作用下的企业绩效之间。
关键词：国有混企;高管激励;经营绩效
一、引言
国有混企，是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期望通过引入非国有资本，建立起符合市场竞争机制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新型企业形式。虽然国有混企引入了民间资本，但在实质上，国有资本仍掌握着混企中的大多数控制权和所有权。高管作为公司决策的制定者，对他们进行激励后，他们的绩效将会直接反映到公司经营绩效上来;对高管采取不同的激励方式，对公司绩效产生的影响是相差甚远的。进行高管激励方式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既为企业选择高效的高管激励方式提供指导，也能帮助企业完善激励机制，以达到提高企业绩效的目的。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高管的薪酬一般情况下是与企业的经营绩效挂钩的，即企业的经营绩效越高，高管的薪酬也就越高，而高管为了提高薪酬，其工作积极性也会大大提高，反作用于企业绩效。刘绍娓和陈超凡（2012）、沈鑫磊（2019）、乔宇轩（2019）的研究表明高管薪酬越高，企业绩效越高。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高管与企业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股东与高管之间的代理成本较高，而股权激励通过高管股份持有，使高管利益与公司绩效相连，减少代理成本，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崔益嘉、王传彬和赵晓庆（2013），卢轶遐（2017）分别从股权分置角度和管理层机会主义视角提出实施股权激励后的公司业绩要高于实施前的绩效，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正面作用随时间增强。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取、数据来源及模型
以国泰安数据库中2012-2017年的327家国有混企为研究对象，并对样本进行了筛选：（1）剔除了ST企业和金融企业样本;（2）剔除财务数据或相关连续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3）剔除高管股权激励及薪酬激励缺失或未公布的样本;（4）剔除高管中共同担任多个职务的样本;本文样本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巨潮网，主要采用Excel和SPSS24.0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二）研究变量设定
1.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本文以每股收益为被解释变量，并选取净资产收益率来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型分析。
（2）解释变量：本文将高管薪酬激励和高管股权激励作为解释变量。在参考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高管薪酬激励指标的衡量方式是取前三位高管货币薪酬总和的对数，高管股权激励指标的衡量方式是高管股权持有数占企业总股数比例。
2.描述性统计
通过描述性统计可知从被解释变量每股收益看，每股收益的最小值为0.00048，最大值为5.696，平均值为0.518，说明国有混企中，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营绩效差距较大。
从解释变量来看，薪酬激励指标中高管薪酬最小值为12.49，最大值为17.24，均值集中在14.495，说明国有混企中高管薪酬较接近于平均值，离散程度小，薪酬差距不大。股权激励指标中，高管持股比例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269，平均值为0.011，则说明国有混企中高管持股数普遍偏少，零持股现象普遍，企业将股权激励作为激励方式的长期激励不足。
3.相关性分析
通过相关性分析可知，国有混企中，高管薪酬激励与每股收益在0.01的置信水平下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且相关系数为0.78，显著水平较高，说明在一段时期内随着高管薪酬的增加，企业的经营绩效也会有一定的提高。高管股权激励与每股收益在0.01的置信水平下呈现正相关性，但相关系数仅为0.18，说明两者相关但关系不够显著。企业规模与每股收益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绩效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加。股权集中度与每股收益显著正相关，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033，说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的绩效也能得到一定提高。股权集中度与股权激励呈显著负相关，说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過高会影响高管的持股比例，高管的长期激励不足会对企业绩效有一定削弱作用。资本结构与每股收益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负债占总资产比例越高，企业的经营风险越大，其绩效也会有一定的减少。
4.回归分析
（1）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经营绩效。将高管薪酬激励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回归方程中，单独考察高管薪酬激励与国有混企经营绩效的关系，可知高管薪酬激励与国有混企每股收益的回归系数为0.224，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26，对应的显著性水平P值为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所以国有混企经营绩效与高管薪酬激励之间存在显著线性关系，在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每增加1单位薪酬，经营绩效就会提高23.7%，假设一成立。
（2）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经营绩效。将高管股权激励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回归方程中，单独考察高管股权激励与国有混企经营绩效的关系，可知，高管股权激励与国有混企每股收益的回归系数为0.404，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18，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T统计量的值为0.708，显著性为0.479，大于显著性水平0.05，所以国有混企经营绩效与高管股权激励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但不显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每增加一单位的股权激励，企业绩效就会提高1.8%，假设二成立。
（3）高管股权激励与薪酬激励共同作用下的企业经营绩效。通过因子分析，将高管股权激励指标与薪酬激励指标合并为高管激励指标，考察两者共同作用下的企业绩效，可知，高管激励与国有混企每股收益的回归系数为0.103，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53，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T统计量的值为5.981，显著性F为0，所以国有混企经营绩效与高管激励之间线性相关且显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每增加一单位的高管激励，企业绩效就会提高15.3%。由此可见，国有混企中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共同作用下的企业绩效会介于单一薪酬激励和单一股权激励作用下的企业绩效之间，假设三成立。 （4）全样本回归分析。薪酬激励、股权激励指标和每股收益之间的判定系数R2为0.219，调整后的判定系数为0.216，显著性F为0，表示该回归模型可以解释因变量21.9%的变异量且对模型的解释力达到显著水平。结合拟合优度对分析结果的判断，本文将通过显著性检验对模型的有效性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国有混企高管薪酬激励与每股收益的回归系数为0.225，显著性水平为0，表明高管薪酬激励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高管股权激励与每股收益的回归系数为0.117，显著性水平为0.834，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但不显著。通过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和横向对比，薪酬激励的标准化系数高与股权激励的标准化系数，说明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要大于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体现在长期上，短期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不如薪酬激励。
（5）稳健型检验。为了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定性和正确性，本文将净资产收益率替代每股收益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验证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由表可知，国有混企高管薪酬激励与净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系数为0.026，显著性水平为0，所以高管薪酬激励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高管股权激励与净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系数为0.309，显著性水平大于0.05，所以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正相关，但相关性不显著。根据以上结论，稳健型检验的结果与回归分析的结论一致，充分说明了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结论
本文从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两个角度出发，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以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我国国有混企的公司绩效与高管薪酬总数、持股比例这两个公司高管激励水平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得到结论如下：（1）国有混企高管薪酬激励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关系显著。高管的薪酬激励能够在短期内对公司绩效产生积极效果，提高高管薪酬能够在一定程度下提高企业绩效;（2）国有混企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正相关但不显著;（3）国有混企高管股权激励与薪酬激励共同作用下的企业绩效会介于单一薪酬激励或股权激励作用下的企业绩效之间。
参考文献：
[1]刘绍娓，陈超凡.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2（06）：74-76.
[2]沈鑫磊.高管激勵与公司绩效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9（01）：83-85.
[3]乔宇轩.主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与企业成长性的实证研究[J].财会学习，2019（14）：184-185+187.
作者简介：
袁紫薇（1997- ），女，湖南株洲人，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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