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雅”的无用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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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中的非功利性与功利性的两方面，分析短篇小说《受戒》的“淡雅”的艺术特征和时代特征，揭示其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淡雅;汪曾祺;功利性;非功利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受戒》写了在一个名叫庵赵庄的乡村小镇子里的平凡琐事，明海跟着舅舅到荸荠庵学当和尚“为业”，明海在庵里获得许多反常有趣的见闻，以及明海和农村少女小英子从淳朴友谊到萌生爱意的过程。文章没有很强的故事性，但凸显着极鲜明生动的人物个性，没有迭宕起伏的情节，但通篇饱含着纯朴诚挚的情感，显现一种“哲学的美”。“淡雅”是汪曾祺小说世界的一种艺术至境追求，更是他的武器。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是它不以功利为目的。在文学活动中，无论创作还是欣赏，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在创作和欣赏的瞬间一般都没有直接的功利目的性。在《受戒》里我们也的确感受到那一份“虚静”，在无功利的一瞬间发现事物最自然的美，发现诗情画意，从而进入汪曾祺的小说世界。
汪曾祺用他简洁细腻的散文诗笔触勾勒出风俗画，烘染出意境，《受戒》中的风俗画是透过明海的眼睛表现的——“过了一个湖。好大一个湖！穿过一个县城。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片的猪，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卖茉莉粉……”类似这种把风俗当抒情诗来写的手段使作品充满了意境。小说人物在这般情景下具有了鲜明而又淡雅的具体形态。《受戒》里的两个灵性人物明海和小英子之间的情趣画面和淳淳爱意更是融于画中，延于画外：玩铜蜻蜓，一个画花一个弄食……也只有那般秀丽淳朴的乡土山水方能孕育出这般透露率直无畏的灵性的眼睛——“大娘精神得出奇，五十岁了，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两个女儿……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景致与风俗、人物与灵性相渗透，融为上文的意境与气氛。正像汪曾祺自己所说的，“但我以为气氛即人物。一篇小说要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了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性格”，“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扑鲁鲁鲁飞远了”，这是淡雅至极的意境美;“你不要当方丈！”“好，不当。”“你也不要当沙弥尾！”“好，不当。”……“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要——！”这是淡雅至极的人性美。“我认为和尚也是一种人，他们的日子也是一种生活……七情六欲的感情人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就是以这么一种淡雅之气韵描写着琐碎的生活、普通的风俗、平凡的小事，使这一切皆散发着淡雅的人性美和人情美，饱含着对童心的追忆和回归原始的渴望。
（二）
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它虽不以功利为目的，却是有功利性的，而且有深刻的社会功利性。鲁迅说过，文学是“无用之用”，即文学意识的直接的无功利正是为了实现间接的有功利性。“创作是为人生的，为社会的，就是所谓的‘无功利’，实际上也是一种功利。”因此，我认为汪曾祺的“淡雅”也绝不是虚求纯美、言而无物的。相反，我倒觉得这是一种更“激愤”的言辞，更有力的控诉，是“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后更深层的对人性的呼唤。看似“无用”的淡雅的背后隐藏着极为有力的话语。
“受戒”是佛家用语，按佛家的解释就是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六不涂饰香鬘歌舞及观听，七不眠坐高广大床，八不食非十食，严守戒法，才能公德圆满，抵达彼岸的“极乐世界”。而《受戒》里的和尚却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受戒”在小英子和明海眼中也无非就是“领一张和尚的合格文凭”。他们都是佛门的不肖弟子，生缘未断，六根不净，但他们的情绪是乐观的，是入世的，是要需求真正人生的。文章结尾写明海和小英子飞快地划向的地方似乎才是现实生活中那真正的“极乐世界”。作者立足于佛门与人性之间的对立与联系，从健康的现实的人性和人情来否定佛门超脱的非现实的人性，表现了人道对神道的乐观的否定，是健康的人性对禁锢人性的宗教的嘲笑的叛逆。
作者写《受戒》的目的是功利的。他自解如是说：“我要 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我还有一点自信，我相信我的作品是健康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对于生活的信心的，这至少是我的希望。”正所谓“有益世道人心”，“淡雅”就是汪曾祺攻开人们心门的武器，将一切虚伪浮华击得粉碎。作者在那样的年代以“淡雅”之风格创造出《受戒》这样的作品，时代本身就赋予了它以深层次的功利性。正如作者写作的又一原因是“我们的文艺情况真是好了，人们的思想比前一阵解放得多了。百花齐放，蔚然成风，使人感到温暖”。更确切地说，汪曾祺是这一解放的实践者和先行者，《受戒》是验证和进一步推动解放的实载体。人们经历了无谓的残酷的争斗、人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苦难岁月后，格外需要精神上的抚慰，需要人性美和人情美的熏陶和愉悦。“淡雅”的“无用之用”是一只温和而强有力的手，它及时地伸向人心的最深处，把扭曲了的劳动人民的纯真感情重新袒露，把被迫位移了的人的躯壳带回人间，重新赋予人的灵魂。这是我国文学创作的发展开始奔向更广阔更开放更多样之时代的耀眼的闪光点。
（三）
有人批评汪曾祺的作品，说：“应该更多地去表现时代的 ‘风云’，而不应该太多地注意‘风情’;应更多地去写时代的英雄，揭示社会的重大问题等。”汪曾祺本人也说：“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对于这样的批评和自谦我有异议。文学一定要定义一种所谓“主流”吗？即便是有，它就一定是要写“风云”、写“英雄”的，偏离了就不是好作品，不是时代之需了吗？我认为这样的看法始终还是只看到了“淡雅”的“无用”（非功利性）的一面，而未透見其“有用”（功利性）的一面，始终是一种未开化的延续。“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梦的就是对故乡对童心的追忆，对淳朴率直的人性美的渴望，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不必受到任何的约束，甚者，作者是以“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去写这个梦的，体现了一个优秀的文学创作者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付诸实践的勇气。于今，在文学界已近乎无所不“破”，无所不“用”，若是再以前人那般不够“革命”、不够“主流”的论断置于这般以“淡雅”为戈的作品之上，便真的是愚昧的“受戒”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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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可人.戒不掉的五欲六情——读小说《受戒》后乱发的议论[J].北京文学，1981（1）.
作者简介：杨翊，女，1982年生，硕士，星海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评论与文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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