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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经历大学生情绪易感性对人际交往的影响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王申振 姚本先

  摘 要 留守经历大学生情绪及人际交往问题存在已久。本研究以留守及非留守经历大学生为被试,采用情绪启动范式探讨留守经历大学生情绪易感性特点及对人际交往的影响。结果表明:(1)留守经历大学生对中性人物面孔的喜好判断容易受到外界情绪信息的影响的程度显著高于非留守经历大学生;(2)留守经历大学生在接受了不同情绪启动之后更易出现趋避反应,且这种趋避反应的强度显著高于非留守经历大学生;(3)留守经历大学生情绪易感性水平显著高于非留守经历大学生。
  关键词 留守经历大学生;情绪易感性;情绪启动;人际交往
  分类号 B849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11.001
  1 引言
  留守经历大学生是社会发展时期的特殊群体,从针对留守经历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来看,留守经历群体的情绪问题检出率高于非留守群体(胡江辉, 李潜, 赵文健, 刘卫文, 汤梦娟, 2008;温义媛, 曾建国, 2010;杨曙民, 梁晓颖, 李建秀, 龚晓会, 2008;张莉华,2006;张仕琼, 2008)。情绪易感性为情绪感染过程中个体的情绪易被他人影响的特质(张奇勇,卢家楣,2013),是情绪与认知交互作用的产物,且认知水平的高低受成熟、物理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具有自我调节作用的平衡过程影响(Kimberly, 2006; Tower, 1996)。对成长过程中处于不利生活条件的留守经历大学生而言,相关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及应用价值,然而目前国内有关留守经历大学生情绪易感性的研究尚待补充。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众多研究表明青年时期是个体生命历程中情绪障碍发生率陡然上升的时期(Rutter & Angold, 1992; Forbes, Phillips, Silk, Ryan, & Dahl, 2011)。此外,还有研究发现,情绪及情绪调节方式影响着人际关系的好坏(李梅,卢家楣, 2005; 乔建中,饶虹, 2000;王莉,陈会昌, 1998)。在人际关系形成的过程中,情绪的合理表达和情绪体验的控制起着重要作用(Joseph, Carl, & Linda, 2004),情绪调节不良的儿童表现出较多的焦虑行为,更易遭到同伴的拒绝(Eisenberg, Fabes, Murhpy, Maszk, & Karbon, 1995)。情绪留守经历大学生存在较严重的人际交往问题(李晓敏,罗静,高文斌,袁婧, 2009; 李晓敏, 袁婧, 高文斌, 罗静,杜玉凤, 2010;徐振轩, 2018),但是鲜有关于留守经历大学生情绪易感性对人际关系影响的相关研究。
  根据农村留守经历群体发展的生态模型,留守群体与其周围的生态环境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动态的系统,在留守群体-留守环境这一整体的动态系统中,对经历的认知-情感加工作为影响留守儿童发展的保护性因素(赵景欣, 申继亮, 2010)。同时,留守群体发展中的保护性因素的效应可能具有群体特定性,这种群体特定性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固定下来,而这也使得对留守群体青少年群体的认知-情感加工的研究更有意义。
  因此本研究共有两个实验,实验一探究留守经历大学生情绪易感性及人际交往过程中喜好判断的特点,实验二进一步探究其情绪易感性對人际交往倾向的影响。通过研究他们情绪易感性特点及对人际交往倾向的影响,有助于开发和提升他们情绪调节、交往能力,克服消极情绪对认知的影响,并化留守经历为发展动力,对维护其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构建留守经历对其情绪易感性影响的作用路径,为高校留守经历大学生情绪易感性的改善及心理健康水平的管理提供实证依据和启示。
  2 实验一
  2.1 实验目的
  情绪易感性包含了人类两种最基本的心理机能:情绪和认知,而情绪启动这一实验范式与情绪易感性在心理机制上存在同构,因此本研究以情绪启动范式来考察留守经历大学生情绪易感性的特征以及留守经历大学生与非留守经历大学生情绪易感性有无差异。
  2.2 实验方法
  2.2.1 被试
  某大学在读大二至大四大学生40名,平均年龄22.15(SD=1.61)。本研究将16岁(包括)之前父母是否外出务工时间达到半年以上认定为留守经历,其中留守经历大学生21人,非留守经历大学生19人。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者矫正视力均达到正常水平,无色盲等。所有被试均自愿参加本次实验,在实验结束后会给予一定的被试费。
  2.2.2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2(被试特征:留守经历、非留守经历)×2(图片效价:积极图片、消极图片)的两因素完全随机实验设计。
  2.2.3 实验材料
  实验启动材料来自中国情绪材料情感图片系统(白露,马慧,黄宇霞,罗跃嘉,2005),从正性图片库中选取启动积极情绪的图片20张,愉悦度7.09±0.23,唤醒度6.32±0.04,优势度6.78±0.37;从负性图片库中选取启动消极情绪的图片20张,愉悦度2.17±0.49,唤醒度5.45±0.33,优势度2.73±0.52。积极情绪图片的愉悦度显著高于消极情绪图片F (1, 38)=1641.51, p<0.001, 但是唤醒度[F (1, 38)=1.59, p=0.22]和优势度[F (1, 38)=0.79, p=0.54]差异不显著。从中国面孔表情图片系统(龚栩,黄宇霞,王妍,罗跃嘉,2011)选取中性面孔图片20张用于被试进行喜好判断,其中男性10张,认同度79.73±8.20,强度5.71±0.20;女性10张,认同度84.36±8.51,强度5.85±0.23。   2.2.4 实验程序
  本实验共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问卷测试阶段,目的在于测量被试近1~2周的情緒基线水平;第二个阶段为情绪启动阶段,被试将接受积极或者消极的情绪启动,情绪启动通过20张带有情绪信息的图片实现,每张图片将呈现20次,此阶段将由默数次数任务来掩蔽真实的启动任务。具体实验流程如下:实验开始时,屏幕呈现注视点+(1000ms),接着阈下呈现积极(消极)的情绪启动图片20张,为充分启动被试的情绪,每张刺激图片随机呈现20次,每次呈现时间33ms,图片之间插入掩蔽刺激+(1000ms)。在情绪启动阶段,要求被试默数屏幕上闪过的图片以掩蔽真实实验目的。第三阶段为喜好评定阶段,此阶段开始时,屏幕呈现注视点+(1000ms),之后对出现的20张中性人物面孔图片进行喜好判断,其中1代表非常不喜欢,6代表非常喜欢,每张图片判断5次。最后阶段为预后处理阶段,该阶段将为被试解释实验真实目的,并为因实验处理而使被试情绪发生消极变化而道歉并消除不良影响。
  2.3 实验结果
  2.3.1 实验前被试情绪基线水平
  在进行正式实验之前,分析被试填写的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的得分以进行情绪状态分析,后对其进行方差齐性检验,显示其方差齐性。对其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两组差异不显著,负性F (1, 39)=0.07, p=0.795, 正性F(1,39)=2.43, p=0.127。
  2.3.2 反应时的差异分析
  以被试类型和情绪效价为自变量,反应时为因变量进行两因素方差分析。方差齐性检验表明两组之间不同质,F(1, 39)=0.92, p=0.048。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被试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39)=354.09, p<0.001, η2=0.91,即留守经历大学生在对中性人物面孔图片的喜好判断用时[M=1053.69, 95%CI(843.90, 1631.11), 下同]显著低于非留守经历大学生[M=4264.19, CI(3059.60, 6068.23);情绪效价的主效应不显著,F(1, 39)=1.835,p=0.184, η2=0.05。被试类型与情绪效价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1, 39)=1.04, p=0.314, η2=0.03。
  2.3.3 反应倾向的差异分析
  被试对中性人物面孔图片喜好判断不仅存在反应时差异,反应倾向的差异更为重要。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被试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 (1, 39)=95.20, p<0.001, η2=0.74, 即留守经历大学生在对中性人物面孔图片的喜好判断上[M=5.46, CI(1.02, 8.65 )]显著高于非留守经历个体[M=3.51, CI(2.02, 5.18)];情绪效价的主效应显著,F (1, 39)=1074.91, p<0.001, η2=0.97, 即接受积极情绪启动的个体在对中性人物面孔图片的喜好判断上[M=6.90, CI(4.01, 8.65)]显著高于接受消极情绪启动的个体[M=2.17, CI(1.02, 3.76)];被试特征和情绪效价的交互作用显著,F (1, 39)=354.78, p<0.001, η2=0.91。
  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发现,当被试类型为留守经历大学生时,情绪效价的简单效应显著,F (1, 39)=1405.93, p<0.001,η2=0.87,个体在积极情绪启动条件下的反应[M=8.27, 95%CI(8.18, 8.67)],显著高于在消极情绪启动条件下的反应[M=1.50, CI(1.22, 1.78)]。当被试类型为非留守经历大学生时,情绪效价的简单效应依然显著, F (1, 39)=92.47, p<0.001,η2=0.71,个体对于积极情绪信息的反应[M=4.59, CI(4.29, 4.89)],显著高于对消极情绪信息的反应[M=2.72, CI(2.46, 2.97)]。
  3 实验二
  3.1 实验目的
  先前研究表明,积极情绪效价的情绪启动会提高被试的探索,即趋向反应,消极情绪效价的情绪启动会提高被试的警戒,即回避反应。实验二旨在探究情绪易感性高低对人际交往的影响,即不同情绪效价的情绪启动能否影响被试在人际交往倾向判断的趋向、回避反应。
  3.2 实验方法
  3.2.1 被试
  某大学大二至大四大学生60名,平均年龄22.53(SD=1.62),本研究将16岁(包括)之前父母是否外出务工时间达到半年以上认定为留守经历,其中留守经历大学生31人,非留守经历大学生29人。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者矫正视力均达到正常水平,无色盲等。所有被试均自愿参加本次实验,在实验结束后会给予一定的被试费。
  3.2.2 实验设计
  同实验一。
  3.2.3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同实验一。其中,中性人物面孔图片在本实验中用于人际交往倾向判断。
  3.2.4 实验程序
  实验二除阶段三的评价任务改为对中性人物面孔图片的人际交往倾向判断外,其余与实验一完全相同。
  3.3 实验结果
  3.3.1 实验前被试情绪基线水平
  在进行正式实验之前,分析被试填写的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的得分以进行情绪状态分析,后对其进行方差齐性检验,显示其方差齐性。对其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两组差异不显著,负性F (1, 59)=0.24, p=0.627,正性F (1, 59)=0.01, p=0.960。
  3.3.2 反应时的差异分析   以被试类型和情绪效价为自变量,反应时为因变量进行两因素方差分析。方差齐性检验表明两组之间不同质,F (1, 59)=0.79, p=0.07。方差分析結果发现,被试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 (1, 59)=36.81, p<0.001, η2=0.40,即留守经历大学生在对中性人物面孔图片的人际交往倾向判断反应时上[M=1058.25, CI(688.65, 1586.70)]显著低于非留守经历大学生[M=1882.73, CI(710.38, 3817.34)];情绪效价的主效应显著,F (1, 59)=24.04,p<0.001, η2=0.30,即接受积极情绪启动的个体在对中性人物面孔图片人际交往倾向判断的反应时上[M=1115.45,CI(688.65, 2747,85)]显著低于接受消极情绪启动的个体[M=1798.04, CI(1036.56, 3817.34)];被试类型与情绪效价的交互作用显著,F (1, 59)=4.99, p=0.030, η2=0.08。
  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发现,当被试类型为留守经历大学生时,情绪效价的简单效应不显著, F (1, 59)=3.69, p=0.60, η2=0.06。当被试类型为非留守经历大学生时,情绪效价的简单效应显著,F (1, 59)=24.63, p<0.001, η2=0.35,个体对于积极情绪信息的反应时[M=1388.30,CI(1119.60, 1657.01)], 显著短于对消极情绪信息的反应时[M=2284.45,CI(2042.24, 2526.67)]。
  3.3.3 反应倾向的差异分析
  被试对中性人物面孔图片人际交往倾向判断不仅存在反应时差异,反应倾向的差异更为重要。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被试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 (1, 59)=31.24, p<0.001, η2=0.36,即留守经历大学生在对中性人物面孔图片的人际交往倾向判断上[M=3.66, CI(1.03, 5.95)]显著高于非留守经历个体[M=2.75, CI(1.40, 5.88)];情绪效价的主效应显著,F (1, 59)=483.18, p<0.001, η2=0.90,即接受积极情绪启动的个体在对中性人物面孔图片的人际交往倾向判断上[M=4.59, CI(2.49,5.95)]显著高于接受消极情绪启动的个体[M=1.86, CI(1.03, 3.13)];被试特征和情绪效价的交互作用显著,F (1, 59)=214.51, p<0.001, η2=0.79。
  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发现,当被试类型为留守经历大学生时,情绪效价的简单效应显著,F (1, 59)=694.40, p<0.001, η2=0.95,个体在积极情绪启动条件下的反应倾向[M=5.63,CI(5.40, 5.85)],显著高于在消极情绪启动条件下的反应倾向[M=1.28, CI(1.04, 1.53)]。当被试类型为非留守经历大学生时,情绪效价的简单效应也显著, F (1, 59)=26.02, p<0.001, η2=0.46,个体对于在积极情绪启动条件下的反应倾向[M=3.23, CI(2.97, 3.48)],显著高于在消极情绪启动条件下的反应倾向[M=2.36, CI(2.13, 2.59)]。
  4 讨论
  4.1 留守经历大学生情绪易感性特点
  实验一的结果表明,留守经历大学生在对中性人物面孔图片的喜好判断上,反应时显著低于非留守经历大学生,喜好判断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留守经历大学生。说明留守经历大学生对于人物面孔的喜好判断更容易受到外界情绪信息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个体行为水平,也表现在行为启动的时间上,即留守经历大学生相较于非留守经历大学生情绪敏感化水平较高,而这一结果也印证了前人的研究(韩黎,王洲林,张继华,吕林,王金霞,廖传景, 2017;李晓敏,罗静,高文斌,袁婧, 2009)。个体在接受了积极的情绪启动之后,对中性人物面孔图片喜好判断的得分上,显著高于在接受了消极的情绪启动的个体,且两者并无反应时间上的差异。这意味着本研究的情绪启动是较为成功的,能够成功启动个体的情绪并改变后续的行为(潘超超,周爱保,刘锦涛,谢佩,2018;闫丁, 2016;张焕焕, 2017)。对被试类型和情绪效价交互作用的分析结果表明,两者在反应倾向上存在交互作用,但在反应时上没有交互作用。对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发现,无论被试类型为留守或非留守经历大学生,情绪效价的简单效应均显著,表现为个体在积极情绪启动条件下的反应倾向显著高于在消极情绪启动条件下的反应倾向。
  实验二的结果表明,留守经历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倾向判断上,反应时显著低于、交往倾向显著高于非留守经历大学生。说明留守经历大学生在接受了不同情绪启动之后出现了趋避反应,且这种趋避反应的强度要高于非留守经历大学生。以往研究发现,留守经历大学生人际交往整体水平较高,具有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潜力,但认知不成熟,焦虑等负性情绪易形成人际交往的疏离(徐振轩,2018)。本研究结果也从实验层面佐证了这一结果。
  个体在接受了积极的情绪启动之后,人际交往倾向显著高于、反应时显著低于接受消极情绪启动的个体。柳恒超的研究表明,在呈现快乐面孔的条件下,被试对随后中性面孔的趋向反应显著高于呈现恐惧面孔的条件,但是快乐与中性、恐惧与中性面孔均未出现趋避反应(柳恒超,许燕, 2009)。这一结果与本研究部分不一致,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柳恒超的情绪启动材料为快乐、恐惧和中性,而本研究则采用了积极情绪(快乐、激动、幸福 、爱等)、消极情绪(死亡、恐惧、血腥等)启动材料,相对来说情绪启动程度更高,对被试情绪、行为的影响更为明显。
  对被试类型和情绪效价的交互作用分析结果表明,被试为留守经历大学生时,情绪效价在反应时上简单效应不显著,但情绪效价在人际交往倾向上简单效应显著。表明留守经历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能够受到积极或消极情绪的影响从而产生趋避反应,且无时间上的差异。被试为非留守经历大学生时,情绪效价的简单效应均显著,接受积极情绪启动个体人际交往倾向的反应时显著短于、反应倾向显著高于接受消极情绪启动的个体。这一结果也印证了前人研究(柳恒超,许燕, 2009;Caioppo & Berntson, 1999)。   4.2 相应的理论解释
  为什么留守经历大学生无论是对中性人物面孔的喜好判断还是人际交往倾向判断都显著高于非留守经历大学生?本文试图根据动机定向理论、情绪评价理论和社会支持理论来对此作出解释。
  Stark的动机定向理论认为,与个体生存密切相关的情绪效价不仅在心理加工过程中具有特殊地位,并且有可能是由特异化的系统进行加工的,这种特异化的系统是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能够快速、有效地加工情绪,使个体能够产生与当前环境相适应的功能性反应(Davidson, Ekman, Saron, Senulis, & Friesen, 1990; Lang, Bradley & Cuthbert, 1990;Strak & Deutsch,2004)。留守经历大学生由于长期处于身体、情感上的孤立状态,从而形成了对外界情绪信息高度敏感的特异化系统,这种系统产生的趋近(或回避)定向行为能够减少(或增加)与环境之间距离的准备状态,在知觉到外部情绪性信息之后,趋避动机定向通过自动化的联结激活相容的行为模式,快速地做出趨避反应。根据该理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不在于对中性人物面孔图片的喜好判断或人际交往倾向判断,而是因为情绪刺激得到了特异化的自动加工。
  情绪评价理论认为,刺激能否引起个体的注意取决于其是否符合个体的需要、目标等多种因素(Elsworth & Scherer, 2003)。留守经历大学生由于整体信任度水平较高,有维护人际关系的需要(徐振轩, 2018),因此有着较强去注意外界情绪信息的需要,并根据外界的刺激来不断调整自己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这一结果与前人关于积极情绪会促进个体对积极情绪信息的注意偏向研究相吻合(刘汉越,王艳梅,王振宏, 2015)。而非留守经历大学生虽然也出现了趋避反应,但是要显著低于留守经历大学生,这是因为非留守经历大学生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留守经历大学生(邓佳玲, 2016),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独立,较少依赖他人,较少受外界情绪信息的影响,因此产生这种差异。
  社会支持理论认为,社会支持系统是由个体自身、与个体日常生活紧密接触的近端支持以及与个体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远端支持三个部分组成,这些支持能被个体所感知、评价和利用(雷鹏,陈旭,关幼萌, 2010)。留守经历大学生由于近端支持的严重缺位,伙伴友情支持不足,远端支持效果不佳等原因,使得其社会支持系统较少甚至无法发挥作用,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需要时刻关注外界情绪信息,因此使得留守经历大学生情绪易感性水平高于非留守经历大学生。
  4.3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得到了一些结论,但同时也存在些许不足。(1)仅设置了积极和消极情绪启动组,未设置中性情绪对照组,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结果的准确性,在未来的后续研究中应充分考虑到对照组的必要性。(2)启动材料为图片,同时为充分考虑到启动的效果,实验中每张图片呈现20次,易产生疲劳,在后续的研究中应考虑音频、视频作为情绪启动材料。
  结合本研究得到的结论及不足,笔者认为留守经历大学生情绪易感性探究的后续研究应重点考虑如下因素:(1)留守经历大学生情绪易感性高低的影响因素,如留守时间、监护人类型、人格以及父母教养方式等;(2)情绪易感性涉及到情绪与认知,仅从行为水平来研究稍显单薄,后续研究应考虑到ERP等生理指标。
  5 结论
  通过本实验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留守经历大学生对中性人物面孔的喜好判断容易受到外界情绪信息的影响的程度显著高于非留守经历大学生;(2)留守经历大学生在接受了不同情绪启动之后更易出现趋避反应,且这种趋避反应的强度显著高于非留守经历大学生;(3)留守经历大学生情绪易感性水平显著高于非留守经历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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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ffect of Left-behind Students Emotional Susceptibility 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WANG Shenzhen; YAO Benxian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issues of college students emotion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have been studie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present research, participants were both the left-behind and non-left-behind college students using the emotional-priming paradigm to explore the properties of the students emotional susceptibility and its impact 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left-behind college students preference for neutral faces is more susceptible to external emotional information than non-left-behind college students; (2) left-behind college students have more approach-avoidance reaction after receiving different emotions than non-left-behind ones, and the intensity of left-behind college students approach-avoidence react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on-left-behind; (3) the level of emotional susceptibility of left-behind college student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ir non-left-behind counterparts.
  Key words: left-behind college students; emotional susceptibility; emotional priming;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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