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蒙再探》中的辽文化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范晓萌

　　摘 要：鸟居龙藏是日本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他在中国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其中在满蒙地区的调查长达三十余年，这一地区的调查在他整个中国的实地调查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对鸟居龙藏以及鸟居龙藏的研究进行了简单介绍，重点通过鸟居龙藏的满蒙调查以及《满蒙再探》一书，还原当时的社会状态，描述辽文化。
　　关键词：辽文化;契丹文字;古塔;宗教
　　The Culture of Liao Dynasty in A Further Exploration of Man and Mongolia
　　Fan Xiaomeng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LiaoningDalian 116025
　　Abstract：Torii Ryuzo is a famous Japanese anthropologist，ethnologist and archaeologist.He has investigated in China for many times，especially in Manchurian and Mongolian area，lasting for more than 30 years.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is pla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i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whole China.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tudy of Torri Ryuzo briefly and describes the society and the culture of Liao Dynasty through his investigation into Manchurian and Mongolian area and his book A Further Exploration of Man and Mongolia.
　　Key words：the culture of Liao Dynasty;Khitan words;ancient pagoda;religion
　　一、鸟居龙藏与其中国研究
　　鸟居龙藏（1870-1953），日本民族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号称“人类学家的先驱”。自1887年开始，在家乡德岛一带进行考古调查，1892年迁居东京，在坪井正五郎①教授的帮助下进入东京大学人类学研究室工作，“他除了在日本本土进行考古研究以外，还多次在西伯利亚、库页岛及中国等地进行海外考察研究。他的海外考察涉及地域广阔、领域众多、时间较长，在当时匮乏的物质条件、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严峻的社会条件之下，其学术生涯并非一帆风顺。”②
　　二、鸟居龙藏的满蒙调查
　　鸟居龙藏曾感叹道“我研究生涯一半的时间都花费在了满蒙地区。”③由此可见满蒙地区是他进行海外调查最多的地方。
　　（一）满洲
　　鸟居龙藏在满洲总共进行了九次田野调查，从1895年以辽东半岛为中心的满洲南部调查至1935年进行的华北调查为止，长达45年。第一次调查在前文已经提到，第二次调查据《鸟居龙藏の满蒙调查-調査記録の分析から-》中记载，是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的明治1905年9月—11月，派遣主体是东京大学，1909年3月至5月实施的第三次调查动机与前两次有所不同，此次调查是他以个人名义所申请的调查，由于之前在旅顺老鐵山一带发现了贝冢与古坟，所以他申请再一次进行调查。
　　（二）蒙古
　　鸟居龙藏在蒙古主要进行了四次调查，1906年开始第一次调查，1903年蒙古南部的喀喇沁右旗想要找一名日本女教师，听闻此消息后龙藏与妻子一起到达蒙古，前一年与妻子在喀喇沁王府学习蒙语，并在王府周边进行调查，此次前往蒙古是其第一、二次蒙古调查，《蒙古旅行》中记载其调查事项有：（1）此地蒙古人的身体测量;（2）精研语言;（3）风俗习惯;（4）俚歌、童谣、童话;（5）古物遗迹等，第四次调查是在1933年。
　　三、《满蒙再探》概要
　　《满蒙再探》一书是其1930年考察满蒙时所写的调查日志，它不是固定的论文形式。此次考察目的主要是研究辽代文化与石器时代。
　　本书虽是以探查日志的形式展现，但其中也记载了当时的研究状态与发现的一些遗迹等。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本书也可以视为探查研究概记。此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满蒙探查日志;第二、本次满蒙探查中所获得的考古学事实;第三、辽代壁画;第四、二十五年前的蒙古④与今日的蒙古;第五、满蒙的风俗与生活。
　　四、《满蒙再探》中的满蒙调查
　　本次考察从1930年8月至1930年12月，为期5个月，据鸟居龙藏书中记载此次考察受到了当时中华民国奉天东北地方政府的关照，提供了很多便利。满蒙再探时期的龙藏已有60岁高龄，此时他的研究方向转向了辽代，所以此次探查是其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对此的研究很有意义。
　　鸟居龙藏与妻子1930年8月21日从东京出发，26日到达大连，开始了本次考察之旅。首先调查了辽阳古塔，接着在普兰店调查石棚，随后又调查了金州石窟，9月2日从金州返回到大连又前往奉天，其间在辽阳古塔、普兰店石棚、金州石窟所用的调查时间不到十日，这得益于当时的交通发展和政府的帮助，并且由于铁路的发展，减少了路上所耗费的时间，另一方面当时正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考古管理开始的时期，所以这一时期国家对于田野调查给予了支持。
　　五、《满蒙再探》中的“辽文化”
　　辽—契丹，是鸟居龙藏本次调查的主要研究地方，此次调查重点放在了东蒙古。东蒙古虽然看似是一片贫瘠的土地，但在历史上存在着相当多的文化形式。 　　（一）契丹文字
　　鸟居龙藏在《满蒙再探》中所提到的契丹文字是在兴宗陵⑤中发现的，其为壁画中所描绘人物的自己署名，是用笔写的而非雕刻，因此能够看出每个人的笔迹有所不同，这在之前从未被发现，所以他认为在契丹文字上的研究，非常珍贵并且有趣。他在考察契丹文字时对两个问题比较感兴趣：一、契丹文字在契丹人中的使用程度如何;二、契丹文字一直使用到何时？而后，又在道宗陵中也发现了刻有契丹文字的石碑，这说明在道宗时期（1055年—1101年）契丹文字仍然在使用。契丹文字从创造出来到道宗时期已经被使用超过了百年，这在契丹文化史上是非常重要的资料。由于辽代禁止书籍外传，所以流传下来的契丹文字非常少，目前现存的契丹文字遗迹为庆陵出土的契丹文哀册与碑刻，现哀册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鸟居龙藏的此次考察发现，是研究契丹文字非常宝贵的考古资料。
　　（二）居住文化
　　《满蒙再探》中鸟居龙藏从人文地理上将蒙古分为三个地带，第一是农业地带，第二是半农半牧地带，第三是纯牧地带。他认为生活在农业地带的契丹人由于接近支那⑥，所以生活状态支那化，并且因为农耕的需要他们也过起了定居的生活，所以逐渐出现了房屋，随着农业化的程度加深，也出现了城市。半牧半农地带是巴林、阿鲁科尔沁等地，这些地方主要是放牧山羊、马、牛、骆驼等，居住的支那人也比较少，主要是出入王府与喇嘛庙的商人，或者是春季和秋季来此贩卖物品的支那人，并不是长久居住在此。所以此处也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而出现房屋等建筑。而在纯牧地带的契丹人由于依靠放牧生活，需要根据气候迁徙，为了方便，他们的居住方式仍是帐篷。契丹人属于朔北（泛指我国长城以北地区）民族，他们居住的帐篷是穹庐帐篷⑦。当时，公共衙门一般使用毡垫做帐篷，而普通庶民是不允许使用毡垫的，然而在当时的契丹人中，这种穹庐帐篷很常见，王侯、贵族、衙门等使用的则是支那式的房屋。鸟居龙藏此次调查中发现庆陵以及周围一些陵墓都是穹庐式的，由此他推断出当时上流社会建造穹庐式的房屋同时也使用支那式的房屋。
　　（三）墓葬文化
　　鸟居龙藏本次考察在多处发现了辽代的古坟，对此他研究了契丹人的埋葬方式。辽代陵墓中有多层棺材，并且棺材周围有两重环状列石包围，也有火葬之后将骨灰放入壶中埋葬的，他还发现带有画像石的墓，画像石的石室是由绿泥片岩构成，上面所雕刻的画与壁画是同一种类，当时使用绿泥片岩造墓的仅限于鞍山、千山、隆昌州一带。本次考察中他还发现支那人在墓前建石人、石兽的习惯在辽代早已存在，他认为契丹人这种“儒葬风”（按照儒教举行葬礼），还有建造墓碑都是模仿支那人。关于辽代的墓葬文化就不得不提到辽庆陵，鸟居龙藏的此次考察在这三座陵墓中花费了不少时间，所以再次简单介绍本书中关于辽庆陵的记载。
　　三陵位于内蒙古巴林（现今林西县）北边，因为此地位于深山，所以气温冬冷夏凉，即使是酷暑时期，掘地丈余即有坚冰。《辽史》（卷三十七·志第七·地理志一）中记载：临潢西北二百余里号凉淀，在馒头山南避暑之地，多丰草，掘地丈余即有冰。古往今来这里一直是野兽栖息之地，辽代的各帝王经常在此处狩猎，并且辽穆宗过于喜欢此地，在此建都城，后来由于狩猎返回行宫时被刺杀，所以此地被认为寒气太重从而衰败。之后辽圣宗又经常于此狩猎，并要求自己驾崩后葬于此，于是兴宗按照其父夙愿在此处修建陵墓、殿堂等，将圣宗葬于此，并称之为庆陵，并将此处的山命名为庆云山，在旁边修建了行宫。兴宗逝世后，道宗即位，也将其父葬于此地，道宗逝世后也葬于此，于是此地便有了三座帝王陵，之后庆陵更名为永庆陵，现今将这三陵统称为辽庆陵。
　　在鸟居龙藏考察时期，三陵已经是一片狼藉，由于当时他不能确认三座王陵分別为哪个帝王的陵墓，故将其分别称为东陵、中陵、西陵。其中破损较少的是东陵，破坏最严重的是中陵，由于中陵内有圣宗与其皇后等的碑文，所以他将此推断为圣宗陵，西陵内有《仁圣大孝文皇帝哀册》的墓碑，故猜测西陵是道宗陵，东陵为兴宗陵。如果圣宗陵能够完全留存下来的话，一定是非常完美的，陵前的山丘上残存了石制梵文的陀罗尼幢与石制佛幢等，这在当时的辽代都是十分壮观的艺术品。
　　（四）宗教
　　据鸟居龙藏记载，契丹人固有的宗教是朔北民族共通的萨满教，辽代主要信奉佛教，同时也存在道教，儒教，景教等宗教。他通过调查得知，当时在契丹人中对尊胜陀罗尼的信仰比较盛行，信奉佛教尤其是密教，但是支那的真言密教在唐武宗排佛（排斥佛教）之后就没落了，而由弘法大师带到日本，并且也将密教添加到日本的天台宗之中，密教在日本盛行的同时在辽代的北方也十分盛行，因此龙藏认为想要研究密教，辽代是必不可少的。
　　契丹皇都南丘的塔表面有类似道教玉皇的画像，当时道教与佛教一同传入契丹，属于支那道教初期思
　　想的传播。契丹人的信仰在考古学上最显著的体现是佛幢与砖塔的存在，辽代皇都内有两座砖塔，庆州城有白塔，龙藏在二十五年前也调查过前辽中京⑧的砖塔。契丹原本的宗教是萨满教，密教作为佛教成为了主导，而后又传入了道教，而在皇都内发现了孔子庙，由此可见，之后的契丹社会也盛行儒教。这里必须要提到的还有聂斯脱利教，聂斯脱利教也称景教，由唐代开始传入支那，并受到历代唐朝皇帝的信仰，从唐武宗排佛时期开始，景教在支那内地隐匿了起来，并且龙藏通过对考古文献以及遗物的研究得知在蒙元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人信奉景教，接受其洗礼。那么在蒙古人以前，朔北是否有景教，龙藏对此提出了疑问，随后在金国上京也就是哈尔滨的东阿什河畔发现了两个景教的标志，由此可知，金人也曾有信奉景教的行为。并且，在北满洮南府附近的土城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标志，据龙藏记载这个土城是辽人所建，之后为金人所用。而从其它的遗物上推断，此标志为辽代所有。本次调查中，在辽国皇都内半月形的砖上发现刻有十字架，并且发现疑似有景教教堂，其墙壁上刻有十字架，通过这些一系列发现，可以看出景教在辽时期的上流社会中盛行一时。
　　六、结论 　　《满蒙再探》一书是鸟居龙藏于满蒙地区的田野调查日志，其对满蒙地区人文地理，风土人情的记载，尤其是对辽代文化中辽庆陵与古塔、古都等遗迹的考察，是考古学领域的重大发现，并且为人类学研究上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此次考察中，他将更多的时间用在了蒙古地区的考察上。尤其在契丹民族所留下的辽代遗迹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调查更侧重于辽代的文化，可以说是之前考察进程的延续于转折，是其晚年对于辽代文化研究的开端。
　　除了上述结论，从语言学角度来看，通过本书中出现的大量地名音译可以还原当时的原始地名，从而得知人民群众的语言特征，辽代的语言文化，运用比较的方法以一种语言阐明另一种语言。书中对契丹文字的描写表现出了语言的地理差异、时间差异、民族差异，某一时期、某一民族的语言与该民族该时期的习俗有密切的关系，《满蒙再探》一书中对辽代文化的描写也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素材。
　　注释：
　　①（1863—1913）明治、大正时期的人类学者，考古学者，东京大学教授，东京人类学会会长。明治19年设立东京人类学会，是日本人类学考古学的开拓者。
　　②引用论文《日本人类学先驱鸟居龙藏简介》。
　　③出自鸟居龙藏全集第6卷 1976f p559，1975-1976年朝日新闻社出版《鸟居龙藏全集》，总共12卷，原版为日文，故本文中所出现《鸟居龙藏全集》的引用为本人拙译。
　　④此书中的蒙古指今日中国内蒙古地区。
　　⑤辽庆陵三座皇陵之一，圣宗永庆陵，兴宗永兴陵、道宗永福陵统称为辽庆陵。
　　⑥中原地区，为了契合鸟居龙藏的焦点，仍使用他所使用的称呼。
　　⑦蒙古人所住的毡帐，用毡子做成，中央隆起，四周下垂，形状似天。
　　⑧辽的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中京（今内蒙古宁城）、东京（今辽宁辽阳）和南京（今北京）。
　　参考文献：
　　[1]鸟居龙藏.満蒙を再び探る[M].东京：六文馆，1932.
　　[2]戴玥，郑春颖，译.鸟居龙藏.蒙古旅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1-30.
　　[3]應琳.日本人类学先驱鸟居龙藏简介[J].西北民族研究，2000（2）.
　　[4]鸟居龙藏.鸟居龙藏全集第6卷1976f[M].东京：朝日新闻社，1981：559.
　　[5]田畑久夫.鸟居龙藏の满蒙调查-調査記録の分析から-[J].比較民俗研究，1995（9）.
　　[6]鸟居龙藏.鸟居龙藏全集第10卷 1976c[M].东京：朝日新闻社，1981：10-11.
　　作者简介：范晓萌（1996-），女，硕士，研究方向：日语笔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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