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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哥白尼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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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标志着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卓越贡献,这次革命是对旧形而上学的清算和调解。后来人们习惯用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去概括《纯粹理性批判》的意义,以表明“哥白尼革命”与康德哲学的关系。而康德从未使用过“哥白尼革命”这一术语,事实上他只是在再版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提到过哥白尼,在这里他想表明的则是哥白尼的最初观点。本文将结合“哥白尼革命”的提出背景,重点探析“哥白尼方法”与整个康德哲学的关系,并浅析这一场“革命”的意义。
  关键词:哥白尼革命;主体性;哥白尼方法;形而上学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5-0051-03
  形而上学的英文为“metaphysics”,一般直译为“物理学之后”,他试图告诉我们关于世界以及万物的始基、本源及终极真理,亚里士多德也将其视为“第一哲学”。在中国的语境下,形而上学出自《易传·系词上》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从本意上看,其中的“形”指卦型,即卦象;“器”指现实经验事物;“道”则指本体,事物总的理。而作为一门学科,形而上学则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对象包括存在、实在、现实的本质。传统的形而上学试图以一种“恰当的抽象与普遍适用”的方式去回答“那是什么”,“它是什么样”这样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哲学从通常意义上被称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从历史角度说一般有两种解释:可以说形而上学乃是哲学的根本性质,也可以说形而上学是哲学在某一特定发展阶段中所确立的理论形式[1]。通常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包括:存在,客观事物以及他们本身的特性、空间、时间、因果关系及可能性。从形而上学的诞生之日开始,形而上学家们所研究的“世界”就一直伴随着争议。一方面传统的观点认为,形而上学研究的客体(世界)客观独立存在于任何观察家之外,所以这门学科是一切科学的根基。另一方面,近代比较流行的观点则认为形而上学的研究客体(世界)存在于觀察者头脑之中,这门学科则是关于人类自身反省与观念分析的一种形式。对于人类如何看待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即认识论问题,康德将以上“两个世界”一同进行探析,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面对近代哲学留下的遗产——“经验论”与“唯理论”,康德用先天综合命题调和了二者间的矛盾,这就是后人所评论的哲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本文将结合“哥白尼革命”的提出背景,重点探析“哥白尼方法”对整个康德哲学的影响,并浅析这一场“革命”的意义。
  一
  古希腊早期,哲学家们以不同的感性存在物作为万物的始基,力图对超感性的本质世界予以概念的追寻和确立。亚里士多德这样评价道: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出说明[2]。虽然像泰勒斯的“水本原说”、阿那克西美尼的“气本原说”及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说”都试图用一种单一质料寻求世界的本原,但他们实际上都是在追求对象性背后的、同一的终极存在。这表明这一时期哲学的思维范式一是哲学是对世界的客体(直观上体现为自然)分析,二是真理是从“自然中”转换而来,这体现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客观性”原则。
  不同于其他早期自然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用“一团活火”解释世界时,对世界本原进行了双重划分;一是外在本原,二是世界秩序即永恒不变的原则——逻格斯。形而上学从最初规定的确认与演变理路来说是对“逻各斯”本身的追寻与探讨,力图“以同样的方式在一种精神本原——逻各斯中发现世界的本质”[3],在这里,赫拉克利特以世界秩序为研究客体去追寻世界本原,提出了著名“逻各斯”。我们可以理解逻各斯是一种人所认识的道理,即“理性”;同时我们还可以理解其为世界的本原即“规律”。而无论是“理性”还是“规律”,逻各斯始终与火处于同一本原的统摄之下。做为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爱利亚学派的创始者巴门尼德第一次将“存在”确定为哲学的研究对象,这标志着古希腊哲学本体论构建的正式完成。总体来看,西方哲学家追寻世界本原的形而上学问题可以追溯到泰勒斯的水本原说,在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时期,形而上学是依照“客观性”原则不断前进、发展的。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可感实体和理性实体,前者是物理学或第二哲学的课题,而后者则是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的研究领域。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实体是永恒不变的,作为研究理性实体的形而上学则是独立于人的一种超自然状态的存在。这一时期的形而上学作为探究终极原因或原则的表达,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超验的神学维度的烙印。人虽然是认识的主体,在面对一个被设定好的认识客体时,则处于被动的状态。人只能在思考或反思中去把握和理解对象,并没有意识到自身思维的重要作用,导致一切知识或真理必须符合对象的原则,人的自我意识尚未独立。这种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压制或对人的自我意识的弱化在中世纪哲学里达到了最高峰。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将人的主体性地位高扬到空前的高度,人类理性的重要性开始凸显,伴随着传统形而上学的下沉,人的自我意识开始独立。随着近代哲学的兴起,传统形而上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当超验的神学维度被人类理性狠狠地拉下来时,形而上学也从本体论转向了认识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斯宾诺莎的“真观念”均表明唯理论将知识直接建立在主体之上,颂扬了人的主体作用。对人类理性的极端崇拜,认为理性才是我们知识的源泉,唯理论者们的知识体系消解了甚至抛弃了经验的因素,走上了一条神秘的道路。英国的经验主义者们认为人的主体性在认识过程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洛克的“我们所有知识的‘原材料’都来源于经验”,到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经验主义者主张“经验是人类知识的全部来源”,并认为人类的情感并非理性在管控人类行为时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同时否定了唯理论者的“天赋观念”。休谟将所有的知识都归咎于过去和现在的感觉经验,而我们并没有关于未来的经验,其否定了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这不仅摧毁了唯理论者赖以生存的“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基础,同时也否定了传统知识的对象和基础。而形而上学作为一切传统知识的基础,其研究的实体也遭到了休谟的“怀疑”。本着这种怀疑精神休谟一起否定了物质实体、心灵实体和上帝的可知性。虽然近代哲学家们打出了“主体性”的旗帜,却没有把人类思维本身看作建构知识的内在依据,仍然将主体意识看作是基于感性经验的反映或上帝存在的超验性的体现,在思维本身之外去确立形而上学的主体,难免抽象化、弱化人的主体意识。   二
  康德用很少使用的文学语言表明了形而上学当时的困境,在休谟的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中,形而上学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栖息地。唯理论虽然赞成“部分经验事物的判断也属于先天的必然真理”,但“天赋观念说”任意性的泛滥与基础性的匮乏使其陷入了独断论。面对两种独断论的倾向,经验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最终依据又是什么?康德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得到了解决。康德认为知识是由经验和人的认知能力共同组成的。而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则把理性看作是人(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或工具,而认识对象(客体)则为认识的本质,认为一切知识必须符合对象,即“客观性原则”。其表现在过去哲学家们在思考问题时总是习惯先假设研究对象(客体)的存在,进而探讨世界本源、人与世界关系等问题。无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的哲学家们在论述观点时都先设定了对象,通过理性演绎或经验观察得出主体符合客体的认识即真理。“经验论和唯理论正是因为固执于只是必须符合的传统观念而注定了它们费尽心机亦不能解决知识问题的命运。”[4]所以近代经验论与唯理论陷入了各自的片面性、极端性,进而使形而上学从“女王”沦为“受到驱赶和遗弃的老妇”。
  在面对过去形而上学“一切知识都必须依照对象”的一次又一次失败,康德提出了“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这一假定,而这一“客体性”向“主体性”的转变,康德受到了哥白尼的启发。哥白尼的最初观点也是同样的,在假定全部星体围绕观测者旋转时,对天体运动的解释已无法顺利进行下去了于是他试着让观察者自己旋转,反倒让星体停留在静止之中,看看是否有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5]。这一方法表明“对象”服务于“主体”的转变,哥白尼的这一观点被康德借鉴,天文学与哲学在这里产生了高度的共鸣,后来人们经常也因此这样表述“康德把《纯粹理性批判》的意义概括为哲学领域里的哥白尼革命”。然而,许多人认为康德实际上并没有将自己的工作视为“哥白尼革命”。为了厘清“哥白尼革命”与康德哲学的关系,我们需要回答三个问題:康德所说的数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革命”与“哥白尼革命”的关系;哥白尼对康德的影响是什么;后来人们所表述的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是一种比喻似的表达还是康德的自我标榜。
  数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革命”并不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哥白尼革命”。康德认为数学成为科学的大道经历了长时间来回的摸索,而这场变革要归功于一场革命。同样,物理学也需要长时间来取得进步,其路径亦是沿着相类似的路线发展。无论是数学还是自然科学,推论的产生只能按照自身一脉相承的模式,我们可以发现仅仅依靠后天经验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新的结论。正是因为我们头脑中已经有了一套概念框架,而框架内关于规律性、有序性或者因果关系等都会在我们观察、分析事物时先入为主。纯粹数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把时间和空间这样的纯粹直观作为其既无可置疑地、同时也必然地产生的一切知识和判断的基础。而这样的直观是先于客观认识对象而存在的,作为先天知识发生。也就是说,它不包含任何别的东西,只包含感性的形式,这种感性的形式在我们的主体里面先于我被对象刺激所凭借的一切现实的印象[6]。
  康德提出了数学与自然科学领域“革命”的重要性,即通过所谓“革命”走上了科学之路,并认为形而上学也需要一场革命才能成为科学。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一革命就是后来人们所评价的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如果是的话,则意味着康德在刚刚开始自己的批判工作时就断定《纯粹理性批判》的意义为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这种说法显然是不能接受的。至于很多人提到的“哥白尼革命”,很可能是在导言的一个段落中同时发现了“革命”与“哥白尼最初想法”两个词汇所产生的联想。康德先提到了数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革命”,随即又提到了“哥白尼的最初观点”,所以给人的误解就是“康德在这里想表达的是将自己的所作所为视为形而上学中哥白尼式的革命。”我们清楚地看到,康德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明确表述“让对象依附知识”的情况与哥白尼最初的观点是一致的,康德正是以这种思维方式的改变为方法,开始了其批判工作。其引用“哥白尼的最初观点”是想表明这种观点与自己最初设想的高度相似。哥白尼在天文学领域的巨大成就也正是由这一想法开始的,可以说这为哲学领域所需要的那场“革命”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导或者说发挥了一种鼓舞式的引领作用。因此,与其说“康德将自己的批判工作视为哥白尼式的革命”,不如这样表述:哥白尼的最初想法为康德的批判工作提供了榜样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使形而上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助推器。
  康德更看重的是哥白尼的方法及其借鉴作用。首先,哥白尼的最初的观点与康德的“对象依附于知识”的主体性原则是一致的。康德认为在形而上学中,当涉及对象的直观时,我们可以参照哥白尼的实验方式来试验一下。康德对“哥白尼方法”的理解并不仅仅局限于他熟知的天文学领域,更深层次地理解是接近于方法论的一套模式:客观实在反映了作为主体性的人的主观因素,而人的主观因素可以使得客观世界已发生的事件成为一种经验。其次,哥白尼通过反复的实验,认为只有依靠不断实验与以往经验相左的各类猜想一次小小的怀疑才能引发系统知识的海啸,进而超越个体观察者狭小的世界升华为普遍的真理。这为康德使“形而上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工作提供了范例。康德认为出现在预想之外的偶然的观察结果,不能被并入必然规律,但是这些结果正是推论产生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形而上学领域的一次次观察正如哥白尼的一次次试验,即使不必然导致真理的出现,但都是通往科学的探索过程,都是演化出推论或得出真理的敲门砖。康德曾宣称他试图将形而上学从形而上学者的不断摸索中拯救出来,这种努力也与哥白尼所做的努力高度契合。此外,哥白尼的真理观也给康德哲学带来巨大的影响。哥白尼体系的革命性影响不仅仅在于其在天文学领域中构建起来的一套理论模式,更在于其对人类思想的冲击与涤荡。哥白尼认为人类不应该被动地接受教条的东西,而应该让自己成为宇宙的主体。一旦人类选取了不同的观察视角,结果可能会改变,但依然适用于所有观察者。这是因为我们观察到的是一种实在,而实在是有条件的,客观实在所显现出来的状态是基于观察所处的位置,所以观察者的位置极其重要。这一方法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在认知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正好与康德最初的假设“对象必须依照知识”相契合,而“人为自然立法”作为《纯粹理性批判》的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康德哲学中,有意将论证引入到主观层面上的地方有很多,其实质都是在肯定人的作用,即突出了形而上学的“人学维度”。这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古希腊哲学家“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理想。   哲学领域中的“哥白尼革命”并不意味着康德将自己的工作标榜为一场“哥白尼革命”。虽然哥白尼的“日心说”并不是科学真理,但他的巨大进步意义在于使自然科学从宗教神学的桎梏解放出来。“日心说”问世以前,基督教宣扬的地球中心说在欧洲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哥白尼的“日心说”根本上动摇了宗教神学的基础知识,同时哥白尼革命的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其引起了人类的反思,同时人类必须学会在反思中确立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告别依靠教条、直觉和下意识的思维范式。从此,人们习惯多以比喻的表达方式用“哥白尼革命”去概括或指代不同领域、学科中发生的重大的变革。比如历史学中从希腊史向基督教史学的转变;路德和加尔文发起的宗教改革;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的创立;凯恩斯的经济学革命等等。而在哲学领域则体现在康德的哲学创新。康德的哲学对于人类如何看待自身和世界的关系时,即人的认识论问题时,与哥白尼“让世界围绕认识者旋转”方法类似,康德提出了“对象依附于知识”这一主体性原则。其实质是表明知识并不仅仅来源于经验论者的经验,也不仅仅依靠唯理论者的理性,而是感觉经验与理性认识相结合的产物。进而康德发动了认识论上的一场革命,这一革命是否就意味着康德将自己的《纯粹理性批判》视为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呢?我们可以这样表述:哲学领域中的“哥白尼革命”更多是后人为了赞美康德一种比喻似的表达,而这并不意味着康德将自己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工作视为一场哲学领域“哥白尼革命”。
  三
  康德的先验哲学确立了主体经验活动的可能性,同时也说明了知识的可能性,这避免了经验论和唯理论各自的片面性、极端性。康德借鉴了哥白尼的最初想法和方法,开启了一场哲学史上的“革命”。这场革命的重要意义在于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和改造,进而使形而上学成为一门科学。康德限制理性、限制科学、限制知识并给信仰留有地盘,这意味着这场“革命”为论证人的道德与自由开辟了道路。康德认为,科技的进步并没有在本体意义上必然导致人性的完善,而人性的修复只能通过道德救赎才能实现。只有当道德信仰是自主的、自由的,才能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康德哲学洋溢着的这种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才是这一“革命”最为深刻的影响。
  然而这场革命是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它进一步使曾经辉煌、高尚的形而上学从天空下沉到黑暗的大地。将表面看起来孤傲、致远的哲学,赋予了直白、朴素的特质。即使康德的初衷是重建形而上学,而其理想中的形而上学却以人的因素作为根基,进而导致传统形而上学“高贵”的品质遭受质疑,形而上學的“灵性”的光芒逐渐淡去,沦为认识论意义上的一种探索。人的主体性的过度高扬使人在与“对象”相互对峙时占据了主导地位,“精神”与“对象”的相互缠绕转化成关于人自身的“认识论”的找寻,这导致了先验自我的放任,绝对唯心论随即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另一方面,康德哲学的“哥白尼革命”很好地表达了人性,推动了人自身理论的发展,使人找到了需要的概念与范畴去表述自我。这场革命推动了批判的发展,而其后“主体性”的确立带来批判的逐步消解,最终完成人类精神的全面提升。
  参考文献:
  [1] 高清海.形而上学与人的本性[J].求是学刊,2003:10.
  [2]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商务出版社,2016:6.
  [3]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48.
  [4]张志伟.康德的道德世界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27.
  [5]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5.
  [6]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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