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产业升级的区位环境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王国平

　　摘  要： 产业升级处于特定的区位环境之中。区位环境既存在源头性效应，也具有派生性效应。区位环境形成与选择都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企业既要适应区位环境，更要在创造区位环境中发挥主体作用。如何创造良好的区位环境，是当前全球产业升级面临的挑战，这涉及区域内自主创造和跨区域合作创造形态。
　　关键词： 产业;产业升级;区位环境
　　产业升级与区位环境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区位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与产业存在、发展及其形态变化不可分割。就企业发展而言，选择有利的区位环境既是经济规律使然，也是导致产业转移乃至国际间转移的根源。从地方政府管理和产业升级看，不仅要适应区位环境，而且应注重创造、变更区位环境。在优化区位环境过程中，产业集群、城市群、都市圈都是重要的抓手和承载体，因此，着眼于国家发展战略，区位环境也是综合国力的标志。
　　一、 区位环境效应
　　无论是企业，还是产业，面临的区位环境效应可分为两类：源头性效应和派生性效应。源头性效应是由自然的地理区位决定的。一是可以直接决定产品和服务类型选择。如山区适合于发展林业、畜牧业及相关产品生产和服务，而雨水充沛的平原地区则适合于水稻等种植业发展等。最为典型的是茅台酒只能产生于贵州遵义（土壤、水质、气候决定其原材料供给，如高粱等）。二是直接影响市场、成本及要素集聚状态（人力资源运用程度）。即使在特定社會背景下可产生脱离区位环境的竞争性产品，该产品也难以具有无外部效应条件时的可持续竞争力。派生性效应是指在自然属性基础上注入种种社会元素，突破自然资源局限而产生更为广泛的效应。两类效应的叠加存在，至少形成10类差异性区位环境效果（由正负效应结合所导致，优势劣势均在其中）：成本、资源、市场、资金、集聚、科技、人才、政策、制度、文化。具体而言，包括：运输、交易等成本高与低;资源丰富或匮乏;市场旺盛或购买力缺乏;资金筹措便捷或短缺;要素集聚强与弱;科技创新、运用、氛围优与劣;人才丰富与稀缺;政策扶持或挤压;制度高效、规范、灵活或僵化、无序;文化激励或守旧、压抑等等。当然，在极端之外，还有大量的程度不一的中间状态。
　　全面的整体要素构成综合性发展基础。优质、发达的区位环境必然是整体性的或者是多数要素的整合，具有优越和高水准、高质量的特质。如创新能力强的区域往往是：人才支撑、制度政策灵活并具有良好的创新氛围，同时风投及各类创新要素集聚，由此带来创新成本、交易成本下降，其创新产品及时占领了国内外市场，这就是深圳和华为发展的基本经验。可见，形成良好的区位环境优势首先要有整体优化思维，摒弃单一、投机、捷径和一劳永逸心理，对于基础较好并具有追求发展使命感的区域更应如此。当下我国地方政府纷纷致力于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这固然有益于更好发挥区位对外商的吸引效果，提升区域竞争力，但不能仅仅着眼于改进政府管理，如便捷、高效并提升服务质量，而应在此基础上整体优化环境要素，拓展区位优势。
　　然而，任何优越的区位环境都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内在的结构也是在变动中趋于优化，而这种内在结构性变动规律也是区位环境优化、完善的内在规律。区位环境从不完善到优越的过程，往往受最基本的若干要素变动制约，从完整复杂的体系中界定出相对稳定、起步性的制约要素并致力培育，这就是遵循规律的过程。笔者以为，前述10大要素的体系中，具有起步性、基础性的要素有四项，即成本、市场、集聚、人才。
　　其一，成本。从企业落户选择的视角看，凤凰是否筑“巢”，首先必须看“安置成本”。这包括由空间决定的运输成本以及各类交易成本，以运输成本为基础。长期以来，各类加工企业因地制宜，选择靠近原材料产地，或者依托原材料产地拓展深加工业务，均是实施成本优先战略。一般意义上判断，企业选择区位环境或者塑造良好区位环境，成本条件是第一选择，此乃世界范围内交通先行致富的经济规律。如我国新建雄安新区，已作为千年大计，规划上坚持高起点、高标准，其中交通建设始终处于先行地位。
　　其二，市场。市场容量是企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空间。能弥补成本高而盈利不足的重要因素就是市场条件。对于相当一部分企业，其发展状态主要不受原材料产地的影响，而更受市场消费能力的制约，最为典型的是房地产产业。所谓地段决定房地产价值，这实质上是人气、购买力使然。当然，在现代市场体系中，众多企业瞄准的市场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和区位，但由地域打造的特色市场依然具有生命力和魅力。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能成为当今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既体现了区域特色，也展示了地域优势（以贸易城市品质，迎接世界各地的商业合作伙伴），这正是当下不乏世界级城市追求建设贸易中心的缘由。
　　其三，集聚。美国学者波特通过对10个工业化国家的考察发现，产业集群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凡有竞争力的产业、产品都是以产业集群方式存在。产业集群、集聚的发展理念，正在成为当今各地区与企业发展的一种客观的区位选择准则。区位环境的集聚主要存在四种效应：一是降低成本效应。在集聚中，专业化程度高，众多企业都有严格而精细的分工，短途运费下降，采购、生产与销售成本明显降低，大大提高了集聚企业的竞争力。二是促进创新效应。在集聚中，企业对原材料和产品市场行情、技术动态能够及时准确掌握，并据此作出快速反应，加快了集聚企业间技术的传递而形成技术溢出效应。同时，集聚所形成的创新文化氛围也是企业追求创新的良好环境。三是优化服务效应。在集聚中，行业性组织加强，中介服务网络日趋健全，专业市场与要素市场网络构建与形成，产业集聚经营形成整体协调优势。四是配置资源的便捷效应。在集聚中，由于分工细密、协作广泛、信息丰富，企业在运营、发展中所需要的包括人才在内的各种要素不仅能及时获取，而且加快了更新节奏。同时，集聚也有利于政府创造良好便捷的营商环境。
　　其四，人才。产业和企业质量的背后支撑，其实就是人才。由于人才梯队的需要，企业人才必须有丰富的结构。富有创新能力的高端区域通常必备四类人才，即基础研发创新型人才、战略性新兴产业应用人才、不同产业高技能人才，以及通用产业专业技术和劳动作业服务性人才。即使是一般加工区域，拥有丰富的中低端但具有一定技术能级和劳动经验的人力资源，同样是支撑企业发展的基本条件。此外，人才的重要特点是作为风向标和具有可流动性，从这个意义上看，把握人才状态和变动走势也愈来愈成为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立足点和出发点。 　　若进一步探究影响区位环境吸引力效应所选择的四种基本要素，一般而言，成本无疑居于首位。逐利是企业的天性，低成本尽管不是区位选择的唯一依据，但通常是影响决策的第一要素。正因如此，世界范围内的产业从未停止过转移，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国际产业低成本转移。不过，也必须看到不同时期的成本相对性，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成本相对性愈来愈得到加强。通常意义的相对成本不仅包含比较成本因素、要素禀赋因素、交易成本因素，还涉及非直接成本的价值实现和未来发展的影响，如市场、创新乃至社会法治环境即广义营商环境等等。2018年，在全球外资引入大幅下降的背景下，我国以1349.7亿美元的实际引进使用规模表明不降反升（增长3%），这是近年来各地优化营商环境的良好效应。
　　综上所述，影响区位环境的因素是丰富、复合、多层次的。在源头性和派生性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了相对稳定的10→4→1三层结构。10要素是最完备的效应展现，给人以多维度创新创造的启迪与追求;四项基本要素体现普遍规律，给人以“四梁八柱”之感;一项首位要素成本，警示人们必须高度关注，但也在体系中释放着新空间。
　　二、区位环境的适应与创造
　　面对现实的区位环境，企业和政府给予的选择可表述为既适应又创造。所谓适应，主要是针对企业而言的，政府的作为是体现优势、挖潜利用。企业适应包含三个方面：优势适应、风险适应、变化适应。
　　优势适应旨在提升企业的特点与区位环境现实与潜能的契合度，最大限度地获取区位环境效应。不同的区位环境存在不同的优势，已进入的企业只有不断获取区位优势的效应才能充分体现和展示区位选择的价值。从国内看，如长三角地区基础设施好、制造业配套性强、产业集聚度高、人才供给充沛，其中，核心和龙头城市上海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法治环境相对优越，具有较好的契约精神，这样的区位环境宜于成长型和成熟型企业存在和发展。与此同时，进入的企业就必须充分利用以上优势，展开规模经营、发展总部经济，并以此为平台融入全球发展。再从珠江三角洲观察，以深圳为例，创新活力强、创新机制灵活、创新氛围好，并有一批如华为、腾讯等创新型龙头企业带动创新发展，这样的区位环境更适合创业性、冒险性企业，因而对于创新型企业培育和扶持成长具有优势。实际上，全球价值链布局就是适应环境优势的代表性范例。联想集团将研发中心设于美国，将销售中心定于香港，将生产基地布局于中国内地以及一些成本具有优势的国家，这就是全球性公司依据价值链需求充分利用区位优势的通行做法。因此，从一定意义上看，跨国公司就是充分开掘全球区位资源、利用区位优势的企业。
　　风险适应重在对于一系列风险采用规避、防范和利用等整体施策。规避风险包括对政治风险、种族风险、社会风险等制定准入前负面清单或作出准入后退出选择。政治风险中的政府更迭往往导致新朝不认旧帐。种族风险尤其是暴力冲突持续，企业不仅无法盈利，财产也难以保全。社会风险带来的社会不断动荡、混乱，将使企业无法生存和发展。事实上，我国对外投资风险也较为普遍，近年来在欠发达国家更为突出，损失严重，源于政局变化、政治歧视、政策变更、战争内乱等，在矿产、制造、工程承包领域更为集中。防范风险即有控制的风险管理，特别是针对一些区域环境长时期、习惯性存在的干扰甚至破坏营商环境的某类现象，如用工纠纷、分配缠闹、懈怠散漫、信誉不良、治安无序等，有预案管理机制并在应急中取得良好效应。应该看到，现代企业发展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收益是在防范风险中取得的，因而风险防范机制已成为企业竞争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抗风险能力的成熟表现。利用风险则强调塑造变风险为机遇、争取最大利益的经营状态。有一些风险如科技研发、长期投资、跨界经营、现代金融等，其本身充满着机遇，真正的企业家就具有变风险为机遇的品质，其结果是风险收益成为总体收益的主要来源。
　　变化适应的区位环境，优劣变动及其转化均在其内。优变即适应优势，这里特别分析一下非政治性、政策性的劣变适应。从总体上看，变化因素主要包括资源、气候、灾害等。如矿产企业面临资源枯竭，涉农企业面临气候突变并且持续恶化，地质及各类自然灾害不断危及企业正常经营等等。关闭、撤离固然是一种选择，但存留应对亦是常见形态。资源枯竭迫使企业改造升级（我国众多老工业基地企业正在“挣扎”于产业升级之中，东北三省最为典型）。面对气候变化、灾害频发，一些企业正走在绿色环保（以色列沙漠滴灌技术、海水淡化技术等）、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征程之中。
　　相比较而言，人们面对区位环境的变化和竞争，环境创造更为紧迫。对此，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经济学应给予科学系统的专业研究和具有操作性的应对之策。
　　环境的创造可归结为两类：区域内自主创造;跨区域合作创造。
　　区域内自主创造，主要体现为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任何一个区域（包括自由贸易园区），好的营商环境至少涉及3个层次。一是政府服务环境。它主要体现为便捷、效率和品质。我国正在开展的深化“放管服”改革，上海政府推出的“一网通办”举措，全国范围内推进“最多跑一次”服务，均属于“便捷”范畴。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减并工商、税务、社保流程以及推进“证照分离”“多证合一”等方式均有利于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优化政务服务，提高服务质量，政府工作人员以亲和、温馨、细致、专业的形象出现于每一服务窗口，表明服务品质的提升，成为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看，在便捷、效率等领域虽仍大有潜力可挖，但提升品质水平更显紧迫，任务更为艰巨。二是政策法治环境。这一环境既能直接展现自身优良和贡献的一面，也有支撑和深化政府服务改革、提升服务质量的一面。就自身贡献而言，如减税降费（社保费是影响经营成本的重要因素）会深受企业欢迎。再如，知识产权保护法规越完善，执行越严格，企业的创新投入就越多，创新绩效也越好。从支撑政府服务看，法治愈规范、水平愈高，营商环境评价愈高、政府服务效率也愈高。近来一份关于上海营商环境评价的调研报告写道：79.6%的企业将上海作为2019年的首选投资地，上海仍然是大多数企业发展的优选城市。企业对上海营商环境的评价得分为74.1分。其中，权益保护相对最高，为80分，而市场环境相对最低，仅66.1分。可见，上海营商环境好的评价主要来自于法治环境。同时，好的法治环境可促进政府服务效率提高。目前，在塑造营商环境过程中，普遍反映一个完善市场主体变更、退出机制，解决企业“变更难”“关门难”的问题。这有政府工作效率不高的原因，更有法治滞后的缘故。其中涉及契约履行、财产保护、破产安排、法院及时判决等等。因此，法治是良好营商环境的根本支撑。三是社会稳定有序环境。一国或區域一旦出现任何类型的持续社会动荡，都意味着营商环境的破坏，减量经营、转移产业链、资本外逃、金融混乱等现象随之发生。从一定意义上看，保持社会稳定有序，是塑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前提。以往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尽管原因复杂多样，但都无一例外地具有相同的社会动荡经历。实际上，经济社会管理的组织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均应在社会稳定有序中得以展现。 　　跨区域合作创造既是重点、难点，也是当下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主要特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等都是着眼于创造跨区域协同发展环境。其实，我国以外的世界4大城市群，即以纽约为中心的大西洋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北美城市群、以东京为中心的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和以伦敦为中心的英伦城市群均属跨区域环境创造范畴。这里重点以世界第6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暨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为例，阐述跨区域创造的内在要求和路径选择。
　　其一，一体化发展的价值追求。既不是直接创造企业、替代市场，更不是弱化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联合各关联体、组织及其要素，发挥各自相对优势，共同创造促进产业升级、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好环境。
　　其二，一体化发展的最佳状态。一是龙头城市、中心城市发挥带动作用，包括创新引领、产业高端导向和资源配置枢纽等作用。二是关联城市融合、辐射与发展推动。三是企业、高校院所、社会组织等广泛形成联盟，核心产业联盟及平台组织发达，商品和要素流动无障碍壁垒、自由畅通。四是以交通先行的各类基础设施（含生态建设）互联互通。五是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体系完善、便捷与有效支持。六是统一并具有权威性的组织协调机构提供支撑和保障。具体而言，可表述为“四化”：科技创新与产业迈向高端协同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便捷化、市场无边界化。
　　其三，一体化发展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涉及面广，但重中之重是4个领域，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市场建设和产业协同。四位一体之中，产业协同是难中之难。在市场畅通并起决定性资源配置作用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主要依靠产业协同发展的规划引领。这里至少包括形成促进产业协同发展的4类规划和布局：产业结构优化布局（长三角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优势互补、联合错位，如量子通信产业、电子商务产业、石墨烯产业等）;产业链升级布局（重点产业研发中心、生产中心、销售中心等全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设置）;开发区协同发展布局（长三角区域拥有146家国家级开发区、320家省级开发区，这些开发区应成为产业协同发展的平台、企业跨区域联系的纽带、创新发展的高地、展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窗口）;企业主体作用布局。
　　其四，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引领。无论是作为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需要，还是在区域范围内发挥带动产业升级的作用，龙头城市创新功能至关重要，甚至具有战略引领的决定意义。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不够。其实，这不仅是服务意识需要增强的问题，更是服务能级尤其是创新能力的提升问题，这正是上海发展史上的短板和未来发展的新空间。到目前为止，上海作为城市形态发展已经历4个阶段、3次高峰，但创新能级并未充分体现。第一阶段，远东国际大都市（上世纪20—30年代）。如果以城市“繁荣”来概括，这是第一次以商品、要素集中为特征并具有殖民性质的繁荣（当时国家整体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第二阶段，新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上海品牌享誉全国。不过，这只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第二次繁荣。此时的上海产业质量及其地位并未体现国际比较优势。第三阶段，处于改革开放的后位状态，即原有封闭体制下产业优势丧失而陷入被动和低迷发展状态。第四阶段，浦东开发开放后的新辉煌。进入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上海步入改革开放的快车道，展示着开放式、多功能、国际化新形象。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上海产业结构虽然已初步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格局，但最薄弱的环节业已暴露，即创新力不强。与北京、深圳、杭州等城市相比，至少体现不了创新的强项和优势。中科院每年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上海一直排第4位，即使是同处长三角区域，上海也居江苏之后。在创新能力上补短板，不仅要求科学研究和科技研发上台阶、上水平，而且急需产业链对接，使创新链与产业链高度融合。与香港、新加坡相比，上海具有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同时发展的双轮驱动条件和优势。因此，走向产业链高端的“上海制造”，其补短板的价值可在上海增强创新能力、再造新辉煌上形成奠基之效。
　　其五，一体化发展的推进方式。一是坚持问题导向。问题导向有利于精准施策，排除障碍。其中，利益障碍、政绩障碍和文化心理障碍将是主要部分。所谓专项研究、攻坚克难应重点体现在障碍破除上。要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全面疏理基础上，明确“三个何在”，即阻力何在，利益损失何在，合作共赢何在。而后努力做到难题排序，分阶段破解。二是培育新型合作形式。完善合作形式主要是4类合作体系建构：政府合作、城市合作、市场合作、企业合作。政府合作有直接和间接两部分。直接合作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保、公共服务、塑造营商环境等，间接合作要求为一体化、高質量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城市合作突出体现城市群发展功能。正在建设的G60科创走廊，依托3省1市的9个城市合作推进，这是展示城市群功能的一种形态，值得重点培植。城市合作中的项目载体，如G60科创走廊的工业互联网项目和上海宝山区牵头、苏州（太仓）、南通（海门）等多城市参与的邮轮产业链创新项目，既承载着城市群合作功能，又为政府、市场、企业合作创造条件。市场合作至少涉及三个方面：推进市场机制健全、成熟，为合作创造空间（长三角地域中的上海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建设必将显示优势，带来合作效应）;培育市场内生机构、组织，产生专业性、高端商务服务功能，促进市场在为企业服务中融合、通达;减少行政干预，即依靠政府清除交易障碍，使各类商品及全要素、全域流通无边界。企业合作通过产业联盟、组织购并、跨国经营等方式，致力于在跨区域经营中发挥四大作用：城市群中的主体推动作用;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产业链企业的专业配套作用;产学研融合的企业桥梁作用。在完善的合作体系中，企业是主体，市场是基础，城市是载体，政府发挥引领与保障功能，四位一体，有序运行。
　　其六，一体化发展的生态结构。形成纵横交错（交通设施、产学研联盟等）、互联互通（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物资流、信息流……）、网络状（5G网、工业互联网）、复合式的生态结构。 　　总之，企业、地方政府、国家行为是产生特定区域环境的重要元素。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良好区位环境是产业升级的呼唤。既适应又创造是形成良好区位环境的基本条件，而这离不开区域内自主创造和跨区域合作创造两种形态的有机结合。
　　注释：
　　上海市政协《关于“深化市场监管体制改革，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若干建議》，2019年7月8日。
　　张学良、李丽霞：《长三角区域产业一体化的困境摆脱》，《改革》2018年第12期，第72-82页。
　　参考文献：
　　[1] 李克. 经济转型 产业升级[M].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1.
　　[2] 王钦. 海尔新模式：互联网转型的行动路线图[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3] 李君华. 产业集聚与布局理论——以中国制造业为例[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4] [美]杰里米·里夫金. 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M]. 张体伟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
　　[5] [日]引头麻实. 日航重生： 稻盛和夫如何将破产企业打造为世界一流公司[M]. 陈雪冰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Abstract： Industrial upgrading happens in a particular location environment. The location environment has original effect and derived effect. The formation and selection of location environment must obey objective economic rules. An enterprise has to adapt its location environment， and meanwhile， it will also have an effect on its location environment. How to create a good location environment， is a challenge for the global industrial upgrading，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creation in side the  reg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Keywords： Industry; Industrial Upgrading; Locatio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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