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时代职业教育培养人才可迁移技能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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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重视可迁移技能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在分析可迁移技能生成的基本原则与架构应包括技能選择要求的普遍性、技能确定程序的民主性、技能形成情境的特定性、技能动态框架的检验与调整的基础上,提出未来职业教育人才的可迁移技能培养路径:制定适应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国家资历框架,达成学分转换;鼓励龙头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技能标准的开发,研制教学标准;践行培训面向不同群体的1+X专业授课模式,评定技能等级;完善职业人才自我管理机制与转变就业观念,增强适应心理。
[关键词]可迁移技能;人才培养;职业教育;新时代
[作者简介]张彩娟(1991- ),女,河南驻马店人,上海杉达学院,助教。(上海 201209)张棉好(1970- ),男,江西玉山人,浙江师范大学工学院、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浙江 金华 321004)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9)23-0026-06
如今,从国家社会发展趋势看,在经济新常态、产业转型升级及新型城镇化等背景下,我国工业与服务业发展迅猛,各项产品与管理的标准逐渐提高,同时全球化趋势使企业生产与服务的技术含量日益增强;从国家教育政策看,《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鼓励职业院校积极开展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也鼓励职业院校学生踊跃获取各种职业技能资格及等级证书,促进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保障学生职业活动和个人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指出要把职业教育的诸项标准化建设作为其发展的基点,深化校企共育人,提升受教育者的职业适应能力。可见,我国职业教育要达到“当地离不开、业内都认同、国际可交流”的水平,需要立足于以人为本和终身学习的理念,把培养高素质技术人才的可迁移能力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的目标之一,使培养的毕业生既具备良好的职业技能,又具备在工艺、管理等岗位的普适性能力、创新能力及职业生涯发展潜力等,这也是应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的关键所在。
一、激流与冲撞:新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重视可迁移技能的必然
所谓可迁移技能,是指个体于特定场所获取的技能可在其他情境中运用,尤其是当职业或劳动组织变动时,享有该技能可帮助个体尽快顺应新环境。在新时代,国家强调各地有关部门切实施行1+X证书制度试点,支持学生在取得学历证书的同时,可获得不同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朝着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这意味着,职业教育要从局限于获得技能培训转变为全面了解学生正在建立的技术和非技术技能,关注学生已具备的及未来可学到的谋生技巧,以便增进就业机会。
(一)宏观层面:全球范围的产业转移与升级,技术人才亟待普适与更迭
首先,从成本—收益视角来看,知识经济时代,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重要议题,诸多国家受人口红利逐渐下降的影响,为获得更丰厚的利润,其产业开始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我国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2017年第一产业的国内增加值为8.9%、8.7%、8.4%、8.1%、7.6%,第二产业的国内增加值为44.2%、43.3%、41.1%、40.1%、40.5%,第三产业的国内增加值为46.9%、48.0%、50.5%、51.8%、51.9%。其中,在这五年内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为24171万人、22790万人、21919万人、21496万人、20944万人,从事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为23170万人、23099万人、22693万人、22350万人、21824万人,从事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为29636万人、31364万人、32839万人、33757万人、34872万人。可见,伴随第三产业国内生产增加值的逐年增多,第三产业的用人需求量也日趋高于第一、第二产业,并呈增长趋势,这说明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类型更趋向集生产、管理与服务于一体的专业技能人才。由此,学生的专业技能固然重要,但学生可迁移技能的培养也不容忽视,这是职业教育应对产业转移必须注意的问题。另外,从产业转型视角看,智能化的应用、互联网时代的迈进,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提高了人才使用要求,从而带来部分工人的重新择业;同时,虽然解决学生技能方面的不足可以确定市场需求,但衡量可迁移技能的指标还需考虑其将年轻人带入体面工作的优势、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上使用特定技能,及在学生就业准备项目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因此,技能的度量既会捕捉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周围的生态环境,及这些环境如何影响年轻人使用可迁移技能的方式,并关注代表不同发展领域能力的技能,也会实事求是地考虑行为和技能所固有的多样性,且通过适应、管理和解释等过程加以深入思考,从而以迭代的方式,在具有普遍性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二)中观层面:跨文化式的市场需求与应用,支持学生积极发展的环境
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显著的文化、习惯及语言差异,但在“一带一路”、产业外包与转移背景下,为满足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理解社会可取性偏差的重要性,为学生提供的职业教育与技术培训必须围绕可迁移技能进行。这是因为社会可取性偏差旨在年轻人根据社会需求衡量某些技能或行为在社区中的相对价值,从而考虑自己的干预地位,及确定对社区的持续投资,并练就这些技能行为,以让自身在职业选择方面更突显优势。因此,可迁移技能被认为是面对跨文化式的市场需求专业能力的基本要素,一般描述为技能在不同的情况和生活领域都能提供帮助,它承认可迁移技能的差异随着时间与雇主需求而变化。因此,可迁移技能有不同的标签,没有任何单一的或确定的列表,它在内容层面不仅包括基本技能(如计算、读写)、与人相关的技能(如沟通技巧)、概念化技巧(如解决问题),也包括商业相关技能(如创新)或社区服务技能等。总之,可迁移技能对新环境或组织的先前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在招聘选拔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意味着技能转移是作为积极发展的年轻人从学校过渡到工作的社会融合,尤其是以学徒为基础的职业教育培训,可促进技能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转移,激活深度学习。 (三)微观层面:提高职业适应性,以增进个体就业,投资终身的技能发展
一般求职面试时,雇主把可迁移技能作为重要标准,较为强调应聘者的可雇佣性,考虑新入职者能否与同事合作,能否融入团队组织。由此,可迁移技能被视为当个人转移到另一环境时,能够轻松地应用以前获得的技能,即非职业特异性的个人及社会技能。其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可迁移技能以关键技能替代,更为系统而科学地归纳其边界涵盖:学科能力(知识、事实、概念、系统);方法论的能力(技能、扩散连接、分析、解决问题);社交能力(沟通、交互工作、国籍);个人能力(态度、价值观、道德)。这些技能领域基于个人需要可自主调控,并在社会异质群体中发挥良好的功能,而且个体若无法在正规教育中获得系统职业技能,还可能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不同情况下,从学徒学习和创业中获得高阶认知和非认知技能,促进自我就业。因此,从雇主角度来看,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拥有更好社交或其他可迁移技能的人更适合受雇。可见,在职业教育中,可迁移技能是投资于培养终身就业能力与职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另外,个体对知识、技能以及职业的渴望,也会督促他们不断提升与延展技能范畴,以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且目前有许多雇主抱怨职业教育毕业生具有较差的就业技能或可迁移技能。由此,职业教育亟待提供可迁移技能的专门培训来帮助个体实现从学校到工作及再就业的转变。
二、原则与架构:新时代职业教育融合可迁移技能培养的理论表征
新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和培训不仅需要致力于培养专业人才与特定职业相关的能力,还需要培养专业人才的可迁移技能,这是应对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必然趋势。但是,技能的迁移既取决于个体和情境因素,还取决于任务、社会过程、培训师的支持。根据上述可迁移技能的有关解释可知,其实际上即“可迁移的核心基本技能”,它可以指引受教者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或认知领域选择、适应、调整和应用适合未来的职业,促进自我的持续发展,体现出技能的整合性、广泛适应性及跨界性。因此,其生成的基本原则与架构在于:
(一)技能选择要求的普遍性
专业能力固然是有效表现自我职业实力的先决条件,包括知识、技能和态度,其中因技能一般是在现实生活,或通过教育和培训滋养出来的,后来又迁移到现实生活中的特殊能力,因此技能的可迁移性对于个体成长与就业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可迁移技能强调技能要适用于诸多行业,不局限在具體的工作岗位和任务,注重在不同现实情况下有效发挥作用,因此它们可以是技术性的,也可以是非技术性的,但主要集中于非技术技能,如社交技能或解决问题的技能等,部分也集中于在许多不同情况下能发挥作用的基本技术技能,如基本信息通信技术技能。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可迁移技能具有可塑性,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变化。但重要的是如何判断哪些技能可迁移,以及如何教授和培训这些技能,以便使学习者习得未来就业所需的可迁移技能。总之,可迁移技能内容非常广泛,多属于跨部门和跨职能的技能迁移,如社交技巧、情绪管理、积极的自我概念及更高阶的思维技能等。
(二)技能确定程序的民主性
表征即为客观事物的呈现形式,可转移技能的表征会随着职业生涯建设维度的职业适应性而发展、变化。作为一个综合或形成构念,可迁移技能虽然是内部集成的,在整个职业转换生命周期中会存在替代性的经历,但由于可迁移技能还没有作为一种技能被引入有意识的学习过程,因此其表征也是随着学习而来的实践,更容易受社会大众环境的影响。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场域中,职业竞争力已逐渐跨越国界、区域、职场,这就要求在培养个体的可迁移技能时,为了提升个体综合竞争力,其内容既要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持续意见,如个体、雇主、工会组织、政策制定者等,也要参照多学科,如哲学、心理学、统计学和教育学等的观点,且需借鉴不同国家及国际研讨会等的理念,以保障制定的技能框架在全球得到认可。
(三)技能形成情境的特定性
为了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使其具备解决问题、沟通交流、创新创业等技能,许多职业院校与职业教育机构通过提供专业的职业相关课程和基于工作的学习经验,将可迁移技能纳入其中,这些主动行为对职业教育学生的职业发展有积极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可迁移技能的锻炼一般源于个体在工作场所中,通过实际行动把已有的技能知识迁移到新视野,并据此预设技能可扩及的其他情境与可能活动等。然而,技能迁移可能受职业需求的限制,因此可迁移技能同样具有情境性和职业专门性,只有在所需技能相似的场景,才能跨机制传输技能。例如,一位面包师刚开始在一家等级森严且角色分明的高质量标准的面包房工作,每天制作大量面包。不久,面包师应聘到一家小型的高度专业化的面包店,层次不那么明显,工作灵活,重视合作。倘若面包师的工作性质保持不变,基本上其所要做的便统一为:烤面包,与同事沟通,最终处理社交问题。但是,其并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然地使用可转移技能,因为社会形势和工作流程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包师必须重新调整其技能——不仅是技术性的,还有非技术性的可迁移技能。总而言之,可迁移技能的形成既强调结合不同情境同一技能展示的共性,也要顺应新环境对其的独特要求。
(四)技能动态框架的检验与调整
技能迁移的复杂性及个体和情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一直是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这在于可迁移技能通常针对的是培训人员及其组织的特定需求,所培训的技能接近特定的工作要求。尽管有时培训和工作环境非常接近,但技能的迁移并不会得到保障,这在于学习者的个体特征(能力、个性、动机等)、培训或干预设计(学习原则、顺序、培训内容等)、工作环境(支持、使用培训内容的机会等)均是培养或阻碍技能迁移的主要因素。首先,学习者的认知能力、自我效能感、动机、对职业的投入程度、心境状态、经验积累等因素均会影响职业适应性。例如,若学习目标明确、学习内容相关、愿意反复练习与接受行为建模及善于从错误示例中进行反思等,那么训练或干预设计将促进迁移。其次,技能的迁移是由工作中的社会化过程决定的。如果提供了执行培训的机会,且有一个和谐的组织氛围、一个支持的工作组,那么工作环境可促进技能转移。一语蔽之,可迁移技能并非一成不变,它需符合经济社会需求下技能发展的既定规则,吸收新科技、社会学等领域的理论与技术,推动技能内容随时代变化开拓创新,并依照实践行为、不同部门及用户的反馈加以修订。 三、措施与方法:新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可迁移技能培养的实现路径
智能化时代的来临,既提高了对技能人才的技术开发、服务及管理等方面的要求,也使可迁移技能培养成为大势所趋。鉴于可迁移技能的育成是对技能迁移流程、特性的掌握、理解与遵守,而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联系密切,以就业为导向,因此未来职业教育人才的可迁移技能培养可从以下角度着手。
(一)国家角度:制定适应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国家资历框架,达成学分转换
为有序开展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之间的贯通,拓宽技术技能人才持续成长通道,职业教育要主动适应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对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第一,构建适应国情且契合国际教育标准的国家资历框架。国家资历框架作为政府教育部门和各类利益团体共建的映射不同学习绩效的层级与通用标准体系,是促进分级分类教育系统同劳动力市场相匹配、贯通的基本认证制度。一方面,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培养技术工人,还要注重人的能力发展、内在成长及社会需要这三者协调共进,而目前我国还缺乏将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衔接所体现的学习成果的认定与转化机制,因此现代职业教育要致力于搭建一套符合国家学历学位认证实际的职业资历框架。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生产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等,预示着未来人力资源与职业人才标准将趋向国际化,因此职业资历框架建设还需要与国际接轨。第二,加快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建设。各阶段、各类型教育在育人目标上虽存在差异,但依然要承担培养学生一般技术技能的职责,而信息化时代对教育的要求侧重于将实际工作情境所需的可迁移技能内容变换为学习领域课程内容。因此,各类教育,尤其是中高职教育和应用型本科教育应依据新时代人才需求信息合理规划培养模式,不仅要致力于专业技能教学,也要重视通用技能及地方性和民族化的特色技艺的传承。具体而言,各级各类教育中可迁移能力的定位,应由专门的教育机构在探究“市场需求能力”基础上,依据受教者的身心发展特点及所处学段加以明确。同时,建立以项目、案例、课题研究为载体的讲授模式,或采用大师工作室、现代学徒制等途径,使学生能从参与项目的计划、实施到评价的全过程,形成对职业的综合化反思。由此,要加快建设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配置标准化且操作性强的教育认证制度,清晰各阶段各类型教育可培养的技能水平,以实现相应学历与技能等级之间对称学分的累积、转换,进而协调好人才培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二)社会角度:鼓励龙头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技能标准的开发,研制教学标准
就职业技能标准而言,它指在对不同职业工种所需知识与技能要求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参照职业活动内容形成的系统技能准则,规范从业者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要求的综合性水平,是实施职业教育培训与人才评价的基础。要鼓励社会上各类较具话语权与代表性的龙头企业、大型企业参与职业技能标准的开发。目前,我国同行业的企业对员工的职业技能要求参差不齐,间接造成失业人员再就业时很难得到同行其他企业的认可,其根源主要是我国职业技能标准体系构建还处于探索阶段,从业者所接受的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并未有统一的、科学的职业标准作为依据。鉴于各行业的龙头企业、大型企业的标准较为规范、系统、科学,因此在进行职业技能标准研发时,应设置相应的激励机制,如技能补偿、缴税优惠等政策,鼓励龙头企业、大型企业的代表参与其中。对影响力大、大众信任的行业企业的职业要求的具体条例进行归纳,再结合职业教育专家、学者们的学理分析,可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學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从而有助于形成系统的、普适性的职业技能标准,完善中高等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同时,还可根据行业企业对职业院校教师与校长领导力的建议,开发并实施教师和校长专业标准,且持续更新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顶岗实习标准、实训条件建设标准(仪器设备配备规范)等,以提升职业院校教学管理和教学实践能力。此外,还要积极邀请行业企业中的高级师傅同职业院校教师、专家学者及教育部门科研人员联合制定各工种国家教学标准,允许职业院校依据市场需求,参考标准自主制订人才培养方案,使培养的人才能在不同就业岗位找出技能的共性,既方便企业择人,也方便职场人再就业。
(三)学校角度:践行培训面向不同群体的1+X专业授课模式,评定技能等级
智能化时代使得诸多简单劳动将由机器替代,被机器换下的人则会转移到新型高端服务岗位;同时,产业的转型升级,要求人才的知识面向和能力结构应满足多元的岗位要求。在此背景下,职业教育与培训应面向包括在校学生、农民工、退伍军人、残疾人、失业者及需要技能提升的职员等在内的各类人群,且应从行政体制、学科建设、课程设置等方面构建以专业教育教学为核心的跨学科学习平台。第一,为拓展一线劳动者及普通高校毕业生的知识场域,需提供更多职业化课程培训通道和网络资源。一是鼓励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职业院校和各类培训机构;二是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为学生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多种学习方式。第二,为需要转型的有多年工作经验和扎实专业功底的职工设置转岗课程,并提供技能提升补贴,调动其参加培训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提倡职业教育各科教师聚焦多种教学方法,把可迁移技能融入教学的全过程,引导学生跨越特定的职业技能要求,综合社会环境、政治、经济等领域去发展逻辑分析、沟通交流等一般技能。同时,在进行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重构时,学术科目教师与职业科目教师需以行业产业、职业群及具体工作岗位为根本,共同开发适合该模式的教材及系列配套材料等。第三,为促进职业教育人才可迁移技能的养成,职业院校应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规定,定期组织技能考核与证书发放,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强监管,防止乱培训、滥发证等现象。同时,职业院校应鼓励学生获得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职业技能证书。例如,对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离校未就业毕业生,落实职业培训补贴政策;也可对取得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社会成员,支持其根据证书等级免修部分课程,在完成规定内容学习后依法取得学历证书;对接受职业院校学历教育并取得毕业证书的学生,在参加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时,可免试部分内容。 (四)個人角度:完善职业人才自我管理机制,以转变就业观念,增强适应心理
通常,产业转移的集聚效应能促进转入区新产业的兴起,转出区也会填补新产业,因而区域职业教育发展必须动态跟进,放弃先前不合时宜的产业对接人才培养方案,以将精力置于学生技术能力的提升和职业生涯规划方面,由满足学生就业,延伸至锻炼学生适应岗位变化与职业转变的可迁移技能。一是加深学生对学业及职业的重视程度,如组织专业简介、生涯学术论坛、职业规划竞赛等,着重引导学生学习职业发展基础知识,强化职业可持续发展。二是鼓励学生充分利用闲暇时间,提升理论联系实际及动手实践的能力,如开展社会实践、志愿者服务及创新创业等立项活动。三是充分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如在主题班会中向学生讲述名人自我管理的典故、成功事例,也可邀请优秀校友、专家进行生涯交流讲座,引导学生反思自我,发现自我内在的职业向往,进而激发学生主动提升自我。此外,职业院校要加强调研,有目的性地根据地方经济与企业需求对学科专业、师资队伍等进行改革,科学分配教学资源。另外,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作为重要环节,其组织执行可通过构建学生、辅导员及专业指导教师间的交流平台实现,且在职业生涯指导中还要注意与学校培养目标及个体职业发展愿望相结合,对各学年段的学生开展不同主题与形式的职业生涯认知教育。总之,要在潜移默化中,强化学生对职业发展变化规律的适应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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