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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理论的两种书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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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当前存在两种社会工作理论的书写方式:一种是佩恩倡导的“工作型社会工作理论”,另一种是加勒特推进的“社会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前者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一个处方,直接推动了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但难以合理化的解释社会工作实务的结果、机制。后者有助于解释社会工作实务的结果和机制,但尚未发展出一套社会工作实务模型。在推进社会工作学科建设的背景下,无论是工作型社会工作理论还是社会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亟待重构。重构社会工作理论有三条进路:第一,对“工作型社会工作理论”引入机制分析;第二,在“社会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社会工作实务模型;第三,整合“工作型社会工作理论”与“社会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
   关键词:社会工作理论;书写方式;重构;社会工作学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7640(2020)01-0029-06
  一、引言
   本文对社会工作理论的书写方式的研究,缘起于笔者2018-2019年在英国的访学。笔者和多米内莉(Lena Dominelli)教授有一天聊起加勒特(Paul Garrett)出版的《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Social Work and Social Theory)。在笔者讲完对该书的看法以后,她表示认同,并回忆起她念书时读佩恩(Malcolm Payne)撰写的《现代社会工作理论》(ModernSocialWorkTheory)的场景,接着不无失落地告诉笔者现在英国不少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已经不读佩恩的书了,而改念加勒特的著述。这再次触动了笔者在翻译《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时的一个想法,那就是佩恩和加勒特可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工作理论取向。后来,笔者在读索普(ChristopherThorpe)的《为社会工作的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for Social Work)后,再次坚定了之前的判断。直到有一天参加一个检讨克利福德(James,Clifford)和马库斯(George Marcus)编辑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工作坊,笔者才打算从书写的视角切入对社会工作理论的分析。
   其实,书写一直是人文研究特别重视的一个议题,比如对文体历史书写、书写与差异等的研究。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勃兴,书写进一步扩展到记忆、文化等研究领域。在这些研究与分析中,笔者倾向于认可法国学者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的一个观点。在他看来,书写讨论的是某种记录过去事.件的范式,不仅往往体现书写者对材料的选择、组织和重构,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反映书写者的书写观。[1]
   借此,本文对社会工作理论的书写展开考察,所分析文本为佩恩的《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加勒特的《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之所以选取佩恩的《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和加勒特的《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进行分析,除了因为笔者一开始提到的题外话以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出版的社会工作理论教材基本上是以佩恩的《现代社会工作理论》为蓝本的,而加勒特的《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近年来在英语世界里掀起了一股强劲的社会工作理论旋风。本文将依次讨论文本目录、章节安排和书写者的理论观,进一步探究重构社会工作理论的可能性。
   二、佩恩与“工作型社会工作理论”的书写
   佩恩在1991年出版《现代社会工作理论》(第一版)[2],此后分别于1997年、2005年和2014年推出第二、第三和第四版。从目录来看,第二版除了合并第一版中“行为模型”与“认知模型”外,还特别增加“社会发展与社区发展”和“反歧视视角与反压迫视角”两章。[3]相比于第二版而言,第三版将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思考社会工作理论”,并增加“社会工作实践理论中的议题”一章;第二部分为“社会工作理论评述”,先后增加“社会建构论”“灵性”“多元文化”等小节,删除“评估社会工作理论”一章。[4]第四版遵循了第三版“两大部分”的设置,在第一部分恢复第一、二版中“评估社会工作理论”一章,增加一章“连接理论与实践”;第二部分删除“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建构论”“社区发展”等章节,增加“优势、叙事和寻解实践”“宏观实践”“社会教育”等章节。[5]具体详见表1。
   从表1可见,佩恩的《现代社会工作理论》第一版到第四版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脉络:第一,越来越倾向于按照总分的逻辑论述社会工作理论,即先整体分析(包括什么是社会工作理论、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怎么评估社会工作理论等)后逐一引介;第二,在论述各社会工作理论时,越来越多地称之以XX实践(Practice)而非XX理论(Theory),即使模型(Model)、模式(Therapy)、视角(Perspective)也较少使用;第三,适时增加或删减部分社会工作理论,以回应社会工作实务的变化。
   不变的是各种社会工作理论在书中的排序,基本上遵循从微观到宏观、从心理到社会的逻辑。并且,佩恩在具体论述某一个理论/视角/模式/模型时,首先介绍该理论/视角/模式/模型的背景、发展过程及其基本观点,然后分析其如何运用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并佐以案例具体展开,最后评論其适用性、优缺点等。这让每一位读者在阅读时都可以较为明晰地了解社会工作者在何种情景下开展服务、开展何种服务以及如何确定服务效果的达成等。就此而言,这是社会工作从业者所渴望的。
   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些变与不变的背后意味着什么?这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佩恩理论观的探究。首先,社会工作理论是社会建构的。这是佩恩在对社会工作理论予以整体论述时特别强调的一点。他指出,“有三股力量建构了社会工作理论,分别是创造和控制社会工作成为职业之力量、主动或被动寻求协助的人群中创造案主关系之力量以及创造社会工作实务运作之社会脉络的力量”。[6]其次,社会工作理论不孤立于社会工作实务而存在。显然,这是第一点的延续,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工作实务与理论的关系。用他的话说,“旨在为社会工作活动提供一种全面的处方””。此外,这也就不难解释佩恩为何适时增加或删减部分社会工作理论以及为何越来越多地中使用“实践”而非“理论”。    总结以上两点可以得出,佩恩的理论观是以社会建构论为基础的“工作型社会工作理论”。所谓“工作型社会工作理论”,是从社会工作实务出发、又在社会工作实务中进一步得到检验与评估的理论。甚至,还有部分理论是从社会工作实务中得出的,比如生态系统理论。[7]总而言之,这一过程始终围绕着实务(也就是“工作”)而展开。这被西本(RogerSibeon)称之为关于如何开展社会工作的理论[8],里斯(StuartRees)命名为策略理论(StrategicTheory)[9],而福克(JanFook)则提出一个新称呼一实践理论(PracticeTheory)I0),豪(DavidHowe)则认为是社会工作的理论(TheoryofSocialWork)[11]。
   无疑,“工作型社会工作理论”直接推动了社会工作实务的快速发展。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社会工作干预研究的兴起,有些“工作型社会工作理论”被证明是错的或者说是无效的,也有些理论还无法被证明是否有效。[12]并且,许多“工作型社会工作理论”是不连贯的、碎片化的,无法对社会工作实务给.予一个整体性的解释,尤其是难以合理化的回答一个问题一社会工作实践何以使得改变成为可能。[13]这就涉及到对机制(Mechanism)的分析。不少的学者认为,机制往往与覆盖率(theCoveringLow)有关,是生成性的。[14]巴斯卡(RoyBhaskar)认为,生成性机制(GenerativeMechanisms)直接指涉的是因果关系(CausalConnection)/因果规律(CausalLaw)。[15]显然,这是“工作型社会工作理论”难以达到的。
   三、加勒特与“社会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的书写
   与佩恩类似,加勒特在2013年出版《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第一版)后,于2018年发行第二版。1[16]从目录来看,第二版相比于第一版而言,,最大的差别是增加了一章“与福柯对话”,并部分修改了另外两个章节的内容(具体详见表2)。
   显然,加勒特的《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除第一章绪论外,也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同样具有总述的性质。他提出,“理论欠缺的实务注定是一个谬误”[17]。并且,他借用汤普森(NeilThompson)的话,进一步重申了社会工作理论之于实践的重要意义。“即使理论并不能直接应用于实践,但依旧具有重要的价值。实践者将从一系列因素中建立假设(比如,人类行为的属性和动机、社会的运作机制、社会问题的本质和原因、如何有效沟通、如何识别情绪反应等等),进而在假设的基础上发展出概念。而这则来自于理论。”[18]第二部分具体探讨一些理论家与社会工作的关联。并且,加勒特在分析社会工作如何与理论家对话时,他的逻辑一般是先介绍该理论家的生平及其基本观点,再论述其如何用于分析社会工作实务。
   由此可见,加勒特虽然和佩恩同样强调理论对于社会工作实务的重要意义,但他关注的重点不是理论如何具体的指引实务,而是如何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一个概念框架或理论视角,以解释社会工作实践的结果和机制。并且,加勒特表现出鲜明的批判理论的底色。他坚持认为,当今英国的社会工作深受新自由主义之苦,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毁灭性批评,可以成为社会工作者抵抗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比如,借用马克思对《资本论》的分析,反思社会工作“现代化”背景下社会工作者的时间、劳动与技术。在《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第一部分,与其说加勒特强调社会工作是现代性的产物,不如说他更加认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即社会工作是在回应资本主义危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也就进一步决定了加勒特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的立场上对社会工作展开分析的。在《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第二部分,加勒特分别从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国马克思主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等吸收理论资源,进一步展开批判理论之于社会工作的分析;借用马克思(资本主义)、葛兰西(霸权)、布尔迪厄(场域惯习、资本)、哈贝马斯(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福柯(生物政治)、霍耐特和弗雷泽(认同)、巴迪欧(“一个世界”的政治)、内格里(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博尔坦斯基和希亚佩罗(资本主义新精神)等思想,分析社会工作实务中所遭遇的结构性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议题,进而厘清背后的社会机制。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将加勒特所设想的对于社会工作实务的分析称之为“社会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所谓“社会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是要在社會工作与社会理论(尤其是批判社会理论)之间建立关联,其尤为强调的是结构性社会语境或社会文化脉络如何影响社会工作实践。具体而言,结构性社会语境或社会文化脉络不仅是社会工作实践的背景,同时也构成社会工作实践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从“社会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出发,试图对社会工作实践的结果予以说明,并进一步分析社会工作实践的运作机制。
   遗憾的是,加勒特尚未从“社会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中的任何一个理论出发提出一套社会工作实务模型,或佩恩意义上的社会工作理论。因此,其难以具体地指引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而且,加勒特在《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的开篇即指出,他要创建一个不同于吉登斯(AnthonyGiddens)、贝克(UlrichBeck)等所倡导的主流社会工作分析框架的新进路。⑤无疑,这一愿望一直未成为现实。在第一版的结语部分,加勒特对此只字未提。在第二版结语中,他引用了列维塔斯(RuthLevitas)的话,以论证把追求乌托邦视为方法而非目标的普遍性与必要性。[19]而这又将陷入另外一个无休止的争论之中。[20]
   四、总结与讨论
   综上所述,佩恩倡导的“工作型社会工作理论”和加勒特推进的“社会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各有优势,也同样面临挑战。具体而言,前者能够具体地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一个处方,却在如何合理化地解释社会工作实务的结果、机制等方面遭遇挑战;后者有助于解释社会工作实践,但遗憾的是尚未发展出一套实务模型以具体地指引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当下,建构社会工作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美国的社会工作学者基于社会工作干预研究的积累,从2011年开始积极推进社会工作学;[21]2017年,《社会建设》杂志组稿探讨中国社会工作学科的建设与发展。[22-27]这势必呼唤出一种与建构社会工作学相匹配的社会工作理论,即如何确保社会工作理论既是干预性的,也是解释性的,还是理解性的。[28]在此意义上,无论是佩恩倡导的“工作型社会工作理论”,还是加勒特推进的“社会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都亟待重构。    重构社会工作理论有三条进路:第一,对“工作型社会工作理论”引人机制分析以增强对其解释和理解的力度。这意味着首先需要在认识论上解决实在论与诠释论的统一性问题。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Realism)提供了一个思路。目前,已有学者在此方向上开始了一些基础性的探索。[29]问题在于,尤为强调意义理解的诠释论对此进路颇为不满。[30]的确,在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中,意义完全被机制所湮没了。因此,如何在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中赋予意义恰当的位置将是下一步研究值得重点探讨的问题。
   第二,在“社会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社会工作实务模型。当前,有一些学者在广泛而深入地吸收了哈贝马斯(结构-行动)、吉登斯(结构-行动)、布尔迪厄(结构-身体)、福柯(身体-话语)及巴特勒(身体-话语)等的社会理论基础上,提出“行动-话语”的理论框架。[31]也有学者在以问题为本对优势视角、技术治疗对社会干预实证主义对解释主义、专业主义对本土经验等四大理论论术的基础上,基于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提出反身性实践的社会工作实务理论。[32]这无疑是一个突破,但目前还不够深人和系统。
   第三,整合“工作型社会工作理论”与“社会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社会工作在本质上是把“社会”和“工作”紧密地衔接在一起的[33],促进“工作型社会工作理论”与“社会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的融合发展也是可能的。也许,一个可以尝试的思路是,把“工作型社会工作理论”中的一系列概念置于“社会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之中予以解释和理解,再返回社会工作服务情景以推进理论化实践(TheorizingPractice)的展开,最终实现一种双重解释学(DoubleHermeneutics)。这有待今后进一步的探讨。
   注释
   ①以作者的阅读为例,详见2007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作者为史书美,译者为何恬;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作者为徐冲;200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书写与差异》,作者为德里达,译者为王宁。
   ②就笔者近几年眼见所及,详见201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历史、记忆与书写》,作者为帕特里克.格里,译者为罗新;20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作者为罗杰.夏蒂埃,译者为吴泓缈、张璐。
   ③除了汤普森(NeilThompson)和斯特尼(PaulStepney)编辑的《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SocialWorkTheoryandMethods)、提特尔(Bar-braTeater)撰写的《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应用导论》(AnIntroductionToApplyingSocialWorkTheoriesAndMethods)等以外,何雪松撰写的《社会工作理论》、文军主编的《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简春安等著的《社会工作理论》也受其影响。
   ④其实,自2003年以来,加勒特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检讨不同社会理论家与社会工作的关联,后结集出版《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在《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出版后,BritishJournalofSocialWork,JournalofSocialWork,CriticalSocialPolicy等连续发表书评。当然,除了加勒特以外,MelGray、StephenWebb、StanHouston、HarryFergusonChristopherThorpe等也属于此类。如非必要,在本文中将不具体展开分析。
   ⑤所谓的主流社会工作框架,主要是由HarryFerguson提出的,详见发表在期刊BritishJournalofSocialWorkSocialwork上的三篇论文,分别是2001第31卷第1期的Individualizationandlifepolitics;2003第33卷第5期的Indefence(andcelebration)ofindividualizationandlifepoliticsforsocialwork和2008年第38卷第3期的Liquidsocialwork:welfareinterventionsasmobile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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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编辑:邹红责任校对:王香丽)
  收稿日期:2019-06-27
   基金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治理背景下我国社会工作行动本土化理论框架与实践体系研究”(16ZDA084)。
   作者简介:黄锐(1985-),男,汉族,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工作理论。
   引文格式:黄锐.社会工作理论的两种书写方式[J].社会工作与管理,2020,20(1):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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