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建设的困境及出路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精神内源动力和铸魂工程。然而，当前乡村文化陷入困境。由于理念滞后性、文化差异性、创新性不足等原因，同时还存在乡村文化主体发生变化、外来异质文化与传统乡村文化难以融合，乡村文化投入与经济发展形成反差等问题。要突破乡村文化建设的困境，必须重新凝聚乡村文化人气;创新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实现多元发展;振兴乡村文化载体，保护乡村文化、文艺活动;加强乡村文化教育，实施乡村产权改革，以切实行动夯实乡村振兴文化之路。
关键词：乡村文化;乡村振兴;乡村文化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2-0048-03
一、乡村文化建设的内涵
（一）乡村文化建设的含义
乡村文化是基于农村自然社会环境形成的文化系统，与城市地域形成的城市文化相对，是乡村人民长期生产生活历史演进中所创造，为乡村人民服务并传承的社会文化。作为一种历时性文化系统，乡村文化主体部分包含形成于过去的乡村传统文化和随当今社会发展而形成的乡村现代文化。在文化物态层面传统乡村文化包含乡村自然地理环境、村落建筑、民间民俗工艺品等;行为文化层面包括村落生活习惯、民间文艺表演、传统节日等;制度文化层面包括满足村落生产生活的各类的行为规范及乡约村规等;精神文化即观念文化，包括传统伦理纲常的家孝氏族文化及宗教文化等。随着城市化加剧，乡村文化在社会发展中逐渐失去话语主导权，在文化体系中逐渐沦为从属地位，如何审视定位乡村文化也成为了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乡村文化的特征
当前城乡文化呈现不均衡性，在我国数千年以乡土性、封闭性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中，乡村和城市文化在功能上虽存差异，但两者文化话语体系一致。我国传统社会以儒家文化话语体系为主导，期间虽有外域文化侵蚀，儒家文化始终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拥有主导话语权，儒家文化包容性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自身话语的主体性权利，传统城乡文化运行规则亦是在此话语体系牵引下发展的，在该话语体系中，城市与乡村文化在传统文化比重没有明显地强弱位序区分。伴随时代更替，中国主导性文化话语体系裂变为两类，形成两套话语体系。一是以现代价值为取向的文化话语体系，二是以传统价值为取向的文化话语体系。五四运动之后，西方民主、科技、人本思想等发展理念传入中国，抨击了传统儒家文化主导的文化话语体系，并最终撼动了儒家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引领了中国的社会发展。随着改革开放，我國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现代价值文化以城市为主要阵地，形成“灯塔式”城市文化，而传统乡村文化丧失在城市领域话语权，逐渐转化为乡村延续的村落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我国城市化进程飞跃发展，就是城市文化在中国文化体系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的进程，乡村文化由于自身理念发展滞后性、创新性不足、文化差异性等理念的缺位，失去了竞争力处于弱势。
乡村文化程度差异性，造成了乡村文化发展多元性。当下研判乡村文化发展整体态势，笔者把乡村文化形态概括为三类，首先“空心化”乡村文化态势，由于市场经济与现代文化价值理念冲击，本土民众对乡村自然环境、生活理念、价值观念发生变化，逐渐与传统乡域情怀、认同感、归属感背离，加之现代文化在乡落地域的空心缺位，传统乡落文化发展出现断裂。其次“封闭主体性”乡村文化，我国村落发展长时期处于封闭闭塞的环境，缺失与外界沟通交流，文化主体传承仅仅限于乡民生活生产领域，域外文化同化力、竞争力处于被动劣势。再次“整合性”乡村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相互交融，彼此不是一种二元对立局势，而是彼此吸收接纳，“整合式”乡村文化形态是乡村社会开放性的显著标志。乡村文化发展差异性，究其本源是现代化建设中“三农”问题在文化范畴现实体现。“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积极解决“三农”的重要把手，亦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解决乡村文化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现实举措。
二、乡村文化建设面临困境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整体变迁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乡村社会所呈现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也急剧变化，导致乡村文化丧失活力，文化存续及失序危机问题凸显，体现在乡村文化创新性及传承缺位，对本土文化缺乏保护，城乡二次元机构发展不平衡造成乡村文化边缘化，乡村缺乏文化自信，乡村文化缺乏整合无法形成完善体系支撑，并逐渐呈现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化缺乏、中国传统文化流失、红色革命文化淡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薄弱等一系列问题，呈现在现实社会中就是城乡文化发展的差异性。
首先，乡村文化主体发生变化。当“利益至上”理念成为社会价值畸形评判标准，经济迅速上升为乡村生活中强势话语，在利益驱动下几乎淹没一切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价值成为当代社会的主宰标准。传统文化因缺失与当下利益价值契合点渐渐没落，逐步在社会民众视野中淡化。科技的发展推动了大众媒体的盛行，使人民更热衷于直观快餐式文化，因经济主导冲击以及乡村人群自身素养发展不成熟，良莠不齐的文化市场里，常常会造成一种低俗化、官能化和钝化乡村文化氛围蔓延态势。
其次，外来异质文化与传统乡村文化难以融合。使其出现“空泛化”，随着文化市场兴起，虽现代文化在传统文化比重上升并成为主导，但仍无法解决乡村民众精神生活的根本问题，因异质文化差异性和乡村文化体系不成熟，我国乡村文化对“新文化”吸收，不是在一种自然、自觉、理性基础上的吸收，而是在打掉了传统文化的根基之后，一种没有底气地、被动地吸收。如当下好莱坞科幻大片盛行“人本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理念等国外文化理念传播渗透进入中国文化市场，趋利性，商业化，庸俗化，最终背离文化指引社会发展方向。
再次，乡村文化建设的投入与经济发展形成反差，农村基础文化设施落后，乡村人民精神生活匮乏，市场经济发展冲击与文化原生态改变，使民众文化生活发生改变，随着民间传统文艺衰落淡化，现代文化没有探寻出适合乡村人民精神空洞的替代文化形式，无法建构新式乡村生态文化平衡，农村文化无法形成成熟话语体系，滞后城市文化建设，处于发展桎梏之中。 三、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选择
面对乡村文化发展种种窘境，如何改变文化劣势发展态势，实现文化变量变成增量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拥有璀璨多元的文化底蕴，构建现代化乡村文化结合体，要以社会主义文化为牵引，在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运用我们最为熟悉，最富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语言来牵引乡村人民精神世界建设。
（一）凝聚乡村文化人气，实施“乡村人才”振兴
凝聚乡村文化人气。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实现振兴乡村，文化是首要，人才振兴是关键，人民是物质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文化继承和创造的主体，城乡差异性使人口长期流动造成了乡村“空心化”，使乡村文化传承发展失去主体人群支撑，实施振兴乡村文化，首先要凝聚人气，激活乡村文化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文化活动作为传承载体，留住乡村文化主体就要创新和保护传统民间文化活动形式，探求文化与产业经济切合点，吸引外出人才回乡创业务工。其次长期以来，国人形成了以乡情为纽带，乡落为根基的“恋乡情怀”，基于感情的维系，创造有利条件，吸引人才返乡进行专业技能的培训，培养新时代“懂农业、知农村”的新农人，反哺家乡文化建设。最后借助乡村特色乡土人文风情，牵引鼓励企业家及文化研究学者等精英人士返乡，运营资本及科技等生产要素带动乡村经济及文化蓬勃发展。
（二）创新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产业多元发展
振兴乡村文化产业。通过特色乡村产业促进产业兴旺，以“文化兴村”维度推进落实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和事业发展，文化产业化不仅是乡村经济繁荣的重要手段，也是文化空间及意象重构的必由之路。文化发展要立足于传统文化之上，违背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孤立开创或移植外来异质文化是行不通的。因此要充分挖掘利用传统农耕文化以及民族区域多样性等特点，将“非遗”等物质文化传承和创新作为实现乡村文化产业化的主体部分进行挖掘。利用“互联网+”的新型发展模式，构建“创意乡村”塑造乡村文化品牌，探寻乡村产业如“农业观光、休闲乡村、民宿经济”与乡村文化发展的契合点，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和土地产出效益，发展现代农业延伸农业功能，鼓励手工艺品及民间演艺和乡村旅游。解决土地规模化经营问题形成“小城镇”以及“经济合作社”发展模式，强调文化产业动态性、过程性和结果性实现文化产业规模体系化。亦要避免文化被过度商业化、边缘化，防止乡村文化纯真性被商业性完全取代。
（三）振兴乡村文化载体，保护乡村文化、文艺活动
促进乡村文化建设。振兴要传承创新乡村传统文化，亦要融入乡村现代文化作为补充。现代乡村文化构建政府要发挥主导统领作用，建设乡村公共文化道路，丰富乡村民众精神文化生活，夯实文化内生动力。首先在“软文化”供给侧，要生产和组建各类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扩宽文化供给来源，在政府、市场、社会方面形成多元共存相互供给态势，构建三者联动协调机制。其次在“硬文化”供给侧，加强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构，加大贫困村落扶植力度和乡村公共文化考察调研，加强乡村文化市场引导监督做到精准扶贫、精准建设。再次加大乡村文化消费场所建设，引导乡村文化产业与产品服务基层，统筹城乡文化消费，扩大非遗产品、手工艺品、生态农家旅游等消费，进而把文化产品推入消费市场。民俗文艺作为乡村文化现实载体，在农村日常生活拥有独特作用，其自身独特草根性、仪式性与狂欢化效果是紧密相连的，不同于现代静观文艺形式传统民间文艺引领乡村风尚效果与村民参与感是其被普遍接受的内在原因，传统民俗文艺形式发展不仅融合农民的文化心理还把审美习俗融为整体、真正适应了村民的现实精神需要。民间文艺作为一种仪式性活动与祭祀、婚礼、丧葬、神灵等重大事件相关，富含本土乡情情怀。乡村生活习惯与现实需求，推动了乡村文艺的高度发展，满足了乡村民众的精神文化诉求，因此要结合本地域人文乡情，继承并维护优秀民间文艺形式。加强乡村文艺的保护不仅仅是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整个社会发展内在需求。随着市场经济冲击与城市化加剧，物质与精神文明发展失衡，物质诉求对人类发展造成挤压，人产生异化、单面化、感性丧失，致使“现代化病症”蔓延。在物欲横流，拥挤嘈杂的城市生活空间，乡村与城市不是绝相对立架构，城市乡村化，乡村城市化的二元互动、相互交融，是未来发展的现实需要。加强保护乡村文化有利于社会精神和谐，因此要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引领符合乡村现实文化体系，在多元的文化共融中，构建文化生态，维护好社会发展的内核驱动。
（四）加强乡村文化教育，实施乡村产权改革
加强乡村文化主题教育。乡村文化振兴离不开乡村文化主题教育，要加强乡村德育及生态文化理念教育，融合现代性城市文化理念，创新发展文化教育。在物质层面建立乡村文化教育基地，建立乡村主体民俗博物馆，实现与学校师生教育相通，与社会力量的经济融通的联动模式。在精神层面创新发展乡村教育，兴办文化讲堂、开设特色乡村文化课程学习，以自身地域优秀文化为依托，进行文化主题教育。乡村发展作为动态进程，从小岗村家庭联产到当今產业规模化运营，生产力发展稳健提升，告别了物质匮乏时代，进入伟大的新时代。乡村要实现振兴，产业是支撑，人才是关键，规模化运营是重要发展途径。构建以村社区集体为单位，乡村集体规模化运营“小城镇”以及“经济合作社”发展模式探求经济切入与输送点，制定符合自身利益发展架构模式。借助村企融资贷款，技术岗位职能培训等方式，培养懂农业懂农村的新时代农民，实现产业化辐射带动更多农民创业就业，形成乡村振兴“头雁高飞”带动城乡发展，形成具有乡村特点振兴体系，增强自身竞争力，提升文化自信心，同化力，拒绝绝对商业化主义。以切实行动夯实乡村振兴之路，增强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创新力和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邢鹏昌.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J].知识经济，2018（22）.
[2]陈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文化建设[J].吉林农业，2019（17）.
[3]邵晨.乡村振兴不可忽视乡村文化力量[J].人民论坛，2018（26）.
作者简介：付根源（1992—），男，汉族，山东省临沂人，单位为牡丹江师范学院。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贺彦凤（1974—），女，汉族，黑龙江省青冈人，博士，牡丹江师范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责任编辑：董惠安）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510731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