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的宿场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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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户时代的宿驿制度，其本质是为近世统治者德川幕府传递政令公文、为公用旅行者提供住宿服务与行李驮送的经济组织，其前身为日本律令制国家时期出现的驿马·传马制，主要负责全国范围内政府的政令传递和公家官僚的地方赴任。随着传马制诸多缺点难以克服以及日本近世幕府的新的统治需要，一种兼具传马制和宿场功能的新型行政区划宿场町在日本主要交通要道上推行开来，为近世日本道中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阶级的转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展现了其自身别样的魅力。
关键词：宿场町;江户时代;日本近世交通;参勤交代
中图分类号：K31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3-0055-04
宿场町诞生于江户时代，通常是由一个或几个村落组成，以宿场中的旅笼屋为中心，沿着主要交通要道发展的集镇或村落群。其本质是为了幕府的交通政策服务，目的是为了给大名的参勤交代以及与幕府有关去大阪或京都出差的公务人员提供便利。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幕府对于庶民的旅行政策放宽，宿驿制也为前往伊势神宫以及奈良、京都内诸多庙宇参拜的一般旅行者提供服务。宿驿制的起源由来已久，自日本刚刚开始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之时，对于道路整备和沿途服务的需求就没有停止过。最初为了传达朝廷律令而在全国主要道路上设置驿站的驿马·传马制，在履行其单纯马匹供给职能的同时，也有诸多的不足和致命的运营缺点，随着律令制国家的衰落，传马制也逐渐凋敝。室町幕府衰落之后，日本进入了长达百年的战乱时期，原本各地的守护和诸侯们蜂拥而起、相互兼并。为了更好地在自己的领地传达机密要令和保证军队的快速通行，传马制度被重新启用并根据各藩国的实际情况加以改革，使得传马制的功能多元化，不仅仅只是作为中央政府或地方豪强传达政令的工具，也逐渐被赋予经营管理的权利，能够逐渐摆脱依附国家的状况，在经济运转上趋于独立。
德川幕府成立以后，由于长期战乱国家百废待兴，各地关卡壁垒高筑、交通废弛，新降大名仍保有实力，虎视眈眈。德川幕府为了全国的统一和安定，就需要将权力向中央、幕府自身集中。对全国范围内的畅通道路以及完善的道中设施的需求再次被提上日程。幕府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整顿道路，另一方面重新改革传马制度，将传马驿站和附近供旅客住宿的宿屋合并起来，并将周围的村落规划进来，命名为“助乡”提供人力和马匹上的辅助，相比于原来功能单一的驿站或者是宿屋，这些新成立的行政区划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其覆盖的范围，应对突发情况的手段也更加完备。这些新的区域就被称作宿场町。
一、宿驿制与宿场町的诞生
日本近代的道路和交通，其源头最早要追溯到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兴起。中央官吏和地方上的国司赴任、卸任;公使的往来，中央政令的调达，地方上行政的报告、联络;租庸调以及其他杂物的运输，这些都维系着政府统治的正常运转。为了使得朝廷派出的公使、国司出行更加方便，政令通信更加快捷流畅，政府开始推行“驿马·传马”制度。这就使得古代日本初步在全国建立起一个相对完备的交通体系，有利于政令的传达、人事的调动、物资的运输，从而维护日本律令制国家的稳定，其框架体系一直被后世沿用。然而传马制作为一项完全服务于公家和当权者的制度，其自身的弊端亦有不少，比如凡是公務使用皆要申请，原则上全国的驿马使用都要告知天皇，公务效率十分低下;其次是该制度虽然是服务于统治者，但是其成本的支出却不由统治者负担，而是摊派到各个国郡，当地的郡衙需要提供马匹和金钱，育马的劳力和搬送货物的脚夫则由驿站附近的村落提供，这实际上又是一种变相的劳役，百姓在担负田税的同时还要承担驿站的诸项杂税并服劳役，变相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传马制逐渐衰落下去。
到了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不仅重新沿袭了自律令制国家以来的驿马·传马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加以革新，使得原来低下的交通效率得以改善，变得更加灵活和亲民。针对先前传马制遗留的种种问题，幕府颁布法令，将自日本中世时期就已有发展的宿场与传马制合并，让宿场来承担传马的职责，为来往的旅客提供马匹换乘，货物驮运，以及食宿之便。作为回报，将免除被征用来履行传马职责的土地地税，同时为了保护马匹避免损耗，对驿马驮运货物的规格做了严格限定。此举使得近一千年来困扰日本道中的出行和食宿得到一并解决。庆长六年（公元1601年）正月，德川家康在东海道各个宿场下达了名为“御传马之定”的五条文书，自此确定了各个宿场要为幕府的公用交通服务，承担传马制的责任。
该法令颁布后，很快也在其他的主要街道实行，到了宽永十二年（公元1635年），随着德川幕府颁布“武家诸法度”，大名参勤交代制的实施，五街道的交通量剧增，很多街道也需要重新整备，先前所定的各宿场驿站的驿马，很快就不够用。为了将宿场履行传马的劳役固定下来，幕府也在不断对规定作出修改，加大对宿场的补贴，到了1638年，宿场驿站的地税免除达到一匹一百坪，加之后期东海道各宿驮马已达一宿一百匹，每个宿场免地税的面积达到一万坪（约3.3公顷）。自此，传马制的一元化管理将作为宿场需要履行的公家职责的重要一环，并入宿场町中，宿驿制正式确立。
二、宿场町的内部结构与运营
所谓宿场町，其本质上就是介于日本城下町和农村之间，在主要街道中背负政府义务和使命的特殊行政经济区划。这类区划的规模可以是几个村落，也可以是城镇和村落的结合体，且只为江户日本所特有。日本学者芳贺登也对此作出过解释，“江户时代为了承担人马继立或者提供住宿服务，幕府政令畅通而规划的行政区域，通常是由一个或几个村落所组成。”然而为什么不叫“宿场村”而被称作“宿场町”，或者说，宿场町的本质到底是“町”还是“村落”，宿场又是怎么向宿场町转化的呢？这其中的因素各种各样，从法制的角度来说，该区域是否拥有法律规定的免除地税的土地就是一个重要的基准，领主在交通要地设置宿场，并从开始就提供了优惠政策，以防止其出现衰败，单从这一点上说，它就和其他普通的村落不同。此外，并不是所有的宿场都是单纯的町或村落组成的，其区域构成往往要复杂得多，比如东海道藤枝宿是由上、下传马町和川原、木、锻冶、吹屋、长乐寺、在车町等共计八个町构成的，这些区域都是志田郡和益津郡下属的村落的一部分。 居住在宿场的传马众们，虽然最初从事传马、人足工作的劳动者都是农民，他们在完成宿场的任务的同时也要兼顾农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劳动者中逐渐分化出专门从事交通工作的群体，此外还有从农业中分离转向旅笼屋、茶屋等专门为道中交通服务的行业群体，然而即使这样的宿场集落到底是“町”还是“村”依然很难判断。确实从江户幕府的法治角度来说，拥有免地税土地的区域就可以称之为“町”，但是宿场町又不具有一般町的人口数量和密度，也没有次生产业开展的空间。这样就意味着，那些被城下町兼并的宿场在成立当初，或者说在相当早的时期，实际上就已经是宿场町了，而居住在其中的传马众或者其他的从业人员，一开始的身份就不是“村民”而是“町人”了，但是城下町以外的一般宿场，从所谓的“村”向“町”转化则需要经过必要的转化期。在此居住的居民，其身份依旧是“村民”。也就是说，一般的宿场在町场化的过程中，是同时具有两种性质的，从民政的角度来看，领主征收年贡，征用人力的方面体现了“村落”的特性，而人马继立、经营休泊设施的交通方面来看，它又履行“宿”和“町”的功能。而且随着宿场的町场化进程的深入，其行政名称也会随之变化。例如东海道新居宿最初设立之时被称之为“新居村”，然而元禄十五年（公元1702年）在经过幕府检地之后，该区域行政上有了新的名称“新居町”，且同年吉田藩在此地设置了町奉行。
江户幕府设置宿场的目的，是希望宿场能够成为常备传马，为沿途公务提供便利的场所。作为报答，幕府将免除一定的传马屋敷的地税，以当时的东海道诸宿场为例，宿场内每一匹传马便需30-100坪占地，每一个宿场占地72轩的标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通量的增加，传马屋敷的面积也在不断扩大。到了宽永十五年（公元1638年）时，由于一宿的常备马增加到100匹，其传马屋敷的征用地达到了200轩的面积。此外，幕府也承认了宿场的驮运利润，随着以庶民阶层为主体的私用旅行者的增多，幕府也允许宿场内部修建旅行者的休息设施。这时的宿场，已经将路上交通的输送机能和宿泊设施合并起来，为了大名参勤交代而进行本阵·胁本阵的修建、以及为了庶民旅行者兴起的旅笼屋，向旅行者提供日用品的问屋场以及茶屋等慢慢都汇聚在宿场附近，形成一定的规模，一些因为饥荒而生活困难的流民也会被吸引，成为宿场区域里的人足和“煮卖女”。到江户中后期，旅笼屋为了更好地招徕旅行者投宿而在宿场安排一些从事非法服务的女性来增加利润。这些所有的部分加起来，就构成了江户时代道中旅行至关重要的宿场町。
江户时代宿场的任务大致分为三类;其一是人力马匹的提供，其二是旅客的住宿饮食设施，其三是通信任务的履行。为了保障公用旅行者和行李的通行稳定，各个宿场都不得不准备足量的人足和驮马。以东海道为例，一开始规定各宿场马为36匹，随着交通量的增大和参勤交代活动的展开，原有的马匹和人足很快就显得不足，到宽永年间已经增加到每个宿场常设人足百人、马百匹的局面。中山道的各个宿场定额人足五十、马五十匹，其他的各地方道路，如信濃、奥州、日光、甲州各道中的宿场定额人足二十五、马二十五匹。这基本上是根据各个主要街道交通的日使用量来决定的。江户的宿场虽然仍是以公用旅行者服务为主的原则，在人马富余的情况下也对一般的旅行者开放。
然而宿场町在承担幕府义务的同时，却面临自身运营上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日本律令制国家时期，一直到江户时代都没能得到彻底解决。其问题主要就在于如何解决宿场町的运营成本问题，当权政府希望沿途道中的宿场提供交通政令畅通和公务旅行者的食宿之便，但另一方面政府又不在经济上对宿场町负责，虽然免除了各宿场町的地税，并每年给予一定的补助，但是这对于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且长期需要运营的宿场町来说，显然是不够的。对于各个宿场来说，公用旅行者住宿雇佣马匹时远低于运营成本的价格、町内马匹的饲育费和损耗补充，町内各从业人员的薪水，无一不是巨额的财政难题，长久以往下去，宿场町势必会走上传马制的老路，最终无法持续经营下去导致衰落灭亡。然而随着中央对于地方大名的恐慌日益加重，幕府一方面迫不及待希望将权力集中到江户，另一方面采取措施尽可能地削弱各个地方大名的综合实力。1635年《武家诸法度》颁布，确立了地方大名每隔一年前往江户谒见述职的义务。然而，对于大名们来说，参勤交代不仅仅只是简单地去江户出差公干，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削弱地方势力的手段。《武家诸法度》规定，大名在履行参勤交代义务时，不能只身或只有少数随从陪同，必须根据自身的领地规模，确定符合其身份的出行队伍，这种队伍的规模一般在250-5000人不等，日本近代交通相对落后，大部分的大名队伍需要经过漫长而艰苦的道中旅途，还要随时面对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非一日可到达。以地方上超过百万石俸禄的大名为例，前田加贺藩从金泽出发到达江户大约需要12-15天，而九州的岛津萨摩藩则大约需要40天以上。而这两个大藩通常的随行队列人数一般都超过2000人，如此庞大的“公务旅行团”在旅途中的食宿和运输，是非常头疼的问题。然而这正是幕府给宿场町带来的庞大客源。参勤交代每年4月份开始，或早或晚，在之后的一两个月内的稳定客源和消费是宿场町可以预见的。以加贺藩为例，文政元（1818）年，第十二代当主前田齐广在归国时于糸鱼川宿场宿泊时，仅旅笼费就花费如下：
由上述史料可以得知，在加贺藩领内治下的宿场屋，根据规格和服务对象的不同分为三个等级，上等房间一宿200文，主要住宿对象为大名家眷、家老、重臣等;中等房间一宿180文，服务对象为旗本武士等行列内的中坚力量;下等房间一宿160文，也是宿场内最尋常、吞吐客源量最大的房间类型，主要的住宿对象为人足等从事货物搬运的群体。前田齐广一行共2114人连同藩马54匹，一宿共花费392贯940文，按照元禄十三年幕府定下的金1两=银60匁=4000文=4贯文来换算，共花费黄金98.2两。如果遇到特殊情况行列原地停驻无法前进，如行列在渡河时河水突然上涨无法顺利渡过只能原路返回时，往往会额外在宿场停留数日，这对于宿场町的住民们来说则绝对是意外之喜，例如糸鱼川宿于文政九年（1826）4月3日接待加贺藩第十三代藩主前田齐泰时，参勤队伍遭遇姬川水位上涨无法前进，两千余人的队伍在糸鱼川停留了5日，直到4月8日才重新出发，这五天在糸鱼川宿的消费也是惊人的，这里仅列举食宿花费： 宿钱合计：2513贯文。注：前文所知，加贺藩内的宿场根据规格分为上、中、下三等，“全”表示一宿加两食，上等200文、中等180文、下等160文。“昼”表示只吃午饭，上等100文、中等90文、下等80文。马的宿泊费一晚500文。
由上表可以看出，前田齐泰一行人在糸鱼川宿场从4月3日一直停留到4月8日才重新进发，食宿费共花费2513贯文，约合黄金628.25两，而糸鱼川宿场在19世纪前中期平均每年的收入约1900两，这也是江户时代较为大型的宿场町收入的平均水准，仅仅加贺藩大名阵列5天的食宿就占到了糸鱼川宿全年总收入的30%，还不包括其他参勤时通过北陆道糸鱼川宿场的大名。可以说，一年一度的参勤交代，大名们出手阔绰、生活奢华，处处讲究排场，他们是宿场町的主要经济来源，对于宿场来说“入住一天，休息半年”的业内俗语并不是空穴来风，宿场町的上下成员无一不期盼着每年这天的到来。由此可见，自参勤交代制度实行以来，宿场町的经济已经逐渐依附于参勤交代活动，在履行幕府任务的同时，也借助大规模的公务活动存续发展，幕府统治、宿场町、参勤交代三者被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由于宿驿制同时吸收了日本中世传马制和宿场的功能，所提供的服务也不再是之前单纯的马匹运输或者是提供住宿地点，而是更加注重旅行者在道中的生活和休息质量。特别是参勤交代制度实行以来，大名们数量庞大的参勤队伍、奢侈华丽的出行风格，使得原先的传马制以及普通的宿场根本无法满足大名参勤途中的要求，面对宿场町经营和发展的最大金主，宿场町开始专门为大名们的需求提供优质的服务，除了大名及其家眷专属的休息场所本阵以及胁本阵，如此庞大的队伍，每日食物和茶點，特产品和沿途日用品的购买也是需要的，因此旅笼屋、茶屋、特产商店以及进行大量物品囤积和批发的“问屋”等一系列衍生产业也蓬勃发展起来，特别是后期，曾经负责客人饮食招待、端茶添水的“饭盛女”们，为了获得更多利益，开始主动招徕男性顾客，宿场里又增添了新的色情行业，并一度给宿场町的经营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在靠近江户，由商人开设的新兴宿场町品川宿和内廷新宿，烟花行业的发展势头甚至超过了江户有名的花街——吉原。这就意味着，宿场町在履行幕府公务的同时，经营开始多元化发展，不单单只是为了承接完成“任务”，而开始主动招揽生意，将自身作为一个区域的重要经济区划来发展。到了幕末时期，我们很难再就宿场町的功能性这一点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还是履行政府公务的行政区划，但是更多的是开始向城下町靠拢和转化。在宿场町内，餐饮、住宿、娱乐以及为这些行业服务的店面和手艺人汇聚在一起，变成了一个个复杂的经济共同体。而原先在町内帮工，同时也兼顾农业生产的群体也开始逐渐专业化，他们逐渐脱离了原有的农业生产，在町内安家生活，专门从事町内服务业的工作，这也是江户时代“町人”这个群体出现的重要原因。宿场町在日本近代主要街道的存续和发展，无疑促进了道中经济的繁荣，近世市镇人口的汇集以及町人阶级的发展，为日后日本的交通近代化进程，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结语
宿场町是江户时代所特有的，为服务幕府统治而存在的行政区划。从宿场町诞生开始，便背负着中央到地方的通信、运输、提供住行之便的使命。虽然宿场町是一个多元化内核丰富的存在，但是其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它首先是一个为政府和统治者服务的行政机构，其次才是确保自身生存和经营的经济组织。长久以来，如何在确保幕府任务顺利完成的同时能够养活宿场町内众多机构和行业，一直是困扰宿场町发展的核心问题。虽然江户时代中前期参勤交代制度的兴起使得宿场町一度繁荣，但是长期无法获得稳定的客源以及收入支出不平衡的根本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幕府并没有意识到低于宿场町运营成本的公务消费对宿场町的伤害是巨大的，使得宿场町的经济运营畸形发展，完全变成了参勤交代制度的附庸，最终随着参勤交代制度的衰落，无论是幕府的救济还是宿场町自身的转型，都无法从根本上挽救其颓势，最终和幕府自身一起走向衰亡。
宿场町、参勤交代与幕府的统治如同铁三角互相影响，缺一不可。幕府为了保证自己的统治顺利长久，其两个最关键的手段是参勤交代政策和整顿控制全国的交通枢纽。幕府希望借助参勤交代来完成对强藩的削弱，使其无力谋反来挑战幕府的权力。另一方面，幕府需要便利快速的通讯交通来确保政令下达，同时监控地方，结合了传马和传统宿屋的宿场町是幕府最好的依靠，同时依靠参勤交代来供养道中的宿场町，促进了沿途道中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从新屋村最终在幕末检地发展成新屋宿可以看出来，参勤交代的资金，使得周边的村落汇集共同寻求发展机会，也解决了很多因为天灾或其他原因造成的流民问题。在宿场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很多本身从事农业也做人足的群体最终逐渐脱离农村，成为了专职的手艺人或从事专门工作的群体，具有了“町人”的特征，这对日本传统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具有影响。然而一切政策都具有其两面性，参勤交代制度虽然削弱了大名的力量，使得整个江户时代在黑船来航之前都没有大名敢于挑战幕府的力量，日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和平;但另一方面，大名力量的不断衰落也使得领内下级武士普遍陷入贫困，同时地方上的经济陷入疲敝，宿场町经过200年的演变发展，已经完全变成了依附于参勤交代经济的存在，它的命运最终和参勤交代制度本身一样走上了不可逆的崩坏道路。而宿场町的衰落和大名拒绝或推迟参勤交代的行为，本身就是幕府统治力下降的最好体现。幕末之后，中央疲敝，政令不举，强藩蜂起，最终在外界压力和下层贫困武士的联合推动下，日本完成了从近世向近代化的转变，而宿场町作为一个时代特有的存在，为近世日本道中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阶级的转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展现了其自身别样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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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硕（1992—），男，汉族，安徽合肥人，单位为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为日本历史文化。
（责任编辑：王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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