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策略分析与启示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潘海生 孙一睿
[摘要]有序的策略规划是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原因。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通过采取以文化相融为软实力、以TAFE模式为品牌、以发展对外友好关系为桥梁、以远程教育为技术依托手段的系统化国际化策略，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特色，具体包括：聚焦重点区域，有序推进国际化进程;注重以政府领导为主，相关部门协同合作;注重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质量，打造国际化品牌。借鉴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有益经验，我国应注重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实施的逻辑性，注重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关系的友好性，注重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品牌的质量性。
[关键词]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
[作者简介]潘海生（1975- ），男，甘肃民勤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孙一睿（1996- ），女，山东青岛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在读硕士。（天津 30035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国家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视域下海外鲁班工坊建设的标准化模式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DJA180328，项目主持人：戴裕崴）
[中图分类号]G719.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0）07-0085-08
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在全世界享有较高的声望，很多国家都有借鉴学习澳大利亚TAFE（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模式的经验与经历。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澳大利亚将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作为目标，主要是为了在国际教育市场上抢占先机，从而促进国家经济领域的持续发展，同时也通过国际化扩大本国高等职业教育体系规模，实现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体系自身的丰富和补充。当前，伴随着我国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涌现出以“鲁班工坊”为代表的多样化职业教育国际化模式，但总体来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发展仍处于萌芽阶段。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机遇背景下，比较借鉴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推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背景
（一）经济背景：经济全球化和教育产业化的助推
经济全球化和教育产业化对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劳务市场打破了原有仅限于国家间的框架和边界，劳动力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加快流动。由于职业教育的特殊性质，使得其在劳务市场的变化更加明显。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不仅仅局限于本国之内，而是把目标放眼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打破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藩篱，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1992年澳大利亚政府经过商讨，重新制定了高等教育政策。高等教育，包括高等职业教育，成为澳大利亚教育国际化的重点板块，认为将教育作为国际化发展的载体之一，是增强澳大利亚与其他国家地区关系的重要纽带，具有扩展国际文化沟通、经济往来和人民之间交往的功用。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就教育是否应该视为一种产业产生过异议。杰克逊委员会认为教育应该作为一种产业，教育服务中的国际贸易可能会成为一项具有潜力的新兴产业，大学和职业教育学院应该放置于国际教育市场中，激发学校的活力和适应国际市场的能力，给予学校一定的自主权扩大招生，将招生的学费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而戈德林委员会对教育作为产业持反对意见，认为教育应该是正规性的，不应该承载其他过多的利益。澳大利亚政府最终选择了杰克逊委员会的理念和意见。在教育产业化理念的支持下，澳大利亚积极推动TAFE学院向国际市场开放，几乎澳大利亚各州的TAFE学院都设立了跨境课程项目，在各州TAFE学院的官网可以清楚地查阅有关跨境课程的系统信息。通过在国际范围内吸引生源，来澳学习职业教育的学生与日增多，甚至在国际教育产业中出现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2009年9月，技术与继续教育部门的国际生注册人数（212538人）首次超过了高等教育（200593人）。进入21世纪，TAFE学院招收国际生人数成倍增长，2001年澳大利亚共有国际生240000人，其中高等教育占52%，TAFE占9.6%，即23040人。换言之，2001年TAFE学院国际生人数已是1995年的7倍多。
（二）文化背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澳大利亚人口快速增长，1947年战后第一次人口统计数为757.94万人，而1991年的人口统计数达到1684.95万人。这期间的人口增长与大量移民进入澳大利亚有密切关系，有500多万移民移居澳洲，并成为永久居民。有数据表明，1947—1979年初，移民贡献了人口增长的59%，人口增长一般多是由移民构成。20世纪70年代TAFE学院成立之初，坎甘（Myer Kangan）的教育思想便是职业教育要承担为弱势人群提供教育的职责。对于移民而言，职业教育有著较低的入学要求，通过学习后获得一份谋生的工作是很好的选择。大量移民接受职业教育方面的学习，而学习是一种双向的活动，移民流出国家的语言习惯、生活传统、文化交流也融入澳大利亚社会，使得澳大利亚文化呈现多元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对职业教育而言，是一种良好的土壤，有助于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多元化发展，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教学经验，为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三）政治背景：“亚洲优先”政策的推动
20世纪70年代开始，亚洲开始出现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向。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做出了相应的应对政策。20世纪70年代，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工党政府宣布废除“白澳政策”，提出了“融入亚洲”的战略构思，为日后的政策做好酝酿准备工作。到20世纪80年代，此时的澳大利亚经济进入严重的萧条停滞状态，同时面对亚太地区经济崛起和国际重心调整转移的双重压力，鲍勃·霍克（Bob Hawke）政府认同惠特拉姆政府的战略构思，在此基础上提出“澳大利亚未来的命运在亚太”。到20世纪90年代，基廷（Paul Keating）政府正式确立了“融入亚洲”的战略方针。出于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双重考量，亚太地区成为澳大利亚重点关注的区域。在“亚洲优先”的政策主导下，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也偏向亚太地区，在职业教育领域与亚洲国家有着广泛的联系，如澳大利亚政府对接我国重庆市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从2002年到2007年，澳大利亚政府共计投入1942万澳元帮助重庆市职业院校，带来澳大利亚职业院校的教师，为重庆市职业院校教师进行培训，交流教学心得，提升重庆市职业教育校院教师的教学能力。与重庆市职业院校开展合作办学，带来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TAFE模式，提高重庆市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至2017年澳大利亚政府坚持持续跟进，与中国（重庆）召开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完成十周年座谈会。 （四）教育背景：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自身发展需要
澳大利亚进行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一方面是为了开拓国际市场，增加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学生数量，扩大职业教育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还有完善国家职业教育体系和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考虑。随着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对于职业技术人员的从业要求越来越高，这不仅仅体现在对技术的把握，同时也体现在对国际化环境的应对。提升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可以帮助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学生适应国际化工作环境。通过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招收国际学生到澳大利亚职业学院学习，无形中形成小型的“国际环境”，通过校园中教师与学生之间、不同国家学生之间的交流学习，增强学生在国际化流动下的适应能力，将国际化适应能力作为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的特色之一，提高国际化发展水平，为职业教育学生日后应对全球化、国际化做好能力储备。
二、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实施策略
在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澳大利亚慢慢探索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推进战略，从文化相融、品牌模式、对外关系、技术依托着手，发展逻辑一脉相承、环环相扣，又不断根据现实状况加以调整，促进了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健康发展。
（一）以文化相融为软实力
对不同国家的学生进行教育教学，实质上是一个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用恰当的方式融入其他国家的文化，对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992年，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管理人员为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工作人员制作了一份文化指南，从不同国家的角度出发，讲述不同国家共同信念之间的差异之处，指出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行为不可以接受。这份文化指南让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工作人员明白，如何让自己的行为更易于为对方国家的文化所接受。其中写道：“预测和理解文化差异并能适应对方国家的交流方式是任何成功的国际业务的基础，如果我们想成功，必须学会在多种语言和文化环境中开展业务。”对于跨文化的职业教育学习而言，语言只是教学的形式，它仅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更重要的是基于对方国家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进行合作。
文化相融还体现在注重适应其他国家学生的学习习惯，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进行学习指导。不同国家的学生有着不同的学习习惯，因此针对不同国家的学生也应该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澳大利亚已有大量在海外进行跨文化教育的策略研究，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会对对象国家的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学习风格不仅是个人的特征，而且与特定群体相关联。澳大利亚有关研究表明，对于亚洲学生而言，在课堂上表达自己，挑战既定的思想，并提供合理的论据是有困难的，因此教师需要了解这些特征，并在课堂上照顾好海外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从对方国家的文化吸收、判断、转化中，科学设计教学体系，根据学生特点合理安排教材内容，同时注重语音、语速、词汇应用等，注意文化差异。
（二）以TAFE模式为品牌
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TAFE模式是全球范围内最经典的职业教育模式之一，在课程、资格框架、质量监管体系上具有鲜明的特色。具体而言，课程由标准化的课程培训包构成，课程培训包是澳大利亚国家行业技能委员会制定的一套国家认可并统一执行的行业标准和资格体系。到2001年，培训包逐步取代了全国性的培训课程，为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提供了最基础的内容保障，培训包的实施保证了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TAFE课程的标准化。将课程进行课程培训包的打包分类，也十分有利于其他国家职业院校购买用以交流学习。资格框架是由国家制定的具有统一标准的学历资格框架（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简称AQF）构成的，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是对个人通过学习和培训所获得学习结果的认可，涵盖了包括TAFE在内的15种学历资格。AQF的认可性广泛，除了在澳大利亚本国得到认可，也可以在其他国家得到认可，这为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TAFE模式在全球市场的衔接提供了保障。2004年，AQF新增加了副学士学位的学历资格，副学士学位使得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课程之间实现有效衔接，确保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更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
严格的培训机构监管保证了澳大利亚职业教育TAFE模式的质量。教育质量是教育发展的根基，澳大利亚政府从国家层面重视高等职业教育质量。1996年，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绩效评估委员会（PRC）成立，该机构的作用是对高等职业教育进行定期的考核評估，收集处理和管理相关数据，作为教育质量不断改进的资料来源。澳大利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监管，一方面针对澳大利亚TAFE职业院校进行，另一方面也注重在高等职业教育跨国教育中开展。2005年，澳大利亚提出“跨国教育和培训国家质量战略”，该战略要求澳大利亚国际教育与国内教育质量标准相同。换言之，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接受澳大利亚跨国教育和在澳大利亚接受教育的教学质量是一致的，这增加了澳大利亚职业教育TAFE模式作为教育品牌的可信赖度，为澳大利亚TAFE模式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十分有利的竞争地位。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TAFE模式，既是澳大利亚高等职业不断发展、在实践改进中总结出的模式，也是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动力和品牌依靠。
（三）以发展对外友好关系为桥梁
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与澳大利亚各个层面机构积极对外建立友好桥梁关系息息相关。友好桥梁的建立分别在国家层面、行业层面、学校层面进行，国家层面通过对外援助计划，行业层面积极与相关教育组织联络，学校层面主要是合作办学。
1.国家层面。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开始实施“科伦坡计划”，目的是促进东南亚以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具体通过教育培训、技术协助、资金扶持等方式。不过，当时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并未形成国际教育产业，“科伦坡计划”只是一种援助形式。60年代后，许多殖民国家宣布独立，澳大利亚开始扩大与这些国家的交往联络，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各种组织和会议。澳大利亚政府的援助计划也逐渐向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在这些国家的援助计划后续为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友好关系，减小了一定阻力。 2.行业层面。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与行业层面联系紧密，在将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推向国际化的进程中，相关行业组织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职业技术教育行业委员会（Tafe Directors Australia，简称TDA）于1998年由各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组成，并被纳入非营利性的教育组织机构。TDA合作的国际网络众多，在国际网络中进行了国际化宣传，如参与亚洲峰会教育部长会议、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教科文组织UNEVOC等。同时，TDA积极组织领导力培训（VELT）计划，如面向印度的职业教育领导力培训计划和面向中国的高职院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TDA作为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国际化的一个桥梁，通过参加会议、举办培训的方式，增强了澳大利亚职业教育TAFE的影响力，也与其他国家建立起一定的关系基础。2016年，TDA发布《TAFE质量与信任：2016—2018战略计划》，将TAFE国际化进行体系规划，具体见下表1。
3.学校层面。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TAFE学院开展国际合作办学的国家和地区众多，已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合作，通过合作办学将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TAFE模式进行推广。以我国为例，澳大利亚与我国进行合作办学已有十多年的历史。澳大利亚TAFE学院与我国职业院校的合作分为三种层次。第一种是专业合作，如2005年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与澳大利亚北悉尼学院合作开设TAFE旅游管理专业，该专业学习在国内就可完成，完成学业后可获中澳双方颁发的大专文凭。第二种是共建学院合作，2004年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与澳大利亚西澳洲TAFE中央学院合作共建西澳TAFE重庆国际学院。第三种是共建学校合作，2016年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澳大利亚西悉尼TAFE学院、宁波外事学校合作成立宁波TAFE学院，开展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宁波TAFE学院实施澳大利亚职业教育TAFE课程体系，实行中高职一体的五年一贯制教学模式。以上中澳的专业合作、共建学院合作、共建学校合作，方式灵活多样，满足不同学校的需求，使得合作办学得到顺利的推广。
（四）以远程教育为技术依托手段
澳大利亚远程教育历史悠久，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城市发展规模差异大，资源分配不均衡。一些地处偏远地区的农民、矿工、土著人民，由于时间和金钱方面的限制没有机会去市中心接受学习和教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澳大利亚开始关注远程教育的发展应用，使得地处偏远地区的人也能接受学习和教育，并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成立远程教育委员会，远程教育委员会是专门负责远程教育管理的机构。远程教育作为一种依靠科技的授课方式，一方面需要做好监管工作，另一方面也需要做好远程教育的质量保障工作。为了实现远程教育的权威性和规范性，确保远程教育质量，澳大利亚设立了国家职业培训局（ANTA）和教育、培训就业与青年事务部（DEEP），使得培训计划、技能鉴定标准、教材、教师资格认可等达到统一标准。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开发利用互联网的远程教育课程，向亚洲国家进行出售。21世纪初，澳大利亚将远程教育作为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手段，确立远程教育的实施政策、实施目标、实施重点。例如，澳大利亚教育、职业培训与青年事务部长级委员会（MCEETYA）批准了一系列行动计划，包括《面向信息经济的灵活学习：2000—2004年职业教育与培训国家合作框架》《网络世界中的学习——学校教育行动计划》和《未来之路——高等教育行动计划》。由此可以看出，从最早的应用于国内，到有体系、有计划地应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远程教育顺应信息时代的浪潮，打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为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技术上的有力支持。
三、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特点分析
（一）聚焦关键区域，按照逻辑顺序推进国际化
总体来看，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版图遍布全球，但是仍有重点地把关键区域聚焦于亚太地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亚太地区呈现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澳大利亚政府有意识地增加与亚太地区的紧密联系。1991年，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伊文斯在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我们不应该把亚洲看作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地区，而是要转换角度，把亚洲看作能够为澳大利亚提供巨大收益的地区，其中蕴含着大量的机会和挑战;这个地区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也有我们可以做出贡献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紧密地同亚太地区联系起来，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与周围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和教育理念处于领先地位，形成一定的顺差优势。澳大利亚紧邻亚太地区，又是一个英语国家，消费水平略低于西方国家。对亚太地区而言，澳大利亚比其他西方国家更有地缘优势和经济优势，并且澳大利亚将高等职业教育与移民政策相挂钩，增加了吸引力。为此，澳大利亚政府把亚太地区视为重点区域，进行教育援助和职业教育推广，为亚太地区保留大量海外学生和离岸教育的名额。
（二）注重以政府领导为主，相关部门协同合作
澳大利亚政府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领导体现在关于国际化的战略认知上，首先是顶层设计、规划方向。2014年，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国际教育国家战略2025》《澳大利亚国际教育2025市场开发路线》《澳大利亚全球校友参与战略》，这三项教育方面的國家发展战略相辅相成，其中明确提出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要为“建立世界一流教育培训体系”贡献力量。澳大利亚对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重视还体现在设立多个协作部门，责任分配明确，提升工作效率。澳大利亚政府拨款设立了国际教育开发署，后续又成立了高等院校国际开发组织、国际教育基金会和国际教育协会等专门组织，便于相关部门协同合作，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同时，澳大利亚每个州都有参加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宣传推广，各州的TAFE学院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查看学习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相关课程的信息。
（三）注重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质量，打造国际化品牌 教学质量是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关注的重要元素，要提升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质量，打造国际化的品牌。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研究中心（NCVER）2017年发布的数据表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远程学习者在接受澳大利亚远程教育后，对于就业情况的变化，77.2%的菲律宾离岸学生表示有改善，65.1%的泰国离岸学生表示有改善，51.9%的印度离岸学生表明有改善。2005年4月，澳大利亚教育、科学与培训部制定了《跨国教育与培训国家质量战略》，该战略是包含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中小学教育以及海外学生英语强化课程与预科课程等非学历教育的综合性质量战略。作为战略的配套资金，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从2005—2006财政年度起，连续四年投资1060万澳元，确保澳大利亚境外教育质量保障的相关性、有效性、国际性。
四、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启示
（一）注重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实施的逻辑性
1.坚持政府主导的系统规划。我国教育部公布了《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明确要求高等职业院校要配合“一带一路”倡议，增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更是提出“世界一流的高职专业和院校”建设规划。目前，职业教育国际化趋势以及打造相配套的具有我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国际化标准和发展模式已经成为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而国际化也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完善的必由之路。借鉴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经验，首先，我国政府部门包括教育部门、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工业部门、商务部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要全面布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目标，对牵涉跨部门和跨领域的重大标准制定进行统一组织协调，优化整合资源。其次，要对政府的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规划形成动态反馈机制，把计划细分到各个部门，定期进行部门之间的沟通商议与协同合作。
2.有序规划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重点区域。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资源如果盲目地选定较多国家，容易造成资源不匹配;如果不提前进行规划，集中流向一个国家，也容易超过其市场承载能力。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或许可以作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重点区域。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高等职业教育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职业教育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拉动性有限，几乎没有规模化的产业发展目标和统一完善的职业教育标准体系。而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互补性强，可以提供一些经济资源和职业技能培训资源。因此，要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名额倾斜，吸引这些国家的学生来中国学习高等职业教育，同时也向这些发展中国家投入更多的教育资源，帮助对方国家建立起高等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构建校企合作机制。
（二）注重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关系的友好性
1.发挥高等职业教育行业组织的作用。高等职业教育行业组织具有对内对外的双重作用。对内，联系政府部门、高职院校、中小企业，呼吁建立协同合作机制。政府发布有助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相关政策，将任务分配到学校、企业、行业组织中。高职院校和企业相互合作，推进我国对其他国家的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工作，高职院校把教学资源带到其他国家，同时企业可以跟随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脚步开展跨国建厂业务，确保企业的产业升级和人力资源补给得到落实。对外，高等职业教育行业组织可以承担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宣传与推广工作，积极与其他国家的高等职业教育行业组织取得联系，保持友好关系，定期举办活动，促进国家间的民间交往，并且作为安全阀沟通我国与其他国家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合作事宜。
2.发挥高等职业教育院校的作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相比，我国的职业教育水平优势明显，可以形成学历教育的吸引力。首先，高职院校可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师生进行交换学习活动，招收国际留学生，专门制定留学生的人才培养标准，在师生的学习交往活动中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理念、教学资源进行交流推广。其次，做好充分的调研工作，以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本校的优势专业对接该专业发展尚处于薄弱环节的国家，我国高职院校向该国家提供专任教师交流培训，派我国职业院校资深教师参与对方国家专业教学与指导工作，建立专业教学标准，开发专业教学标准用书，协助制定专业发展规划。
（三）注重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品牌的质量性
1.总结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教育特色，打造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品牌。近年来，“工匠精神”“校企合作”“产教融合”“AI智能”等特色在我国职业教育领域开始得到推广。工匠精神将对待职业的标准性和敬业性要求融入教育教学之中，培养大量爱岗乐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成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口碑。“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使我国的职业教育紧跟产业的步调，呈现出灵活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学校人才培养与产业结合紧密，为产业发展输送急需的人才。“AI智能”使我国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在工业4.0时代得到转型发展。这些教育特色是我国职业教育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积累出来的成果，也是我们国家高等职业教育的名片。借鉴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策略，我国也应形成自己的职业教育国际化品牌。具体来说，可以将一些具有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特色的元素融入国际化发展中，同时对输送国家的实际情况做适应性规划，打造成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品牌模式。
2.以文化相融为契机，注重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教育质量。要站在对方国家的角度上思考，用对方国家可以接受的方式去进行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宣传、推广等工作。首先，加强不同领域专家的合作，集中研究该国家的語言学家、民俗学家、史学家、教育学家以及心理学家等，共同制作出一份针对该国家的文化指南。以这份文化指南为依据，对要去该国家进行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工作的专业人员进行培训。尊重对方国家价值观的行为方式，才会有助于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其次，“一带一路”所涉国家众多，这些国家在文化习俗、经济状况上差异明显，生活习惯、文化理念上差别迥异，因此我国在不同国家实施办学或者职业教育国际化项目时，不可一概而论，要针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方式。要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本土教育研究，尤其是对一些冷门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了解对方国家的教育习惯、教育传统，在此基础上再融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特色。 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便是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国际交流合作水平的过程。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是多角度多领域合力发挥作用，依托文化相融、职业教育模式、对外关系和技术手段，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对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应学习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优质經验，适时把握发展机遇，既在国际化中走向世界，也在国际化中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黄立志.制度生成与变革：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TAFE）历史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
[2]杨洪贵.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3]Baird B.Review of the Education Services for Overseas Students （ESOS）Act 2000：Interim Report[R].Canberra：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2009：1-2.
[4]Currant N.Bridging the Culture Gap：A Practical Guide to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J].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raining，2004，36（7）：295-296.
[5]Department of Education，Science and Training.A national quality strategy for australian transn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a discussion paper[R].Canberra：DEST，2005.
[6]Hofstede G.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1986，10（3）：301-320.
[7]International onshore VET graduate outcomes[EB/OL].（2018-05-22）[2019-10-29].https：//www.ncver.edu.au/research-and-statistics/infographics/international-onshore-vet-graduate-outcomes-2018-infographic.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517864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