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素养、社会资本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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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郎慧 肖诗顺
[摘要]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5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社会资本对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素养和社会资本均对家庭创业产生显著的正影响，且社会资本的影响作用更明显。进一步探讨金融素养和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发现金融素养和社会资本对家庭创业的选择具有替代作用，具体来看，同村/同城親戚数量促进了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作用，而文化娱乐支出削减了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因此，在金融素养培养上，金融机构及相关部门应积极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引导创业者主动学习金融知识;在社会资本加强上，相关部门应搭建创业者与企业家交流联系的渠道，创业者也要有意识积累创业人脉，拓展社会资源。
[关键词] 金融素养;社会资本;创业选择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19）06-0067-13
[作者] 郎 慧 硕士研究生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成都 611130
肖诗顺 教授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成都 611130
一、引言
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以创业带动就业，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以来，我国创业环境不断改善，大众创业热情高涨，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蓬勃发展，推动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截至2017年7月底，我国小微企业名录收录的中小微企业已达7328.1万户，其中，个体工商户5000.3万户，占全国个体工商户总数的80. 9%。①广大中小微企业是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推动创新的基础力量，是构成市场经济主体中数量最大、最具活力的企业群体。②
以家庭自有资产作为初始投资，且家庭成员参与日常管理是大部分自营工商业创立的主要模式。[1]任何创业行为的发生都离不开资本的帮助，对于家庭的自主创业行为来讲，可能会面临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缺失，从而影响家庭创业决策和创业行为。金融素养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在财务决定、金融市场参与等方面显现着重要的作用，很可能影响家庭创业决策。而创业机会的挖掘和资源的收集离不开社会资本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关系社会”的特殊文化背景下，创业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与创业行为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家庭整体的创业氛围，对家庭创业活动具有重要影响。[2]因此，在当前严峻的社会就业形势和国家致力推进创新创业的背景下，探讨金融素养和社会资本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发挥金融素养和社会资本在家庭创业中的积极作用，提高家庭创业成功率，对促进我国家庭小微企业崛起和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创业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丰富，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创业环境对创业选择的影响，学者们主要从地区差异、[3][4]们经济发展水平、[5]政策制度、[6]政治影响、[7]政府行为等方面进行研究。[8][9] 二是各类资本对创业选择的影响.如人力资本、[10][11]社会资本、[12]物质资本。[13]三是创业者个人特征对创业选择的影响，如户籍、[14]知识教育、[15][16]风险偏好、[17][18]宗教信仰、[19]人格特征等。[20]虽然影响创业选择的因素较多，但创业必须要有创业资本和创业能力。除了必要的物质资本以外，社会资本是创业资本中十分重要的资本，不仅有利于创业者获取财务资源、信息资源、情感支持与联络介绍，还有助于提升创业者整合、吸收和利用资源的动态能力。同样，在个人能力中，金融素养作为一种资金使用和管理的能力，能使居民家庭做出明智的判断和有效的决策。[21]因此，在众多因素中，创业者金融素养和社会资本引起了学者们的重点关注。
金融素养对创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金融素养能够提高家庭理财能力和优化财务规划，影响家庭的经济行为。Alhenawi （2013）发现通过正规的学术经验获得的金融素养与财务规划的能力正相关，创业作为家庭财务规划的对象之一，也会受到家庭金融知识水平的影响。[22]Pearl （2014）研究发现金融素养低于成功企业的标准时，小企业面临风险就较高。小企业的财务实力与企业主的财务报表思维习惯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联系，而企业主的财务报表思维习惯与金融素养息息相关。[23]Xiangnan Feng （2019）通过TPLVM模型获得了金融素养与家庭财务之间关系的结果，金融素养在不同方面同时影响着家庭金融，因此有必要提高户主的金融素养以引导他们的家庭财务行为。[24]二是金融素养能够影响个人的借贷意识和选择，并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个人和家庭的信贷约束，解决创业资金不足的困境。[25]马双（2015）探讨了金融知识与家庭创业、个人创业及家庭正规信贷约束的关系后，认为金融知识会增加家庭与个人创业的概率，通过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知识能缓解家庭正规信贷约束。[26]尹志超（2015）认为金融知识主要通过改善家庭借款渠道偏好、提高家庭正规信贷需求和可得性以及改善家庭的风险态度来降低金融约束等对创业精神的抑制作用，进而提高家庭创业意愿。[27]
部分学者以社会资本作为主要影响因素考察其与创业间的关系。Kalnins （2006）发现房屋租赁、住宿产业移民创业者从自己种族、所处行业等所获得的社会资本对其创业具有显著的影响，并且这一结果适用于其他行业。[28lTurkina （2013）基于OECD调查数据，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外来移民创业的影响是显著的。[29]关于社会资本影响创业选择的机制，本文梳理相关文献后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个人和家庭发现、挖掘和利用更多的创业机会的能力。[30-33]二是社会资本可以帮助个人和家庭获得更多的创业资源，包括创业资金、创业人才、客户资源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因创业资源不足而缺乏创业动力的问题。[33][34]
综上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以金融素养、社会资本为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其与创业行为关系的文献，多数仅从金融素养、社会资本的某个方面进行研究，且鲜有深入探索具体指标对家庭创业的影响作用，同时，很少同时考虑金融素养和社会资本这两种因素对创业的交互影响。基于此，本文以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为基础，以家庭主体探索金融素养、社会资本分变量及总变量对创业选择的单一影响及交互影响，这对政府制定与大众创业相关的政策、促进家庭小微企业创建和持续发展非常必要。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是全国大型抽样调查，旨在收集家庭的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支出、保险与保障、人口与就业、金融素养等方面信息，全面追踪家庭动态金融行为。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能够获得中国家庭成员基本信息、家庭金融结构、金融行为、金融素养等基本信息，且样本数量较大，以全国、省级和副省级城市代表性，为研究中国家庭金融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数据资料。本文提取了18～65周岁受访者的家庭数据，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保证受访者达到国家法定成年年龄，拥有各项合法权利;二是65岁以上的受访者基本达到退休年龄，大多进入退休养老状态。在数据清理过程中，只保留受访者是家里最了解财务状况的人的问卷数据，①并剔除了无法归类、变量数据缺失较多的家庭。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本文最终得到31163个样本。
2.变量设计
（l）被解释变量。本文的因变量是家庭是否有创业行为，家庭有创业行为时，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家庭创业是指家庭以“创立”形式从事个体小手工业经营和企业经营等工商业经营项目。①
（2）解释变量。本文关注的一个核心解释变量是受访者的金融素养，在金融素养的测度上，Hung、尹志超和廖理等的研究，[38—40]将金融素养分为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主观金融素养是受访者对金融素养进行自我评价，比如对相关金融产品的了解程度，客观金融素养一般是设计调查问卷对受访者进行访问，根据相关问题的回答情况（是否回答，是否回答正确等）来判断金融素养水平。Guiso（2008）研究发现受访者往往不能准确自我评价自己的金融素养，因为过度自信的投资者往往会高估自己的金融知识，而消极的投资者会低估自己的金融知识。[41]因此相比于主观金融知识，通过设计调查问卷来衡量受访者的金融素养更具科学性。
本文根据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问卷选择了“经济或金融信息关注度”“上过经济或金融课程”和“金融知识”三个分指标以及总指标“综合金融素养”。“经济或金融信息关注度”根据问卷题目“您平时对经济、金融方面的信息关注程度如何？”的回答设置分值，非常关注、很关注、一般、很少关注、从不关注分别为4、3、2、1、0分。“上过经济或金融课程”根据问卷题目“您是否上过经济或金融类的课程？”的回答选项设置为虚拟变量。金融知识的测度采用得分加总法，通过对受访者回答利率计算、②通货膨胀理解③以及投资风险识别④三个问题正确的数目进行衡量，每答对一个问题记1分，全部回答正確记为3分。
参考Rooij （2011）、尹志超（2015）的做法，[42][43]金融素养测度上应当包含两个维度，一是能够主动关注金融或经济相关的情况，二是了解并掌握基本的金融知识。因此，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测度金融素养综合指数，指标体系包括经济或金融关注度、上过经济或金融课程、利率计算、通货膨胀、投资风险识别等，但在处理利率计算、通货膨胀、投资风险识别指标时，每个问题构造2个虚拟变量，第一个虚拟变量衡量受访者是否对问题进行直接回答（答案为不知道或者算不出结果记为间接回答），第二个虚拟变量衡量受访者对于问题的回答是否正确，因为拒绝直接回答问题往往意味着受访者对问题没有清晰的理解和认识，造成的后果比问题回答错误更加严重。[44]
测度家庭社会资本时，考虑到社会资本是一种表现为社会成员间信任和资源共享上的网络关系，同时在微观金融决策方面，依托社会网络的社会资本有助于放松信贷约束，影响家庭金融市场参与与金融产品选择以及农户民间借贷需求。[45]因此，本文用“社会网络”来衡量社会资本，并从社会网络范围、社会网络强度两个方面构建社会网络指标。在社会网络范围方面，本文选择“同一村庄/城市亲戚数量”作为代理变量，①同村/城居住的亲戚数量越多，潜在的有效社会联系更多，社会网络范围更广。在社会网络强度方面，基于我国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选择“礼金来往”作为代理变量，礼金来往包括家庭春节等节假日收支（包括压岁钱和过节费）和红白喜事生日收支总额，礼金来往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现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另外“文化娱乐支出”包括外出就餐、歌舞厅、旅游探亲等的支出总额，即可表示社会网络的范围，又能表示社会网络的强度，也将它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分指标。综上选择“同一村庄/城市亲戚数量”“礼金来往”和“文化娱乐支出”作为社会资本的分指标，总指标为“综合社会资本”。综合社会资本的测度同样采用因子分析法，指标体系包括居住在同一村庄/城市血缘关系的亲戚数量、礼金收入、礼金支出、外出就餐、旅游探亲支出等指标，为便于数据处理并减少异方差，有关收入和支出的变量一律进行对数化处理。
（3）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为使研究更全面，本文在以上变量的基础上还引入控制变量：受访者特征变量如年龄、受教育年限、身体状况、风险偏好等，家庭特征变量如家庭人口等。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3.模型设计
首先分别探讨金融素养、社会资本对家庭创业的影响，然后考察二者的交互作用。采用Probit模型分析金融素养、社会资本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本文模型设定如下：
式（1）～（3）中，α、β、φ、γ、θ表示回归系数，FEi是一个0，1变量，表示家庭i是否从事自营工商业，1表示家庭从事自营工商业，0表示家庭没有从事自营工商业。FLi是表示家庭i的金融素养变量，SCi是表示家庭i的社会资本变量，X为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地区虚拟变量等，k表示控制变量的个数，μ表示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代表不可观测的因素的汇总，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注：①问卷中受教育水平选项为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职高、大专/高职、本科、硕士、博士，本文将其折算为教育年限（年），取值依次为0、6、9、12、14、15、16、19与22。②家庭非工商负债中，由于最小金额为0元，为了保持变量的一致性，因此在进行对数值处理时，在每个样本的非工商负债金额分别加上最小金额0. 01元，因此负债最小值为0.01元，对数值最小值约为-4. 61。 四、实证分析
1.金融素养、社会资本与家庭创业的影响
表2模型1报告了金融素养分变量对家庭创业的影响结果。“上过经济或金融课程”分变量对家庭创业的影响为负，这可能是因为金融就业前景好，居民选择上金融课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就业，而不是创业，这种学习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创业的积极性，而有创业想法的居民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与创业有关的培训和课程。经济或金融关注度和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产生正的影响，表明平时关注经济或金融信息的居民，对目前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发展就越了解，更容易产生创业的灵感和想法，并且他们往往对经济或金融更感兴趣，愿意做进一步的探索。个人金融知识的提升，可能提高家庭的创业融资能力，为家庭创业创造了条件。表2模型2报告了综合金融素养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其影响系数约为0. 07，说明综合金融素养越高，居民越有可能创业，金融素养是家庭创业的重要决定因素。
表2模型3显示了社会资本分变量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可以看出，同一村庄/城市亲戚数量、礼金往来、文化娱乐支出都对家庭创业选择产生正的影响，且在1%水平上显著。同一村庄/城市亲戚数量越多，家庭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礼金往来越多，家庭的社会网络关系可能更为牢固。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而体现人情关系深厚最基本的方式就是礼金，礼金越多，表明人际关系越好，更可能获得别人的帮助和支持。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越多，表明户主更容易结交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这对于社会网络的扩张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容易为家庭创业打下坚实的人际基础。另外，从表2模型4可以看出，综合社会资本变量对家庭创业的影响系数为0. 185，比综合金融素养变量更高，说明社会资本是决定家庭创业的主要决定因素。
在控制变量中，户主为男性的家庭更容易创业，户主的年龄系数显著为正，年龄平方系数为负，表明随着年龄增长，家庭选择创业的概率呈先升后降的趋势。户主教育水平越高，家庭选择创业的概率越低，这与清华大学发布的《全球创业观察2016/2017中国报告》中的结果一致。该报告显示在中国早期创业的人员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仅为47%。户主身体健康状况越好，属于风险爱好的家庭承担创业风险的能力更强，因而选择创业的概率也更高。城市家庭相比农村家庭，一方面受到创业资金、个人能力等的约束要小，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医疗制度等的不健全使得家庭风险承受能力差，因而城市家庭创业的可能性更高。另外，户口在本市/本县的家庭创业可能性更高，一般来说，居民比较熟悉户籍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色，创业资源相比异地更多，更有可能會创业。人口规模越大的家庭选择创业的概率越高。家庭人口规模越大，家庭拥有的共同资源就会越多，其中能够参与创业的资源也会相应增加。父母在单位中有一定职务，反而子女创业的可能性会降低，这表明父母的社会关系对子女创业并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与尹志超（2015）研究结果一致。[46]有住房的家庭更有可能创业，这与李江- （2016）研究结果相同，[47]未来有购房打算的家庭不大可能创业，有住房的家庭在创业过程中更有可能从银行获得信贷，也更可能创业。非工商金融资产对家庭创业产生显著的正影响，说明家庭财富状况对家庭创业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于发展历史、市场发育、交通设施、产业基础、投资环境、政府工作效率等不同，就创业环境来说，东部地区比中部和西部地区更具有创业优势。
2.金融素养、社会资本对家庭创业的共同影响
进一步研究金融素养和社会资本对家庭创业的交互影响，首先对金融素养变量和社会资本变量进行去中心化处理，然后再进行交互以及回归。回归的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同时，考虑金融素养和社会资本分变量可以发现，表3模型1的结果与表2模型1和模型3的结果相差不大，表3模型2的结果与表2模型2和模型4的结果也大致相同，这充分证实了金融素养和社会资本对家庭创业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为分析金融素养和社会资本对家庭创业影响的联合作用，进一步考虑它们的交互影响（表3模型3），可以发现综合金融素养和综合社会资本的交互项显著为负，呈现替代关系。即随着金融素养的作用加强，社会资本的影响将会减弱，同理，随着社会资本的加强，金融素养的影响也会减弱。
借鉴关爱萍（2017）的做法，（48]表3模型4加入了金融素养分变量和社会资本分变量的交互项，删除了不显著的交互项，只保留显著的交互项。可以看出，只有金融知识和同一村庄/城市亲戚数量的交互项显著为正，同一村庄/城市亲戚数量能够加强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的正向影响作用。同样，金融知识也能加强同一村庄/城市亲戚数量对家庭创业的正向作用，这恰恰体现了亲戚数量和金融知识在促进家庭创业中的重要性。金融知识和文化娱乐支出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文化娱乐支出削减了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的影响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文化娱乐支出越多的家庭，经济越富裕，更追求生活质感，享受精神惬意的生活节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的边际效应。由此可见，这两个交互项的出现，调整了金融知识的变量系数，相比表2模型1和表3模型1的结果，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作用变得更强。
五、主要结论与建议
1.主要结论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5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社会资本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可以发现：（1）金融关注度、金融知识都能显著加大家庭创业的概率，而上过金融课程的户主更不可能创业，但综合金融素养变量对家庭创业呈显著的正向影响。（2）居住在同一村庄/城市的亲戚数量、礼金来往、文化娱乐支出都能促进家庭创业，综合社会资本变量同样对家庭创业产生明显的正向影响。（3）从金融素养和社会资本的交互项可以看出，金融素养和社会资本在促进家庭创业中是替代关系，即金融素养较缺乏时，社会资本的增强可以提高家庭创业的概率;同理，社会资本较弱时，提高金融素养也能促进家庭创业。（4）金融知识和同一村庄/城市亲戚数量的交互项显著为正，金融知识和文化娱乐支出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这两个交互项的出现，大大调整了金融知识的变量系数，使之对家庭创业选择影响作用变得更强。金融素养、社会资本对促进家庭创业参与作用显著，这为我国金融知识普及和创业支持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2.相关建议
在金融素养培养方面，由于我国居民金融素养总体水平不高，金融机构及相关政府部门应积极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活动，这不仅能够提高居民的金融素养，培养居民理性的金融或经济思维，而且能够避免生活中的金融骗局。比如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开展的“提升金融素养，争做金融好网民”活动已在湖北、山东、河南、甘肃等省份陆续启动，加大了金融知识的宣传普及，提高了居民的金融意识。其次，引导创业者主动学习金融知识，特别是对于有创业意愿的居民来说，从电视节目、广播等渠道主动了解市场信息和金融相关知识，为创业融资、财务管理、企业发展定位等奠定知识基础，促进创业的成功。
在社会资本加强方面，首先，根据各地现实情况开展企业家演讲活动，不仅能创造创业者与企业家直接对话乃至建立私人关系的机会，同时有助于创业者个人能力的提升。①其次，创业者应该通过主动参与社会活动，维持好亲友关系，积极拓展社会资源，并有效维护及使用，为创业资金的筹备、客户资源的获得等奠定稳定的人脉基础。
参考文献：
[1][27][39][43][46]尹志超，宋全云，吴 雨，彭嫦燕，金融知识、创业决策和创业动机[Jl.管理世界，2015，（01）.
[2]史 达，关系、面子与创业行为：社会资本视角的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1，（03）.
[3]范 丹，彭华涛，空间集聚因素对我国城乡创业差异影响的实证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4）.
[4]孟 芳，龙海军，贫困地区非正规创业者是什么样的人？——创业者人力资本对非正规创业的影响实证[J/OLl.科学与管理，2019，（01）.
[5][1 2]蔡栋梁，邱黎源，孟晓雨，马 双，流动性约束、社会资本与家庭创业选择——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Jl.管理世界，2018，（09）.
[6]周京奎，黄征学.住房制度改革、流动性约束与“下海’’创业选择——理论与中国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14，（03）.
[7] Navneet Bhatnagar， Kavil Ramachandran， Sougata Ray. The Role of Familial Socio-political Forces on New Venture Creation in Family Business [Jl. Cross Cultural&StrategicManagement， 2018， （04）.
[8]陈 刚，管制与创业——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Jl.管理世界，2015，（05）.
[9]明秀南，制度环境、创业与经济增长[J].财经问题研究，201 6，（04）.
[10] Massimo G.，Colombo， Marco Delmastro， Luca Grilli. Entrepreneurs 7 Human Capitaland the Start-up Size of New Technology-based Firms[J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Organization， 2004， （08-09）.
[11]秦 印.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对创业选择影响的城乡差异研究[Jl.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3）.
[13][47]李江一，李 涵.住房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来自CHFS的证据[Jl.中国经济问题，2016， （02）.
[14]曲兆鹏，郭四维，户籍与创业：城乡居民自我雇佣的差异研究——来自CGSS2008的证据[Jl.中国经济问题，2017，（06）.
[15][26]马 双，赵朋飞，金融知识、家庭创业与信贷约束[Jl.投资研究，201 5，（OI），
[16]方 伟.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Jl.经济研究导刊，201 9，（06）.
[17]吕 静，郭 沛，程 健，社会关系、风险偏好异质性与家庭创业活动[Jl.金融发展研究，2018，（10）.
[18] Hans K. Hvide， Georgios A. Panos. Risk Tolerance and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4， （01）.
[19]趙朋飞，王宏健.社会资本、宗教信仰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分析[Jl.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4）.
[20]柴时军，郑 云，人格特征与农户创业选择[Jl.经济经纬，2019，（01）.
[21][40]廖 理，初 众，张伟强，中国居民金融素养差异性的测度实证[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01）.
[22] Alhenawi Y， Elkhal K. Financial Literacy of U.S.Households： Knowledge vs. Long-term Financial Planning[Jl. Financial Services Review， 2013， （03）.
[23] Pearl Dahmen， Eileen Rodriguez. Financial Literacy and the Success of Small Business-es： An Observation from a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Center[Jl. Numeracy， 2014， （01）. [24] Xiangnan Feng， Bin Lu， Xinyuan Song， Shuang Ma. Financial Literacy and HouseholdFinances：A Bayesian two-part Latent Variable Modeling Approach[Jl. Journal of EmpiricalFinance， 2019， （02）.
[25]曹 璨，罗剑朝.社会资本、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融资决策[Jl.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03）.
[28] Kalnins Arturs， Chung Wilbur. Social Capital， Geography， and Survival： GujaratiIm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the U. S Lodging Industry [Jl. Management Science， 2006，（02）。
[29] Turkina E， Thai M. T. T. Social Capital， Networks， Trust and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A Cross-country Analysis[Jl. Journal of Enterprising Communities： Peopleand Places in the Global Economly， 2013， （02）.
[30] Mariano Nieto， Nuria Gonzalez-alvarez. Social Capital Effects on the Discovery andExploit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Jl.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12）.
[31] Kwon S W， Arenius P.Nations of Entrepreneurs：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Jl.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0， （03）.
[32]刘兴国，沈志渔，周小虎.社会资本对我国民营企业创业行为的影响[Jl.经济管理，2009， （06）.
[33]张 浩，孙新波.网络嵌入视角下创业者外部社会资本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研究[Jl.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7， （12）.
[34] Ngoa Tabi Henri， Niyonsaba Sebigunda Edson. Acces au Credit Bancaire et Survie desPME Camerounaises： Lerle du Capital Social （Bank Credit Access and Cameroonians SMEs Sur-vival： Does Social Capital Matter？） [Jl. Revue Africaine des Sciences Economiques et de Ges-tion， 2013， （01-02）.
[35J Allen， W. D. Social Networks and Self-employment[Jl.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l 2000， （29）.
[36]徐 超，吴玲萍，孙文平.外出务工经历、社会资本与返乡农民工创业——来自CHIPS数据的证据[J].财经研究，2017， （12）.
[37]朱红根.关系资本、融资约束与农户创业成长[Jl.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6）.
[38] Hung A.，Parker， A. M.，Yoong，J. Defining and Measuring Financial Literacy[Jl.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9， （11）.
[41] Guiso， L. M. Paiella. Risk aversion， Wealth and Background Risk[Jl. Journal of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8， （06）.
[42] [44] Rooij M，Lusardi A，Alessie R. Financial Literacy and Stock Market Participation[Jl.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1， （02）.
[45]楊汝岱，陈斌开，朱诗娥.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农户民间借贷需求行为研究[Jl.经济研究，2011，（11）.
[48]关爱萍，李静宜.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户贫困——基于甘肃省贫困村的实证分析[Jl.教育与经济，2017，（01）.
（责任编辑 王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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