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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地农民的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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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分析文献资料发现,目前失地农民面临着职业流动频繁、职业层次低、向上流动困难及职业流动两极化严重等问题,主要受到宏观户籍制度、土地征用制度和经济发展因素及微观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因素的影响。为了改善失地农民职业流动状况,有必要改革完善户籍制度和土地征用制度、营造公平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加强对失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引导失地农民提升人力资本、拓展社会网络。
  关键词:城市化;失地农民;职业流动;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0X(2020)03-0091-05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system, it is found that the landless farmers are facing the problems of frequent occupation flow, low occupation level, difficulties of upward mobility and serious polarization of occupation flow, which are mainly affected by the macro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land acquisition system, economic development factors, micro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factor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tatus of occupation flow of landless farmers,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and improve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land acquisition system, create a fair and open labor market environment,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of landless farmers,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labor structure, strengthen the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of landless farmers, guide landless farmers to improve human capital and expand social network.
  Key words: urbanization; landless farmers; occupation mobility; influence factors
  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了城市化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截至2018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59.58%[1]。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和农业用地被征用,必然导致大量失地农民的产生。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约有5 000万~6 000万失地农民,按照新常态下城镇化发展速度估计,到2020年我国失地农民将会超过1亿人[2]。土地是基本的物质生存资料,失去土地对农民来说意味着失去了重要经济来源,失地农民不得不转向非农就业,以维持个人的生存及发展。如何确保失地农民实现再就业,促进失地农民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是城市化过程中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也是促进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的重要方式。
  表面上来看,职业流动是指劳动者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变换工作的过程,但职业流动本质上是劳动者在社会结构中通过变换工作寻求社会地位改变的过程[3]。对于失地农民而言,职业流动还是其适应城市并逐步融入城市生活,实现市民化的重要过程[4]。目前,失地农民正处于离地离农的市民化转型过程,其就业呈现出职业流动性强、职业层次低和收入低的特征。相关数据显示,超过80%的失地农民存在就业困难[5]。征地后,失地农民的职业分层整体来看有所改善,但是呈现出显著的分化态势[6],失地农民的职业结构未发生明显变化。失地农民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劳动力资源,对其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不仅有助于失地农民顺利完成市民化转型和城市适应,也有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平稳推进。
  关于职业流动的类型,研究者主要从流动意愿、流动次数及流出方向三个角度进行分类。吕晓兰等[7]按照结束首份工作是主动离职还是被迫离职,将职业流动划分为主动流动和被动流动2大类,主动流动与被动流动又分别包括因工作原因的主动流动、因个人原因的主动流动、因工作原因的被动流动以及因个人原因的被动流动。这种划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失地农民的职业发展状况和职业层次。李强[8]在研究中将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流动分为初次职业流动和再次职业流动。初次职业流动主要指从农业转向非农就业的流动,再次职业流动则是指进入城市之后在不同职业或者不同职位之间的流动。早在20世纪末,苏颂兴[9]、汤无水[10]就根据职业流动的方向将其划分为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郑子峰等[11]同样遵循这种划分方式,并将水平流动阐释为经过职业流动后,劳动者所从事的职业层次仍处于相同层次中;垂直流动是指职业流动过程中职业水平发生变化,它分为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2种类型。这种以职業流动的流出方向作为依据的划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者职业地位的变化。笔者也遵循以职业流动方向为依据的划分方式,将失地农民的职业流动划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
  职业流动对于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展开。   宏观视角从经济、制度层面探讨失地农民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姚先国等[12]指出,由于职业流动过程中存在社会和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导致不同人群在就业职位、部门等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劳动力迁移理论则认为,生产力水平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等是影响个体职业流动的宏观因素[13]。
  从微观视角的探究主要关注的是人力资本因素和社会资本因素对劳动者职业流动的影响。从人力资本角度进行的研究往往是基于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人力资本因素对劳动者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舒尔茨认为劳动者通过提升自身知识、技能、健康等人力资本因素将有可能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及更高的收入[14]。因此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普遍强调通过提升劳动者受教育水平、进行职业培训等方式促进劳动者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从社会资本角度的研究,通常以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研究取向,研究社会网络对就业的影响[15],其中心命题是社会网络对个人职业获得有影响[16]。“社会资本”概念最早是由布迪厄提出的,其后格兰诺维特进行了补充,提出了“弱关系假设”。社会资本视角强调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影响着职业流动,并且与“强关系”相比,“弱关系”更可能为劳动者提供非重叠性的职业信息[17]。此外,边燕杰[18]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研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的关系时,提出了“强关系假设”,他认为在中国社会中,人们更多的是通过亲戚、朋友等“强关系”来获取职业信息并实现职业流动。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农民的职业流动问题更多关注的是农民工群体,而对于失地农民职业流动的研究还有所欠缺,并且研究多集中于宏观或微观一个层面,缺少对失地农民职业流动影响因素多层次、多方面的整体性梳理,因此笔者将从宏观制度、经济因素及微观个体因素2个层面对失地农民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做出系统的探究与分析。
  1 失地农民职业流动的特点
  对失地农民而言,职业流动是帮助其进行职业转换、提升社会地位、实现个人价值、获得更高收入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市场体制的深化改革,劳动力市场对于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失地农民普遍存在受教育水平低、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等限制,这必然会导致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缺乏竞争力,在实际职业流动过程中呈现出以下3个特点。
  1.1 由于就业不稳定性导致较为频繁的职业流动
  王超恩等[19]的研究结果显示,有超过一半的外出务工人员在近3 a内更换过工作,即发生过职业流动,这部分群体的职业流动性总体而言比较强。许诺等[20]的研究指出,被征地农民“类金字塔型”结构有所变化,这种变化表明失地农民职业流动频繁。郑子峰等[14]在对晋江市被征地农民的调查中发现,失地后没有更换过职业的被征地农民占比只有25.46%,并且有14.35%的被征地农民有4次以上的更换工作经历。这些研究都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失地农民职业更换频繁及职业不稳定的问题。
  1.2 职业层次总体偏低
  虽然变换工作是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但是实际上大多数失地农民难以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郭云涛[21]在调查中发现,失地农民在从事非农初职工作过程中,超过半数选择个体经营,可以说个体经营是农民的首选,而非农初职处于“管理位置”的仅占12%,可见,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其职业是处于较低层次的。郑子峰等[11]对失地农民的研究显示,失地农民上向流动率为28.70%、下向流动率为20.37%、水平流动率为50.93%,可见大多数失地农民的职业流动处于水平流动,甚至出现了部分向下流动的状况。孙林[23]对农业转移劳动力的调查也显示出相似的结果,职业流动中41.21%的农业转移劳动力职业地位呈逐渐下降趋势,只有13.63%的职业地位略有上升。可见,失地农民很少可以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
  1.3 职业流动的两极化严重
  张春月[24]的调查发现,失地农民在职业转换过程中,分化到无业、临时雇工、农民工这3个职业的人数占总体人数的 53%;分化到个体工商劳动者、产业工人、农村智力劳动者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17%;分化到企业管理人员、农村管理者、私营企业主层次的人数占总人数的28%。出现了下层占大多数,中间层次很少,上层人数较多的现象。与理想的职业分化模型橄榄型相比,失地农民的职业流动呈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特征。叶继红[25]在研究中指出,现阶段失地农民职业结构中低层人数略有减少,中间及以上层次人数略微上升,但这仍与理想的职业结构有着相当的距离。
  2 失地农民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2.1 宏观因素
  2.1.1 户籍制度的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虽然改革开放后国家放开了对农民就业的限制,但是城乡户籍差别还在影响着农民的职业发展,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拥有更少的发展机会,并且难以享受相同的福利待遇。赵爽[26]在研究中指出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催生了一个客观存在的二元用工制度,这给失地农民的就业带来了障碍。
  温福英等[27]提到,虽然现在的户籍制度在不断地放宽,农民可以自由地向城镇流动,自主择业,但农民身份却很难改变。城市的就业优惠政策及各种就业保障基本上是为城市居民提供的,失地农民很难享受到。虽然近年来各地政府出台了一些措施用以保障失地农民就业,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民就业仍然具有显著影响,并且这种制度性障碍已成为农民职业流动的社会壁垒。
  2.1.2 土地征用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 失地农民职业流动所受到的约束,很大程度體现在我国的土地征用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上。李楠等[28]在研究中提到,我国土地管理的相关法律规定,农民在政府履行完征地手续后,不再享有被征用土地的相关权益。当前,一次性货币补偿是我国大多数地区的主要征地补偿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也不能为其生活提供足够的保障,这表明我国征地制度还存在缺陷,需要进一步地完善。   吴晓义等[29]指出,应该为失地农民提供相应的保障措施,让他们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待遇。就目前来看,有关失地农民劳动保障与就业方面的政策缺乏针对性,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框架,存在着安置措施执行不到位的种种问题,使得失地农民失去很多就业机会,并且相关措施也没能为失地农民提供稳定就业的环境及合理的就业保障,这导致失地农民在就业和职业流动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制度的压力。
  2.1.3 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 失地农民职业流动状况与经济发展因素密切相关。经济增长对于失地农民职业流动具有根本性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必要的劳动力,作为城市发展建设的主要劳动力资源,失地农民受到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个人职业流动的空间与可能性大大增加,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同时意味着劳动力需求层次的提高,这会导致失地农民在不同产业和行业之间的流动分化。
  郑子峰等[22]调查发现,第二产业吸纳的农村劳动力最多,而在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对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种就业主要处于职业结构的中下层,这反映了失地农民职业层次普遍不高的状况。吴晓义等[29]的研究指出在多数就业市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技术壁垒和制度排斥,例如用人单位在招聘时,通常都会在职业技能、综合素养和相关的工作经验等方面对劳动者做出要求,但这些要求对失地农民而言,显然具有一定的难度。吴德群[30]认为职业流动过程中存在着社会排斥,特定群体总是难以向中心职业流动,而总易于向边缘职业流动,这意味着资源被一小部分人垄断,并导致边缘化群体的贫困和发展能力的丧失,这也是影响失地农民职业流动的重要原因。
  2.2 微观因素的影响
  2.2.1 人力资本因素 个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对失地农民的职业流动也有着重要影响。长期以来,农民主要从事对知识技能要求不高的农业活动,缺少技能训练机会,处于资金、知识和技能欠缺的弱势地位,并且部分失地农民年龄较大、体力相对较弱,对找工作极度缺乏信心,这也使其就业更加困难。众多人力资本理论相关的研究已经证明,个人受教育水平、劳动知识技能和健康程度等人力资本因素深深影响着劳动力的转移。
  刘先莉等[31]指出,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正从先前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技能型转变,但是失地农民长期从事农业劳动,缺乏专业的知识与技能,很难适应现代工业化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温福英等[27]提到现代社会对劳动者的知识与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受教育水平不高,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和技能培训的失地农民将难以胜任,失地农民群体普遍存在文化素质不高的状况,这也是影响他们职业流动的主要因素。另外农村缺乏健全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导致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难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难以顺利实现就业,获得就业发展机会,因此只能处于被动的受雇地位,职业流动受到诸多限制。
  2.2.2 社会资本因素 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是制约失地农民职业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王晓刚等[32]的研究表明,农民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规模、密度和质量与向上的职业流动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社会网络显著影响失地农民的职业声望,职业声望越高的失地农民,其社会网络中,亲属所占比例越小。但是,多数失地农民的社会关系网络集中在农村,具有乡土性的特点,这导致他们即使进入到城市后,社会网络仍表现出较强的封闭性特征。
  郑子峰等[22]指出,人际关系网越大,求职者获得岗位信息、就业推荐等帮助的可能性就越大,职业提升的可能性也越大。但长期以来农民都被禁锢在土地上,与其打交道的也多是乡邻,随着时间推移,失地农民缺乏广泛的社会资源和信息获取渠道等问题逐渐显现,失地农民难以进一步实现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和社会资本积累,这也进一步影响他们通过社会网络关系寻找工作的机会。因此失地农民中的多数人是难以通过社会网络关系获得相关的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的。
  3 改善失地农民职业流动的对策建议
  改变失地农民职业流动现状,帮助其解决职业流动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入手,相互配合,力求提升失地农民就业质量,使其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
  3.1 宏观层面
  3.1.1 加快改革户籍制度 由于户籍制度的阻碍,失地农民的职业选择受到很大限制,虽然户籍制度改革正在推行,但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改革显然不能一蹴而就。针对此问题,葛晓巍[33]指出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应该仅仅只是户籍登记制度的变化和增加各种户口类别如蓝印户口、暂住证等表象,彻底废除户籍制度的不合理功能,才能确保失地农民与市民在就业机会、权益保障、福利待遇、受教育权利等方面的平等[34]。
  3.1.2 营造公平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环境 失地农民向上的职业流动需要制订各种劳动和就业政策,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打破阶层壁垒和行业限制,以期为各阶层提供公平竞争和职业发展的机会。要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安置责任意识,对于招用失地农民劳动力较多的企业,政府可以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14]。另外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有效监管,因此需要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力度,通过各种规章制度,保障和完善劳动力就业市场,为失地农民营造出良好的就业环境与氛围。
  3.1.3 完善现行土地征用制度 基于我国土地征用制度难以保障失地农民实现就业的现状,不能简单地采取一次性货币补偿方式,而应积极探索更多的补偿安置方式,例如可以将一部分货币补偿额用作发展村集体经济,给予失地农民一定比例的分成,使他们能夠在失地后仍然长期享有收入[35]。或是根据征地行为的性质进行分类,对不同的征地行为采取不同的补偿和安置措施,例如对公益性政府行为,以市场价格一次性全额赔偿失地农民损失;对企业出于非公益目的的征地行为,则按照市场价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对于大型公共交通建设用地,则可以采取土地租赁或入股的方式,让失地农民仍然保有收入来源[36]。   3.1.4 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 对征地补偿措施进行积极的探索是完善制度保障的关键,应在原有的一次性货币补偿基础上,完善各项社会保障措施,让失地农民没有后顾之忧,以更积极地态度投入到就业、创业中去。李楠等[28]认为应使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有同等机会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除此之外,政府也可以从土地补偿费中抽取一部分用作养老与医疗,以部分经济组织和社区为依托,为失地农民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帮助他们解决生活没有保障、养老与看病难等问题。对于年龄较大、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等不适合再就业的失地农民,可以将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体系中,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37]。通过为失地农民提供一定的制度保障,增加他们的自信心和荣誉感,使他们以更加积极地态度参与到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来。
  3.1.5 促进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升级 失地农民就业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即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因而其在劳动力市场逐步向技术型转变过程中缺乏竞争力。因此有必要适当平衡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建立健康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要适当地发展对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以及建筑业、餐饮业、零售商业、运输业及社区服务业等可以大量吸收农民工就业的第三产业,为失地农民提供更多的适宜岗位[38],另一方面也可以鼓励支持失地农民自主创业。
  3.2 微观层面
  3.2.1 加强失地农民职业技能培训 人力资本对于职业流动具有关键性影响,解决失地农民职业流动问题,根本在于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提高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可以通过加强基础教育与技能培训的方式,提高失地农民的知识与劳动技能,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从而获得职业发展的机会。这对政府部门也做出了一定的要求,要健全就业培训体系,不仅要为失地农民提供职业培训的机会,在培训内容的设置上还需进一步的思考,尽可能地满足不同年龄和不同受教育水平失地农民的就业需要,解决实际的就业困难,提高失地农民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姚缘[39]指出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在职培训刻不容缓,对企业而言,要严格规范自身,为失地农民提供良好的学习工作环境。
  3.2.2 积极拓展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 异质性群体的社交活动是农业转移人口重构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之一,社区支持能够准确地满足这一点[40]。政府和社区部门可以引导和鼓励失地农民积极参与社区组织和社区活动,并且充分调动社区资源,帮助社区成员建立和扩大社会网络,提高通过社会网络获取资源的能力,促进社会资本积累。社区作为失地农民接触最多的基层组织,在加强失地农民培训,帮助他们融入城镇生活方面具有重要责任[41]。总之社区是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建立关系的平台,在社区支持的作用下,失地农民能够及时有效地获取各种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社会网络质量越高,失地农民实现向上职业流动的可能性也越大。
  参考文献:
  [1] 王李兵.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江苏中心镇建设[J]. 社科纵横,2019,34(8):39-41.
  [2] 侯明利,范红袍,王玉琪. 城郊失地农民城市融入问题研究——基于河南省新乡市城郊村的调查[J]. 农村经济与科技,2019,30(11):214-216.
  [3] 周运清,王培刚. 农民工进城方式选择及职业流动特点研究[J]. 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2(6):39-42.
  [4] 杨云彦,褚清华. 外出务工人员的职业流动、能力形成和社会融合[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1):75-80.
  [5] 郭小辉. 城镇化背景下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分析[J]. 中国集体经济,2019(1):3-4.
  [6] 陈 浩,陈雪春. 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就业分化及特征分析——基于长三角858户调研数据[J]. 调研世界,2013,26(7):34-40.
  [7] 吕晓兰,姚先国. 农民工职业流动类型与收入效应的性别差异分析[J]. 经济学家,2013(6):57-68.
  [8] 李 强. 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J]. 社会学研究,1999,14(3):95-103.
  [9] 苏颂兴. 论中国青年工人职业流动意识的强化趋势[J]. 当代青年研究,1987(7):4-6.
  [10] 汤无水. 职业流动种种[J]. 职业教育研究,1992(6):34.
  [11] 郑子峰,郑庆昌. 被征地农民职业流动与职业结构分析——基于晉江市的数据[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28(1):91-98.
  [12] 姚先国,黎 煦. 劳动力市场分割:一个文献综述[J].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7(1):78-83.
  [13] 罗纳尔·多伊兰伯格,罗伯特·史密斯. 现代劳动经济学[M]. 潘功胜,刘 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4] 郑子峰. 被征地农民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研究——以福建省晋江市为例[D]. 福州:福建农林大学,2016.
  [15] 朱必祥. 人力资本理论与方法[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16] 郑子峰,郑庆昌,黄建新. 被征地农民职业流动的微观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比较[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6(3):97-103.
  [17] 李 飞,钟涨宝.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失地农民的职业获得——基于江苏省扬州市两个失地农民社区的调查[J]. 中国农村观察,2010,31(6):11-21.
  [18] 边燕杰. 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A]. 林益民,涂肇庆编,中国改革时期的社会变迁:西方社会学研究评述[C].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   [19] 王超恩,符 平. 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职业分层与代际差异视角的考察[J]. 人口与经济,2013,34(5):89-97.
  [20] 许 诺,王 丹,徐济益. 被征地农民职业结构图景与流动面向研究[J]. 巢湖学院学报,2019,21(2):43-52.
  [21] 郭云涛. 农民非农初职间隔及其影响因素作用的代际差异——基于“CGSS2006”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2010,24(4):87-95,112.
  [22] 郑子峰,郑庆昌,陈立立. 被征地农民职业流动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 东南学术,2016(3):76-83.
  [23] 孙 林.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分析[J].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学报,2019,13(1):8-14.
  [24] 张春月. 失地农民职业分化及影响因素研究——以C市F社区为例[D]. 长春:长春工业大学,2018.
  [25] 叶继红. 失地农民职业发展状况、影响因素与支持体系建构[J]. 浙江社会科学,2014,30(8):77-85.
  [26] 赵 爽. 论失业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制度障碍与途径——基于就业保障城乡一体化的视角[J]. 中州学刊,2007,29(3):121-124.
  [27] 温福英,黄建新.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职业流动[J].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5(3):43-45.
  [28] 李 楠,刘宇辉. 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就业安置探究[J]. 生产力研究,2010,25(12):37-39.
  [29] 吴晓义,李 津. 失地农民职业流动的约束及突破[J]. 职教通讯: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8,23(7):23-26.
  [30] 吴德群. 消除职业流动中的社会排斥: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以广西为例[J]. 未来与发展,2008,29(11):33-36.
  [31] 刘先莉,蒋志强. 失地农民就业面临的挑战与出路[J]. 安徽农业科学,2007,35(30):9738-9739.
  [32] 王晓刚,陈 浩. 失地农民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江夏区龚家铺村为例[J]. 城市问题,2014,33(1):63-70,76.
  [33] 葛晓巍. 市场化进程中农民职业分化及市民化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2007.
  [34] 吴 南. 西安市郊区失地农民的职业转换问题研究——以茅坡村为例[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6.
  [35] 马林靖,王 燕,苑佳佳. 快速城镇化中政府行为对失地农民就业的影响——基于天津“宅基地换房”试点镇调查的博弈分析[J]. 西部论坛,2015,25(1):1-7.
  [36] 栾量海,张 强. 失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状况、问题与对策——山东省威海市抽样调查研究[J].科学社会主义,2007,22(6):136-139.
  [37] 張 晖,温作民,李 丰. 失地农民雇佣就业、自主创业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苏州市高新区东渚镇的调查[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1):16-20.
  [38] 申晓梅. 四川失地农民就业与保障问题的调查思考[J]. 社会科学研究,2005,27(4):126-129.
  [39] 姚 缘. 信息获取、职业流动性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基于辽宁省的调查[D]. 沈阳:沈阳农业大学,2013.
  [40] 李云新,吴智灵.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区支持机制研究[J]. 农村经济,2016,34(3):111-116.
  [41] 赵春燕. 社区支持与失地农民就业相关性实证研究——以苏州市为例[J]. 江苏农业科学,2013,41(5):407-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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