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效果评价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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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以四川省成都市812位参训新型职业农民的调查数据为基础，构建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模型，并运用熵权TOPSIS评价法对培训效果进行测度。结果表明：经过培训，农民在经营管理与生产技术方面得到的提升较大，而在心理素质与文化素质方面得到的提升较小。将培训效果得分作为因变量，通过逐步回归分析法发现，继续从事农业的意愿、培训内容契合度、干部身份、政府对培训的支持情况4个因素对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效果具有显著影响。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要加大政府对培训的支持力度，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热情，并制定更符合农民需求的培训内容。
　　关键词 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培训转化程序;培训效果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9）36-0045-06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的快速推进，大批青壮年农民向城镇转移。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末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人数为31422万人，较第二次农业普查，农业从业人员减少了3452万人。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失，导致农村留守人员自主经营能力越来越弱，许多地区“农民老龄化”“农业兼业化”“农地荒芜化”等现象严重[1]，“谁来种地”“如何种地”已然变成无法回避的问题。“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经营者和后继者，始终把农业作为固定职业和主要收入来源，是一批素质高、会经营、善管理的高素质人才。从长远来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内在需要，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四川省作为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首批试点区，也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农村劳动力主要流出地，农业劳动力“低质化、高龄化”问题严重区域。截至2018年底，四川省城镇化率为52.29%，较2017年增长1.5个百分点，增幅位居全国第三，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其中四川省65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数量为1181.9万人，占人口总量14.17%，比全国高2.23个百分点，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①。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失严重影响了四川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究其原因在于农业生产效益低，导致农业生产人员少。因此，通过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其文化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引进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益，让农民有利可图是保证农业稳定发展的重要途径。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重点在于加强农民的教育培训，通过培训提高农民劳动效率[2]、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改变物质资源生产方式，以此满足现代化农业可持续发展需求，保障农产品质量[3]。崔红志认为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由政府推动、部门联动、产业带动、农民主动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格局，但是在培育过程中政府仍未形成健全的培育制度及监管机制，优惠扶持政策制定不完善，存在区域差异以及主体差异[4]。杨璐璐通过构建农民教育行为决策的理论模型，从教育环境、角色定位与教育条件三个方面分析影响农民培训满意度的因素[5]。翟黎明等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陕西关中地区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指出：受教育水平、家庭土地面积、劳动力等因素对农民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有显著影响[6]。马艳艳等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宁夏银北地区265户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年龄、文化程度、耕地经营情况、培训经历以及农民对政策的认知程度对农民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具有重要影响[7]。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相关研究已有一定成果，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政策体系、培训效果、满意度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多为理论分析或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而四川省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效果究竟如何？哪些因素影响培训效果？怎样改进培训工作？为回答上述问题，进一步推动四川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本文从四川省成都市新型职业农民现状调查出发，以胜任素质理论和培训转化程序理论为基础，构建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模型，并运用熵权TOPSIS评价法测度培训效果;而后通过逐步回归分析法，找出显著影响培训效果的因素，提出相应的政策优化建议，为完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全面推进培育工作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撑。
　　二、理论基础与指标构建
　　（一）胜任素质理论
　　“胜任素质”意指一个人在工作上产生杰出绩效的一些基本特质。McClelland通过大量研究发现胜任素质，即个人所具备的动机、特质、态度或价值观、某领域知识、认知或行为技能等，是影响员工工作绩效甚至组织整体业绩的关键因素[8]。此后，胜任素质相关理论与方法广泛应用于政府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而国内基于该理论的有关研究相对较少，且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的内涵和测度指标在学术界尚无权威的统一界定。辛贤等认为农民个体素质评价体系应考虑身体、教育和科技三个方面[9];茶金学等认为应从文化素质、科技水平、经营能力、文明守法程度、健康状态来综合评价新型农民素质[10];王乐杰等则指出新型职业农民素质评价应包括基本素质、经营能力、职业认同和生态素质四个维度[11]。
　　本文在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理论的基础上，借鑒已有成果，结合《四川省新型职业农民认定办法（暂行）》的具体判定条件，构建了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的评价体系，在调查中，受访农民则依据教育培训对各项指标的促进作用进行打分。具体指标设定及解释见表1。
　　（二）培训转化程序理论
　　Baldwin和Ford于1988年提出培训转化程序的模型，致力于分析影响培训效果的重要因素。该模型提出三个主要因素：参训者特征（能力、个性及动力）;培训设计（学习环境、培训方式及自我管理）;工作环境（管理者和同事支持、技术支持及执行机会），这些变量将影响参训者的学习、对培训材料的记忆以及对培训内容的保存和推广[12]。培训转化程序理论依据培训效果，从受训者角度、培训者角度和宏观环境三方面进行分析，此后学者们对培训效果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以此为基础展开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在参训者特征方面，张亿钧的研究表明男性的培训效果优于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培训效果越好，农民从事农业的年限越长培训效果越弱[13];在培训设计方面，傅雪梅等发现在培训初期，培训内容和教学方式是影响培训效果的关键因素[14];在工作环境方面，周杉的研究表明：政府支持有效性对培训效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5]。本文将影响培训效果的指标分为四个维度，即农民情感特征、农民非情感特征、政府行为、培训设计。各维度之下再进行细分，具体指标的设定、统计信息与赋值说明见表2。 　　三、实证方法与模型设计
　　（一）运用熵权TOPSIS法评价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效果
　　基于胜任素质理论，利用受访农民对表1中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评价指标的打分数据，首先通过熵权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再通过TOPSIS法利用逼近理想解的技术确定培训效果得分。不仅能客观反映指标体系中某项指标的重要程度，还能有效消除主观影响因素，反映指标权重随时间变化的状况[16]。主要评价步骤如下：
　　（二）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法找出主要影响因素
　　逐步回归分析法不仅可以对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同时也是处理多重共线性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法，包括逐步加入和逐步删除两种方式，这两种方法进行的步骤类似，只是变量选择的方向相反，文章采用逐步加入法，步骤如下：
　　1.从表2培训效果影响因素指标中选出所有解釋变量，设为X。
　　2.用每一个解释变量分别对被解释变量Y（培训效果得分）建立回归模型，得到K个回归模型：
　　3.对模型①进行参数估计，并进行检验，选择通过检验的模型中残差平方和最小的模型作为首选模型，或选取拟和优度最大的回归方程作为首选模型。设X1为对应的首选变量，则首选模型为：
　　4.在首选模型外的变量中，挑选其偏回归平方和贡献最大的变量，用方差比进行显著性检验的办法，判别是否选入（F值的概率<=0.100）;而当前在圈内的全部变量中，寻找偏回归平方和贡献最小的变量，用方差比进行显著性检验的办法，判别是否从回归方程中剔除（F值的概率>=0.150）。选入和剔除循环反复进行，直至圈外无符合条件的选入项，圈内无符合条件的剔除项为止。
　　四、数据描述及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2017年7月到2018年8月期间，课题组针对四川省成都市多次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会进行问卷调查。调研地点涵盖蒲江县、崇州市、都江堰市、大邑县、邛崃市、彭州市、新津县、温江区等多个成都市辖区。采用参训农民自填问卷和一对一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共计发放调查问卷860份，回收有效问卷812份，有效回收率为94.4%。
　　（二）样本分布情况
　　如表3所示，以农民非情感特征中的8个二级指标为统计基准，展示了本次调查的新型职业农民在不同层面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受访农民主要以中年、壮年居多，30～59岁的占比达到91.5%;其中有接近2/3的受访农民为男性，超过1/5的受访农民担任干部，大部分受访农民感觉身体状况较好;文化程度方面，未出现没有上过学的受访农民，拥有高中学历的人数最多，占48.8%;证书方面，获得初级证书和中级证书的受访农民最多;农业兼业方面，兼业农民人数较多，占40%;参训次数方面，大多数受访农民参与培训的次数不多，集中在1～5次，一年内参训次数达到6次及以上的农民仅占19.7%。
　　（三）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效果评价
　　为保证模型构建和后续检验的有效性，文章对数据进行信度及效度检验，利用SPSS21得出Cronbach's α系数为0.739>0.7，表明数据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可信度较高;由KMO和Bartlett的检验得出KMO值为0.703，处于0.7～0.8之间;Bartlett球形度检验结果显著，sig.值为0.000左右，表明数据具有较强的效度，适合做进一步分析与处理。
　　基于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评价模型，运用熵值TOPSIS法及MATLAB软件确定各项指标熵值、熵权等信息，最终获得培训效果得分。其中，表4显示了胜任素质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系数。可以看出，心理素质权重为0.219，文化素质权重为0.171，技术技能权重为0.234，管理技能权重为0.376，4个一级指标中文化素质权重最低，管理技能权重最高，评价体系偏重于技术与经营管理能力。而15个二级指标中学习意愿和能力z4权重最低（0.041），现代农业设备操作能力z10权重最高（0.114），说明评价体系中实践操作能力的权重较大，即培训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经营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提高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表5显示了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素质评价体系中4个一级指标得分及培训效果得分y的相关统计信息，综合体现成都市现有培训的效果。可以看出，受访农民对参与培训后自身素质变化的感知中，从均值来看，管理技能得分（0.00046）>技术技能得分（0.00029）>心理素质得分（0.00027）>文化素质得分（0.00021）。说明受访农民认为通过培训，自身在经营管理和技术方面得到较大提升，而在心理素质和文化素质方面得到的提升较小。可能的原因是受制于农民自身素质和培训需求，现有培训更加注重实践操作层面，理论知识层面重视程度相对较低。
　　（四）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效果影响因素分析
　　依据胜任素质评价模型得到812位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效果得分，将其作为因变量，再将农民非情感特征、农户情感特征、政府行为、培训设计4个方面共19个变量作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其次，运用SPSS21对上述数据进行逐步回归处理，经过4轮逐步筛选，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后，最终保留4个显著影响培训效果的变量，即继续从事农业的意愿x10、培训内容契合度x17、干部身份x5、政府对培训的支持x14，计算结果见表6。
　　在农民非情感特征方面，干部身份x5在5%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效果，即非干部身份的农民培训效果优于干部身份的农民，这一结果与课题组调研了解情况相吻合。据调研了解，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绝大部分基层干部工作繁多，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处理，导致精力被分散，农业方面处于“被迫兼业”的状态，无法专注于教育培训，因此自身技能提升与农业发展受阻，这也是阻碍当地青年在务农同时充当村干部后备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农民情感特征方面，继续从事农业的意愿x10正向影响培训效果，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为对农业抱有更强从事意愿的农民，能够从心底认同农业，将农业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职业，他们更愿意集中精力努力发展农业，不断从培训中获取自身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从而提高劳动力水平，改善生产经营状况，获取更大的农业收益。 　　在政府行为方面，相比政府对培训的组织和宣传工作，政府对培训的支持情况x14显得更为重要，其在10%的水平上显著影响培训效果，即政府对培训的支持力度越大，农民的培训效果越好。在实地调研中了解到，部分地区如果参与培训得不到相应的奖金、奖品等补贴支持，农民甚至会放弃参与培训。
　　在培训设计方面，受访农民绝大部分在农闲时间参与培训，避免与农忙时间冲突，因此培训的时间和地点契合度并不会对培训结果造成太大影响。此外，对培训授课方式的满意度和对培训授课教师的满意度同样不显著，而培训内容契合度x17则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培训效果。表明相比于授课方式和授课教师，参训农民更加注重培训内容的实用性。培训内容越符合参训农民的需求，培训效果越好。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农民继续从事农业的意愿越强，培训内容越符合农民的需求，政府对培训的支持力度越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效果越好。第二，基层干部工作繁多，导致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在处理公务上，从事农业处于“被迫兼业”状态，干部身份制约了农业投入力度，影响培训效果。第三，现有培训体系更加注重实践操作层面，而在理论知识层面重视程度相对较低，农民通过培训在经营管理和技术方面得到较大提升，而在心理素質和文化素质方面得到的提升较小。
　　基于上述结论，为更好地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的热情。政府应充分调动新型职业农民从事农业的热情，加大对现代农业的宣传，将情感培养纳入教育培训中，加深农民对现代农业的理解，让发展现代农业的理念深入人心。
　　第二，制定更符合农民需求的培训内容。为激发农民对培训的兴趣，增强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提高培训效果，需将培训内容和方法与农民的实际需求相结合。政府通过深入调查参训农民意愿、需求，了解农民最想通过培训获得的知识与技能，从而制定出更有针对性的培训方案。
　　第三，加大政府对培训的支持力度。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应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主动为农民提供必要的成长环境与平台，提高农民参与培训的意愿和效果，激励职业农民提升技能、扎根农村、发展现代农业。
　　第四，减轻基层干部工作压力。政府应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关怀和理解，制定可实现的目标，减少不必要的工作程序，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培训农民、发展农业。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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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812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s who participated in training in Chengdu City， Sichuan Province， the competency model of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s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evaluation method of entropy weight TOPSIS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training ef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training， farmers have achieved greater improvement in management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y， while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cultural quality have been improved less. Using the training effect score as a dependent variable， through step-by-step regression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four factors such as the willingness to continue to engage in agriculture， training content fit degree， cadre identity， and government’s support for training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s’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training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government’s support for training， improve farmers’enthusiasm for agriculture， and develop training content that is more in line with farmers’needs.
　　Key words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s; competency; training conversion process; training effect
　　Author  Liao Kaiyan， postgraduate of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00）; Yang Jinxiu， professor of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iu Xinyu， Yunn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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