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跨国并购为主的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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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在近十年内经历了可观的发展，截至2018年底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2%。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和战略资产获取导向，兼具资源获取型的特征，意在通过投资实现价值链攀升。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以并购为主，且高度集中于欧盟、美国和澳大利亚。通过主要选取以上三個代表性国家（地区）研究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包括投资动机、行业特征等，并指出投资面临的风险因素，为进一步增强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提供参考。
　　[关键词] 直接投资;发达国家;市场导向;战略资产
　　[中图分类号] F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043（2020）04-0068-03
　　2018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近2万亿美元，是2002年底存量的66倍，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的份额提升至6.4%，攀升为全球第三位，仅次于美国（6.5万亿美元）、荷兰。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存量达2431.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12.3%。
　　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动因形式多样，兼具市场导向和战略资产获取导向双重特征。鉴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大，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市场导向和战略资产获取型投资是实现企业竞争力提升、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最直接、最高效的手段。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呈现行业覆盖面广且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制造业、资源类、金融业及市场相关性较强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是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重点。
　　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呈现区域集中的特点，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占在发达经济体投资存量的比例为84.2%。其中，欧盟907.4亿美元，占在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存量的37.3%;美国755.1亿美元，占31.1%;澳大利亚383.8亿美元，占15.8%。同时，美国、澳大利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中排名分别为第4位、第6位。
　　截至2018年底，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采用的方式有绿地投资、建立海外研究机构、国际战略联盟和兼并收购等方式，但主要方式是兼并收购，中国企业一般是收购发达国家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或陷入经营困境或资产贬值的企业。中国海外并购的目的地是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前十大目的地中有一半以上是发达经济体，主要集中在欧盟、美国和澳大利亚。
　　一、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投资动机
　　最广为接受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为邓宁（1994）在《重估外国直接投资的利益》一书中的定义，将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分为资源导向、市场导向、效率寻求和战略资产获取四种类型。从中国的实践来看，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是市场导向型和战略资产获取型的，同时兼具资源导向型的特征。
　　市场导向型投资除了因东道国市场本身的容量大及增长率可观以外，还存在以下原因。一是，东道国市场存在特别关税、反倾销、安全审查等贸易壁垒或汇率波动，投资母国基于更低的投资成本，选择以直接投资替代贸易。二是，企业的上下游合作伙伴都已经迁移至东道国，为了稳定经营，企业选择追随产业链上的合作伙伴到境外投资。三是，企业为了就近跟踪境外消费者的需求偏好设立生产性境外子公司。四是，企业特定目标在投资东道国邻国，因为直接对目标市场投资的成本高于先在邻国投资生产、再将产品出口至目标市场的成本。还有一种情况是企业基于全球化发展战略及市占率超过同行业竞争者的目标，为享受发达国家充分市场化的制度环境和广阔的消费市场而进行投资。
　　在发达经济体内部，欧盟市场和北美市场各有其优势。欧盟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完备的基础设施、开放的研发环境及针对于投资的优惠政策是中国企业考虑在欧盟市场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美国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高端的科研水平及企业管理水平，吸引了大批的中国投资者。
　　战略性资产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战略资产寻求型直接投资对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战略性资产既包含物质资产与财力资产等有形资产，也包含技术、品牌、企业管理能力、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等无形资产。当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无法有效获取技术和相应的经济利益时，中国企业主动对外投资，寻求战略性资产并促进产业升级是保持中国企业持续竞争力和利益分配地位的有效路径。
　　从实践经验来看，战略性资产的获得更容易通过并购或者结成国际战略联盟来实现，而不是绿地新建或合资的方式。中国目前处于加工制造环节，附加值低，价值链低端锁定效应明显。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低端价值链锁定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设置技术升级障碍，二是压缩利润空间。具体来说，跨国企业往往选择加工装配等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的工序转移至中国，而不会同步地在中国境内设置研发中心。其次，跨国企业将知识物化在生产设备中，增加知识技术的学习成本，使得中国企业放弃对知识的破译、吸收和再创造过程。
　　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企业为了以更低的成本取得同等质量或者质量更好的生产投入品而进行的投资，包括以获取自然资源如矿物资源、金属原材料、农牧业资源为目的的资源获取，以及以高熟练度或价格低廉为劳动力资源为目的的资源获取。如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就是以获取自然资源为主的，同时基于中国国内快速城镇化、农村劳动人口的迅速减少、农村人均可耕地面积有限等资源约束，中国的农牧行业也存在到澳大利亚进行海外投资的巨大需求。
　　二、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概况
　　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欧盟、美国和澳大利亚，占在发达经济体投资的存量比例超过80%，且在各区域的投资都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
　　（一）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
　　欧洲连续15年以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合作前景广阔，投资合作潜力很大，且“一带一路”倡议将开拓更多的合作平台。截至2018年底，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存量为907.4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4.6%，近5年投资存量增长了3倍，占据了中国对欧洲投资的绝大部分。其中，存量在10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包括英国、荷兰、卢森堡和德国。 　　出于转型升级的需要，中欧产业之间呈现较强的互补性。欧洲地区是中国企业并购的主要目的地之一，近些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分布前10的国家和地区中，就包括德国、瑞士、法国、英国等。中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随着欧洲政治、经济和市场需求不断调整，并持续向高附加值、高质量方向发展。目前，物流、生物医药、信息通信、机械制造和汽车工业、金融、资源类、基础设施、不动产等领域吸引了更多中国资金的投入。预计未来一段时间，随着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过程加速，将在新一代高端制造业、信息技术领域有更多的投资表现，其中，信息技术领域包括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而投资方式也将日趋多元化，以并购为主，同时参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园区等多种方式并存。
　　（二）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
　　美国拥有发达的经济市场环境，先进的技术及研究创新能力，高素质的劳动力，完备的基础设施和充足的能源供应，历来是中国投资者青睐的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截至2018年底，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存量为755.1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3.8%，占对北美洲投资存量的78.4%。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有明显的市场导向和战略资产导向。
　　从存量行业分布来看，截至2018年底，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占23.5%）、金融业（占14.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13.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8.9%）、批发和零售业（占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7.6%）、采矿业（占7.2%）、房地产业（占5.5%）、科学技术服务（占4.2%）等。基于产业链的高价值攀升，中国对美投资日渐关注高技术行业和高端服务业，通过收购实现技术获取、品牌获取，进入高附加值行业。同时，中国对美投资的多元化也体现在对美能源业、农业和基础设施改造领域的投资。
　　然而，2017年以来，受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和美国投资限制政策（《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的颁布，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持续下降，投资结构将逐步调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中以高技术获取为目标的收购难度可能加大。
　　（三）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
　　澳大利亚在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存量中排行前三，截至2018年底，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存量达383.8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1.9%，占中国对大洋洲投资存量的87%。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呈现多元化特征，以采矿业为主（存量占51%），同时覆盖房地产业（占10.8%）、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10%）、金融业（占7%）和制造业（占6%）等。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额中澳大利亚排名前十以内。同时，澳大利亚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合作伙伴，双方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中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货物贸易伙伴之一。未来双方将在能源、矿产直接投资的基础上，拓展到农业、食品加工、医疗等领域。然而，同时也必须看到，两国外交关系及由此关联的政治经济风险也对中国企业赴澳大利亚投资存在明显的影响，发达国家更高的环保标准也是中国企业必须更加关注的领域，中国企业需为适应东道国的经济市场环境做更多的调整及风险防范。
　　三、投资风险及建议
　　尽管跨国并购能够为中国企业带来可能的创造性学习机会，但是中国市场与发达国家市场在文化制度、消费者偏好和企业组织模式上存在巨大差异，这也为跨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海外并购行为带来了一定的风险。据相关数据统计，企业并购的失败率一般在50%到80%之间，而在失敗案例中，20%发生在并购准备阶段，另外80%则发生在并购融资过程中及并购后的企业整合阶段。中国对发达国家实施跨国并购的风险可以主要归结为并购前的法律、政治风险，并购中的财务、融资风险，以及并购后的技术获取和管理整合风险三类。其中，政治风险是指东道国政府为保护本地区的经济利益、产业安全和执政权力而对外商投资采取的拖延和拒绝批准的措施。近三年政治风险显著地影响了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此，中国政府应加紧制定并实施国家之间的投资保护协定、税收制度协议及其他经济合作协议，有选择性地推动技术升级型的海外投资项目，同时进一步改进企业海外投资的相关服务体系，帮助企业提高国际形象、获取市场信息及优质客户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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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约翰·邓宁.重估外国直接投资的利益[J].管理世界，1994（1）：158-162.
　　[责任编辑：潘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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