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孙吴地方武装力量叛乱的时空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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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与孙吴集团相关的地方武装力量叛乱频繁，其中存在着时空分异。山越和宗部集中于扬州地区，在前 中期活跃，但二者又有区别。五谿诸夷集中于荆州地区，主要活动于孙刘交恶时期。不臣武将举兵叛乱集中于荆、 交二州，主要活跃于政权末期。地方武装力量的叛乱在政权中期达到高峰并非偶然，不同时段，扬、荆、交三州的 地方武装叛乱此起彼伏，分布中心有明显自东向西的转移。其成因在于集团发展的时空顺序、地区和平的历史 积淀、对内政策的失当高压等。厘清这些特征，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孙吴政权的兴衰。
　　关键词：孙吴;地方武装力量;叛乱;时空分布
　　中图分类号：K23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13-0095-03
　　对于孙吴政权，前人多关注其与山越的关系 [1]，研究 成果也较为丰硕，能给人以启发 [2]。陈寿言“山越好为 叛乱”，故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孙吴政权对山越 实施“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并“增赋征役”的统治政策， 可谓是“双刃剑”。山越作为一种地方武装力量并非个例， 其叛乱的时空分异与成因还可探讨。
　　除山越外，宗部渠帅，五谿诸夷，不臣武将等，亦有组 建武装力量发动叛乱，成为地方不安定因素。不同于对 外与魏、蜀汉的攻守，这些地方武装叛乱规模有限，且始 终没有形成政权进行有序组织。其军事活动具有随意性， 不以占地纳民或是打击对手军事力量为主要目的，多是 时局快速变化、孙吴自身政策及处理方式失当带来的过 激反应。虽常如瘙痒，但又不可忽视。
　　一、孙吴地方武装力量叛乱相关记载
　　笔者通过梳理《三国志》所提及的孙吴方面的军事 叛乱及平叛，以永安五年（公元 262 年）的郡级区划为 标准 [3]，进行了时间和空间上的数据统计（说明：凡同次 叛乱延续多年，以发生第一年为准，计一次。范围涉及多 郡，则各郡各计一次）。总计 109 次，空间上，以州和郡级 单位进行统计，时间上，大致以三十年为一阶段。共分为 基业开创期：孙坚、孙策时期;发展拓土期：孙权称帝前时 期;守成鼎盛期：孙权称帝后时期;式微衰落期：孙亮、孙 休、孙皓三主时期。如下表，不乏疏漏之处，仅供参考。
　　二、孙吴地方武装力量叛乱的时空分布特征
　　从总数看，叛乱发生较为频繁，平均一年在一次以 上，可见终孙吴兴衰，其地方武装力量的叛乱是不可忽视 的。在空间上，扬州作为孙吴政权统治的核心区域，也是 最早占领的地区，地方武装叛乱远远多于其他四州总和。 尤其是扬州以下的郡级单位，丹阳郡、鄱阳郡等十分突出。
　　荆州的总次数不足扬州的四分之一，主要分布于荊 南地区的长沙郡、武陵郡等。交州则较荆州更少一些，主 要集中于交阯郡，周围呈零星分布。其余二州，孙坚于豫 州南阳郡平讨黄巾贼，使“汝、颍贼困迫，走保宛城。”[4]1009 威名大振，拜别部司马，正式开始了军旅生涯。“（陈）登 阴复遣间使，以印绶与严白虎余党，图为后害，以报瑀见 破之辱。”[4]1024 孙策征讨严白虎，在途中遇刺身亡。两次 并不特殊的叛乱，却影响了整个孙吴集团的走向。
　　时间上，孙吴政权地方武装力量的叛乱次数呈山峰 状，即中间时段多，一前一尾相对较少。其原因也值得进 一步探讨。
　　三、孙吴地方武装力量叛乱时空分异成因
　　一是集团发展的时空顺序。孙吴集团发展的时空顺 序，是地方武装力量叛乱分异的前提因素。孙坚自荆南 讨贼，后活跃于豫州、司隶等地，无固定统治区域。孙策 初附袁术，后“诣丹杨依舅，得数百人”[4]1017，方在江东 拓展基业，除建安四年“进夏口攻黄祖”[4]1022，势力基本 限于江东六郡。孙权接管江东后，逐步向荆州推进，建安 十二年（公元 207 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次年“权复征黄祖”[4]1029，并不时染指荆南地区。赤壁之 战后由于刘备势力阻隔，直到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孙吴集团才袭取荆州，经猇亭之役统治方渐稳固。 交州在建安十五年（公元 210 年）方有“步骘为交州刺史。”[4]1101     士氏一族仍进行统治，直到黄武五年（公元226 年），士燮卒，其子士徽叛乱“（吕）岱既定交州，复 进讨九真”[4]1281  才完全接管。
　　孙吴集团如此自东向西的版图推进快慢有别，使不 同地区统治时间相异，地方矛盾激化程度也不同。在同 一统治下，不考虑其他因素，统计更长有效时段，数据更 多是合理的，这也与孙吴集团地方武装力量叛乱分布中 心移动是大致相当的。
　　二是地区和平的历史积淀。孙吴政权成立初期的扬 州，地方武装力量叛乱集中由典型渠帅如祖郎、严白虎领 导，而次数也明显少于孙权接管后，这与其初掌江东时的 现实状况相关。中平元年（公元 184 年），黄巾之乱爆发， 与北方战火连天相比，江东地区受波及十分有限。许多 地方官员仍能维持秩序且不失勤政爱民，如华歆治豫章 “吏民感而爱之”[4]363，王朗于会稽“居郡四年，惠爱在 民。”[4]367 本就相对和缓的统治，使得扬州民怨未兴。此 外如华歆等对孙策还采取“幅巾奉迎”[4]363，部分郡县得 以和平转接，减少了动荡。如严白虎、祖郎等进行的集中 反抗，在孙吴集团旋风扫荡之下悉数失败，力量不济者更 只能偃旗息鼓。江东地区诸多因素积淀，短暂维系了地 方武装力量叛乱相对较少的局面。
　　三是对内政策的失当高压。孙权接管江东以来，地 方武装力量叛乱反而增多。一方面是孙吴政权加重对民 众的索取，由于战争拓地等，赋役逐步加重，吴被认为是 三国之中最重的 [5]260，不仅赋税种类繁多如“租、赋、算、 税”，服役的上限也由 56 岁延长到 59 岁 [6]，与此前当地 宽松政策形成反差，民怨日盛。后期以孙皓为代表的统 治者奢靡之风更甚，为营造新宫“破坏诸营，大开园囿， 起土山楼观，穷极伎巧，功役之费以万计。”[4]1076 以至有 “（宝鼎元年）冬十月，永安山贼施但等聚众数千人，劫 　　（孙）皓庶弟永安侯谦出乌程，取孙和陵上鼓吹曲盖。比 至建业，众万余人。”[4]1075 未到更多的地方武装力量叛乱， 孙吴政权便灭亡了。
　　另一方面，孙吴政权高压的地区民族政策前后变化， 也是少数民族为首的地方武装叛乱增减的原因。对山越， 以黄武年间为界，从为了打击震慑的多有杀戮，到此后多 威恩诱降，引其出山吸取民力。对五谿诸夷，由和刘表、 刘备势力争夺，支持安抚笼络为主，到独占荆南后的压榨 索取。对岭南交州地区，由与士燮家族争夺时镇抚为主， 到后期大规模掳掠人力 [7]。孙吴集团这种统治政策的前后变化，使得山越之叛逐渐减少，而荆、交二州诸夷骚动 逐步增多。
　　四是叛乱力量的特殊集散。某地区屡剿不绝，叛乱 延续数年的现象，主要是渠帅为首的诸多乱民活动，这与 其武装组成和集散相关。魏晋时期的主要兵制 [8] 在孙 吴则表现为世袭领兵，私兵愈发普遍，士兵家属随营。自 募军队也屡有发生，如“（吾）粲募合人众，拜昭义中郎 将”[4]1238。地方渠帅自募私兵，若效力政府则为将，如“锦 帆贼”甘宁之流，反之则可成寇。此外缺乏编制混以随 营家属的存在，使得有生力量众多。渠帅“号召”乱民 并不牢靠，与其说是聚义谋利，不如说是各宗部借机聚 集，在高压动荡下进行的一种无奈自保。所以当有人振 臂一挥时乱民聚得快，平叛军队来时散得也快，失利后又 分散为小家庭单位，事不关己。
　　这种模式并非初现，如此前有“宗帅知之，空壁逃 匿，（刘）勋了无所得。”[4]1021 其本身的稳定性差，但流 动性强，“乱民”禁不起号召、鼓动。如周鲂以书信诱曹 休，言“鄱阳之民，实多愚劲，帅之赴役，未即应人，倡之 为变，闻声响抃。今虽降首，盘节未解，山栖草藏，乱心犹 存。”[4]1285    虽为诱敌，但所说的情况也大体不差。
　　五是处理叛乱的方法异同。平叛方法前后异同，也影 响很大。最初方式是诛首恶，如“（孙策）斩其渠帅，悉令 左右分行逐贼”[4]1218。由于对人口、赋役的需求，使乱民 们一般并不被严惩，如“蒙至，诛其首恶，余皆释放，复为 平民。”[4]1177。对余众也常笼络收编，如“讨治恶民，旬月 尽平，召合散遗，得八百人”[4]1200。但与动辄上万的叛乱 规模相比，其效果并不理想。而如“（孙）策取角自鸣之， 部曲识曲，小大皆出，遂从周旋，平定三郡。”[4]1218 可谓是 绞尽了脑汁，但总体还是贼首的易换，叛乱之源仍不断。
　　在孙权称帝后，国力的提升，版图的稳固，数十年的 平叛经验催生了一系列变化。一些将领不乏卓见，如“（嘉 禾）六年，中郎將周祗乞于鄱阳召募，事下问逊。逊以为 此郡民易动难安，不可与召”[4]1250。开始积极平息民怨， 如“冬十一月，民饥，诏开仓廪以赈贫穷。”[4]1054“（太元 元年）诏省徭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4]1059 实施防范 于未然的措施，如“（赤乌三年）夏四月，大赦，诏诸郡县 治城郭，起谯楼，穿堑发渠，以备盗贼。”[4]1054 统治者发挥 表率作用，如“时年谷不丰，颇有盗贼”时，太子“乃表 定科令”做到“所以防御，甚得止奸之要。”[4]1261 从源头 上减少地方武装力量的产生，并防患于未然，效果可观。
　　六是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发挥 作用，主要是与魏、蜀汉的战和。赤壁、猇亭之役，孙吴两 次作为防守一方，外敌压境引发不安定，战后几年出现地 方武装叛乱的高峰。此外蜀汉对五谿诸夷的笼络，魏长期对山越的诱使同样不可忽视 [9]。 荆、交二州本就远离核心区域，尤其在黄龙元年（公元 229 年）“秋九月，权迁都建业”[4]1046  更有鞭长莫及之 势。当蜀汉亡，晋代魏后，晋开始染指交州，原来的战略后 方转变为与敌接战地带，使得离心局面加剧，地方武装力 量便也活跃起来。原本魏、吴之间的东部对峙也转移至西 部 [10]，晋从西南的进犯以及长江上游对下游的压力，还 伴随国力差距的进一步拉大。正如华覈言“交州诸郡， 国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没，日南孤危，存亡难保，合 浦以北，民皆摇动，因连避役，多有离叛”[4]1357。甚至一 些军事重镇也不安定，凤皇元年（公元 272 年）“征西陵 督步阐。阐不应，据城降晋。”[4]1078  陆抗因平叛耗尽生命， 次年病故。陆抗临终言“（西陵）若有一失，非但失一 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4]1257  此 次叛乱动摇了荆州的防御态势，以至于仅八年后晋军便 克西陵，荆州危矣。交州则陷入长期动荡，宝鼎三年（公 元 269 年），刘俊、修则击交阯，“为晋将等所破，皆死，兵 散还合浦。”[4]1076  建衡元年、二年、三年，接连“合击交 阯”[4]1077，虽最终胜利，但当孙吴疲于交州，晋已筹备好 灭吴大业。“（天纪）三年夏，郭马反。”[4]1081  平叛捷报未 至，伐吴大军已入建业，孙吴遂亡国。
　　四、山越与宗部辨析
　　山越和宗部，前人认为二者总体互为一体 [11]，但作 为地方武装，其略有差异。
　　统计中，称为“山越”的部分，存在位置较固定，自 发武装活动不多，常受外部势力或地方大族鼓动，集中于 扬州北部毗邻边境的丹阳郡、吴郡等山越聚集地。如“袁 术深怨策，乃阴遣间使赍印绶与丹杨宗帅阳陵祖郎等，使 激动山越，大合众，图共攻策。”[4]1117 再如“会丹杨贼帅 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4]1242。正如裴松 之驳孙盛言“于时强宗骁帅，祖郎、严虎之徒，禽尽已灭， 所余山越，盖何足虑？”[4]1025 在内部强宗擒尽，外部曹袁 争雄无暇江东之际，山越力量甚至不足为虑。
　　相反孙吴为了兵源与赋役，主动打压山越更常见。 如陆逊“夜潜山谷间，鼓噪而前，应时破散。”[4]1242。再 如“（黄武五年）分三郡恶地十县置东安郡（富春），以全琮为太守，平讨山越。”[4]1043 设立郡县并以武将兼领太 守，征伐山越的现象较为普遍。 　　不同于山越，宗部常由有名姓的贼渠帅统领，所发叛 乱不仅自发而且频多，出现于扬州各郡。山越也多为其 附庸，如“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 伍”[4]1098，“主簿谏曰：（斯）从，（剡）县大族，山越所附， 今日治之，明日寇至。”[4]1273。乱民常听其号令，如“鄱 阳民尤突受曹公印绶，化民为贼”[4]1276。他们常于民与 贼之间快速转换身份，与山越相区别。
　　五、结语
　　通过归纳孙吴地方武装力量的叛乱，发现其来源多 样，分异明显：时间上，次数频繁，年均一次以上，且呈山 峰式分布，前、后期少，中期多;空间上，东多西少，分布中 心发生了自东而西的移动。笔者从六个方面分析其成因， 发现宗部远比山越更加活跃，二者存在一定差别。
　　参考文献：
　　[1] 谢冬荣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孙吴史研究综述 [J].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0（7）.
　　[2] 田明伟 . 建国以来山越研究综述 [J]. 许昌学院学报 ，2010（3）.
　　[3] 譚其骧 . 中国历史地图集 [M]. 北京 ：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
　　[4]（ 晋 ） 陈寿 . 三国志 [M].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5] 余鹏飞 . 三国经济史 [M]. 郑州 ：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6] 随成伟 . 三国东吴赋税制度研究 [D]. 西安 ： 西北大学 ，2009.
　　[7] 方高峰 . 试论孙吴民族政策 [J]. 湘潭大学学报 ，2005（1）.
　　[8] 高敏 . 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 [M]. 郑州 ： 大象出版社 ，2000.
　　[9]（ 日 ） 关尾史郎 . 曹魏政权与山越 [M]. 文史哲 ，1993（3）.
　　[10] 宋杰 . 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 [M]. 北京 ： 中华书 局 ，2019.
　　[11] 唐长孺 .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M].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0.
　　[12] 谢冬荣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孙吴史研究综述 [J].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0（7）.
　　作者简介：李昆（1995—），男，汉族，四川成都人，单位为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研究方向为历史 地理学。
　　（责任编辑：朱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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