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视角下的中国国际化进程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尹继武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胜利召开，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开启了中国的“后奥运时代”。自那时起，关于“后奥运时代”的各种讨论不绝于耳。然而，“后奥运时代”更多地作为一种时髦话语和时代背景，学术界却鲜有认真细致的学理研究，即真正以北京奥运会为讨论对象，以此观察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微观进程。进而分析中国如何解决融入国际社会这一根本性命题的佳作，实在是少而又少。所幸，朱立群教授领导的外交学院学术团队，以北京奥运会为个案，撰写了《奥运会与北京国际化》一书。该书细致分析了中国如何接受并内化奥运会规范，从而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精致的中国国际化画卷。
中国当前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融入国际社会，而是如何融入的问题。换言之，中国必须学会如何与国际社会或国际体系打交道，而不是采取避而不见、与之抗争等过于消极或激进的态度。但中国作为后发优势国家，要参与国际制度，适应国际规范，这仍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系统和细致地梳理和总结三十年来，尤其是近些年来，中国如何与国际社会中的制度和规范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国际化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但我们了解其具体的过程和机制吗?从理论路径来看，本书的研究可以归为国际规范的社会化研究，即：作者想探讨国际奥林匹克规范如何被奥运会举办国接受并内化，并且寻找国际规范内化的过程和机制。基于此，本书详细追踪作为一种制度规范的现代奥运会是如何形成和变化的，进而梳理奥运会制度规范的具体内容外揭示其作用机制，而后探讨奥运会的制度规范如何影响主办国和主办城市。
本书作者非常清晰和富有逻辑性地剖析了国际规范的国内化问题。具体言之，作者从国内结构的影响、具体机制和过程两个维度，总结了影响国际规范“渗入”国内政治的因素及其机制。从国内结构的维度来说，国内制度、国内利益和规范匹配情况三个影响因素发挥重要作用。这充分考虑到国际规范能否被一国所接受的内部因素，比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内政治精英对于国际规范的看法、国际规范是否有助于促进国内重要(占主导地位的)利益，以及国际规范与国内规范的匹配程度都成为国际规范能否被顺利接受的重要影响因素。国际规范的国内化机制为激励机制和社会化机制，激励机制包括强制、报偿和竞争，即规范和制度的“奖赏分明”功能，而社会化机制更多地强调影响规范内化的各种社会化途径，比如对成功者的学习、社会影响的存在和规范传播者的教授和说服。最后则为规范内化，即国际化的实现这一因素了。那么，如何衡量国际化的程度呢?作者提出了行为、政策和制度安排三个层面的考量。由此，我们看到了一幅清晰的国际规范国内化的因果机制图，国内结构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国际规范通过激励机制和社会化机制实现国内化的根本目标。
基于上述清晰的规范内化逻辑线索，《奥运会与北京国际化》详细分析了北京奥运会中办和举办过程中，举办方中国／北京接受并内化奥运会规范的影响因素和具体机制。在媒体规范方面，中国实现了从原有的“管理媒体”到“服务媒体”规范的转变。从2006年开始，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开放媒体报道的规定，将信息公开透明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切入口。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媒体规范转变，塑造并改善自己的形象。所以，在媒体规范的内化上主要是报偿、模仿和社会影响机制。环保规范的内化则体现出一定的强制影响因素，即奥运会规范对于环保问题的强烈监督，让中国将环保从理念上的重视转化为实际行动，将“绿色奥运”作为奥运会的主题之一。在环保规范的内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强制、竞争、模仿和社会影响机制。在市场化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北京的商业规范与国际规范存在一定的差距。在这一内化过程中。奥运会所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大大促进了商业规范的传播。当然，最为引人注目和特殊的应属于志愿者服务规范在中国的传播。志愿者所具有的独特工作经验以及人生阅历及其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成为志愿者服务规范传播的动力，即社会影响和自主学习大大促进了志愿者规范的传播。虽然北京奥运会在场馆规范上经历了排斥到接受的过程，但对场馆规范接受的方式是阶段性和选择性的。这首先受到奥运场馆规范与国内规范的匹配程度的影响。而且在面对奥运会压力的情况下，北京也体现出了能动性和工具理性。由于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是既定的，因而国内结构是恒定因素；继而商业规范、志愿者规范和场馆规范是符合国内利益的，媒体和环保规范则与之相反；而环保规范、志愿者规范和场馆规范的规范匹配度较高，媒体规范和商业规范则相反。
《奥运会与北京国际化》探究了奥运会规范如何被北京接受及其内化程度：不同的规范与国内利益和规范的匹配程度不同，国内化途径也是有所差别的，其中模仿和社会影响发挥主要作用。而竞争、报偿和强制的影响稍弱之。具体而言，除了场馆建设的制度安排之外，奥运会规范基本上实现了国内化，亦即中国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方式实现了奥运会规范的国内化。这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预期是相一致的。
《奥运会与北京国际化》既有理论关怀，又有丰富的经验论据。这本探讨奥运会规范国内化与北京国际化的专著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其一，这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有意义的尝试。秦亚青教授提出，如何解决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这一核心问题，是产生中国理论的重要环节。探讨北京奥运国际化的微观机制和过程，无疑是中国理论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讨论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或者说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著述，其理论路径或基于建构主义，或基于理性主义，鲜有将二者相结合的努力。例如，哈佛大学江忆思(Alastair Iain Johnston)剖析了中国重返国际舞台的社会化历程，苏长和对中国与国际制度，国际组织的系统研究，田野对国际规范与制度如何影响中国及国家自主性的探讨等等。相较上述研究而言，《奥运会与北京国际化》体现出更为微观的特点，即从一个具体的个案出发，综合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路径，分析中国如何内化国际规范。同时，应该说，北京奥运会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决定了本书研究的理论厚度和现实意义。因此，抛开理论上的意义，《奥运会与北京国际化》又是以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一中国如何与国际规范打交道――为核心问题的，这属于探究中国如何实现社会化课题的一部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就是中国社会化的过程。对此议题，我们很大程度上还是停留于宏观议题层面。尚未有具体的经验实证研究，而《奥运会与北京国际化》的出版，无疑为中国的国际社会化问题讨论添砖加瓦。
其二，中国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具有哪些特性?会面-对哪些问题?中国如何以更加自信的心态走向国际社会?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经验和教训有哪些?上述问题，是中国在国力一日千里，日益成为国际社会重要角色的过程中必须思考的。《奥运会与北京国际化》对中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7987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