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是如何进行举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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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即检举、报告。时下，我国的举报制度越来越完善，诸如信件举报、电话举报、网络举报等举报方式也越来越多，许多公民或单位利用不同的举报方式向司法机关或者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和组织检举、控告违纪、违法或犯罪行为，对遏制各种消极丑恶现象起到积极作用。其实，举报并非现代人的发明，而是古已有之。
　　史籍记载，远在尧舜之时，就有了让百姓议政的“进善之族、诽谤之木”。舜继位后，在朝廷前设立木牌，名“诽谤木”，让百姓把批评意见写在木牌上，也叫作“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那时候“诽谤”之意，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诬陷，而是“责过失、论是非”。这便是举报的雏形。
　　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商鞅在《禁使》中提道：“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意思是说，让夫妻、父子、邻居、朋友、官民相互监督，相互举报，告发就有重赏，隐瞒则要连坐重罚。在当时，举报官员贪污成功的，可以得到贪污官员的官位。这样施行的结果，好的方面是“群臣不敢为奸，百姓不敢为非，民以殷盛，国以富强”。不好的方面是“无恩于百姓，无信于诸侯，人与为怨，家与为愁”。
　　公元前73年，赵广汉被汉昭帝任命为颍川太守。他为官不久，发现地方的许多土豪劣绅、地痞无赖结党营私、独霸一方，被欺压的老百姓却不敢公开来官衙告发。赵广汉便令窑工烧制出形状如瓶的器皿，有小口投放简牍，可入而不可出，挂在官衙门侧。这种在当时被称为“缿筒”的器皿，就是现在我们仍在使用的举报箱的前身。缿筒设立以后，赵广汉不仅令部下拿到各地悬挂，并张贴告示，鼓励民众投书举报，并保证为他们保密。霎时间，官吏和群众纷纷写信反映土豪劣绅的不法行为，赵广汉根据举报的线索，组织力量进行调查，掌握真凭实据后进行了严厉打击，稳定了社会安定，赵广汉也因此名声大振，不久升迁为京兆尹。赵广汉出任京官后，依然把缿筒挂到官衙门前。不久，他就又收到举报，说修建昭帝陵墓（平陵）的总管杜建指使门客大量倒卖工程物资，从中牟取暴利。赵广汉根据举报通过明察暗访掌握了事实，将杜建抓捕归案，并将其斩首示众。据《资治通鉴》记载：“京兆政清，吏民称不容口”，赵广汉也被后人誉为中国古代十大清官之一。
　　唐朝的武周时期，有个叫鱼保家的人非常热衷于“发明”，并得到武则天的赏识。鱼保家按照武则天的旨意，在西汉缿筒的基础上，又亲自设计出了“铜匦”。当时的铜匦分为四个口，举报者可以根据不同的举报内容投入到不同的口内，以方便迅速办理。为了能及时看到举报信，武则天还下令专门设置“匦使院”，隶属中央三省之一的中书省。在这一时期，更重要的是给予举报者非常高的待遇，规定对于外地举报者，“给驿马供五品食”。举报者竟然享受到五品官员的待遇。对举报失实者，不予追究。这等好事，谁不争着干？戏剧性的是，设计铜匦的鱼保家，后来也被人举报，因此而送了性命。
　　宋朝时期的宋太祖赵匡胤对于举报也是高度重视的。当时，举国上下推崇佛教，但在河南府却有个叫李霭的人不但自己对佛教不感兴趣，而且号召当地人都要不入寺门，不读佛经，并著书立传，提出了“号灭邪集”的目标，还将四处收集的佛经用作脚垫、椅垫、床垫，以此来诋毁佛教。李霭的行为触怒了寺庙里的和尚，将此举报到官府。但河南府的官员对此举报十分犯愁，不知如何决断，便推到了宋太祖那里。宋太祖接到这起由僧人们举报的案件后，立即对李霭进行了惩罚，不但削去了他进士的头衔，给予了杖责，还把他发配到重罪犯人聚焦的地方沙门岛。
　　从明朝开始，又出现了一种被称为“风闻言事”的新举报形式。就是举报者无须证据，只要是你听说或怀疑某人有贪污行为，就可以向官府举报，官府根本不追究举报内容是否真实。如果碰巧你举报的被查实，就会得到赏赐。但这一举报形式，到了清朝顺治时期，顺治皇帝担心不负责任的虚情上奏，容易产生颠倒是非、借机诬陷的弊端，遂将其废止。到了康熙中期，因当时的社会背景非常复杂，不得已再次重开风闻言事的举报形式。
　　在我国古代，尽管通過举报这一形式，在驱逐邪恶、除暴安良、巩固统治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历史局限性，这一形式也往往被滥用、错用，甚至时断时续、忽左忽右，令人无所适从，因举报而引发的各种错案、假案、冤案等屡屡发生，也给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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