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我国农村改革40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近年来，更是由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金融发展的力度不断加大，使得农村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不断减少。金融发展是国家大力发展农村基础设施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因此，从金融发展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出发，分析国内外的先进经验，为我国金融发展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金融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27-0022-03
　　一、研究背景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金融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到14亿人口的发展问题，其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但是由于乡村农业的基本特点是技术进步缓慢、劳动生产率低，使得农业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协调。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GDP翻了33倍，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超过8%，超过世界人均GDP年增长率，而农民人均收入仅增长了近10倍左右，落后于经济增长水平。由于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程度都直接影响着其他产业的发展，可能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造成影响。由此可见，农业经济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基础性地位。其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农业生产以及农村发展所提供的农产品是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和基本保障，我国是农业和人口大国，养活14亿人口需要农村源源不断地提供补给。可见，农业的发展决定了国民的生活质量和国家安全。其次，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农村的发展，农业经济为第二和第三产业提供了重要资源和支撑。假设农业经济受到影响，将会对第二产业经济和第三产业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农业经济的发展为第二和第三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二者能够稳定和快速地发展。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业剩余产品是工业和服务业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不仅会关系到国民的幸福感也会关系到国家的总体发展，所以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都会将农村和农业发展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第一产业经济。
　　农村与农业经济的发展如此重要，所以我们更应该着重提高农业经济，并以此来将农村发展的基础夯实，来更大程度地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在阅读了大量文献之后发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完善导致了农业经济落后于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而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最突出的则是资金來源方面的问题。为改善和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也为了促进农业经济快速增长，党和国家从2004年开始连续十五年发布了以三农为主题的红头文件，表明了国家对于农业经济增长问题的高度重视。2019年，中央在一号文件中指出，实施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健全村庄基础设施建管长效机制，明确各方管护责任，鼓励地方将管护费用纳入财政预算。要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得到稳定长效的发展，就必须重点解决资金的问题。农村基础建设的扎实稳固才会使得农业经济能够有良好的发展，在促进农业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也会增强农村抵御信用、内部控制等这种风险的能力。此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建设得好的话，对资源的节约、生态环境的平衡、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也会有所帮助。但是由于农业经济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的现实使得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其中典型问题是：投入规模方面，政府投入总体规模小，不能满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要。2016年中央财政对于农林水事务支出为17 565.01亿元，比去年增长6.83%，但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所占比重却下降了18%左右。资金缺口的不断扩大使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日渐薄弱，已经无法满足农村的正常生活需要。政府为解决资金缺口的问题要求农户自己垫资又或者是农村集体分派，这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更大程度地激起社会矛盾，造成国家动荡不安，危害国家社会安全。
　　二、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三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政府和众多学者重点关注的热点问题，大量文献围绕财政支农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展开讨论。在理论上，最早提出利用财政政策调节收入差距的是庇古的收入转移理论，该理论利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说明转移富人收入的一部分给穷人来增大社会福利[1]。20世纪60年代刘易斯、舒尔茨等强调在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升级、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财政政策是必不可少的，政府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Arrow和Kurz（1970）对经济生产函数进行了改造，将公共资本存量作为变量进行考虑，分析了公共资本的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Rome（1986）建立的知识外溢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财政政策有助于将社会边际产量和私人边际产量之间的差别消除，将个人资源从消费方面转移到投资方面，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Barro（1990）、Barro和Martin（1992）认为，应该将公共部门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框架中考虑，并结合知识外溢等因素的影响，构建一个把政府公共支出为中心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Stokey和Rebelo（1993）研究了税收在经济增长中的效应。Futagami等（1995）进行的动态分析认为，引入公共资本品后，经济增长必然会沿着唯一靶点路径达到均衡。Fisher等（1998）运用AK增长模型分析了私人投资与公共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共投资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私人投资。同时，根据Landau（1993）、Aschauer（1989）和Devarajan et al（1996）的经验研究表明，生产性的公共支出与非生产性的公共支出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是存在差异的，并发现政府消费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之间负相关，而政府投资与产出之间呈正相关。Allanson（2006）将苏格兰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基尼系数的方法研究财政支农政策与农场收入再分配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政策有碍于农场收入的增长，是一种低效的配置工具，同时会造成不同农场之间的不公平发展。 　　（二）国内研究综述
　　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经济增长的问题是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重要问题。自从2004年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以来，研究和关注三农问题的国内学者越来越多。赵人伟、李实（1997）从农产品低价收购、农业税、个人所得税等方面，分析了财政支农对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农业经济增长以及增进农民收入是有着重要作用的[2]。但是没有从空间的角度分析，使得研究体系不完整。张元红（2000）根据历年數据和实证研究粮食生产波动和财政支农波动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二者是同步的，财政支农促进了粮食成产[3]。但是作者仅是研究了财政政策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进一步地研究财政政策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樊胜根、张林秀和张晓波（2002）选用了1970—1997年之间的省级数据，将联立方程模型作为研究方法分析不同类型的政府投入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业研发支出、灌溉对于农业经济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不仅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而且有助于农民增收和农村贫困人口脱贫[4]。但作者选取的数据过于陈旧，可能对于目前的实际情况指导意义不大。郭庆旺、吕冰洋和张德勇（2003）将财政总支出分为财政生产性支出和财政非生产性支出两个方面考虑，认为财政生产性支出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5]。李焕彰和钱忠好（2004）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财政支农与农业产出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政策与农业产出互为因果，二者相互促进[6]。安虎森等认为，世界各国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经济理论的指导进行了反贫困的实践，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绿色革命;二是土地改革;三是政策支持，包括理顺农产品价格、加大农业和乡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民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推广和普及教育[7]。辛毅（2006）将农业生产成本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规模进行了分析，发现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投资规模大的地区其农业生产成本越低，反之亦然。所以得出结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8]。刘伦武（2010）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农村经济发展受到各种方面的推动作用，但其中最明显的推动作用则是在政府干预下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如果这种政府干预是短期的话，则会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生负面影响。所以政府应该加大力度地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让短期行为变成长期行为[9]。曹菲（2017）农民收入的增加会导致对基础设施需求的增加，而且农村基础设施的增速是远远低于农民收入增加的速度。因此，需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满足农村人口的生活需要[10]。
　　三、金融发展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分析
　　（一）1949—1978 年，计划经济时期的金融发展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由于历史原因，所以在建国初期农业经济占比较大，而且经过较长时间的动乱和战争使得农业经济的基础遭到了破坏。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中央政府将财政资金统一调配和管理。1956年《高级农村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颁布，使得集体经济成为农业经济的主导模式，后来政府又颁布了一些关于农业经济的文件将集体经济这一模式夯实。但当时国家正处在内外交困、风雨交加的时期，所以国家将发展的重心转移到了工业上以打造工业强国。重工业建设具有周期长、资金投入过多和见效慢等特点，使得大量资源资源投入到第二产业的发展，在第一产业的投入较少。长此以往，向第二产业的倾向使得农业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农村人口生活幸福感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是财政支持，而财政资金的长时间倾斜使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尴尬的地位。
　　当时正处在建国初期，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不足也是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国家本身财政资金的缺乏导致对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不足;各地政府也是处在一个贫困、百废待兴的时间段，很难有充足的资金投资农村基础实施建设。由于农民本身的家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而且刚刚经历过各种战争和社会动乱，所以就很难去支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在多方力量的对比下，政府仍然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投资权限自始至终都掌握在中央与地方政府手中。在1949—1978年这一时期，企业和其他资金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的过程完全没有涉及。
　　（二）1979—1991年，转轨时期的金融发展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在改革开放提出的这一时期，中央政府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有些投资权限进行了逐级的下放，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继续以政府为主导地位在资金筹集和使用的过程中逐渐完善管理办法，而且为了能够更有效地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利用效率，采取了政府与企业共同合作的机制。为了能够进一步拓宽资金的来源，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法规引导社会资金、个人资金、组织基金和国外基金投入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来。各种性质的资金的不断涌入也使得政府不再是一家独大，而是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做成了合作的性质，增强了项目的活力。
　　《关于投资管理体制的近期改革方案》于1988年7月16日由国务院颁布，正是这一文件宣布了中国的投融资改革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而且也推动了各种项目投融资的进展。其具体表现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于投融资的责任与范围进行了明确的划分。根据权利层次和财政能力大小划分，大型敏感重要的项目由中央财政进行支出，而地方政府主要负责的是中小型的项目支出。文件明确范围之后，地方政府也成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的重要组成成分，同时也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与工作压力。二是中央或地方政府设置专门的资金投融资公司，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的资金交给专业的人员进行打理和运用，政府只要进行严格的监督就好。三是设立专门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基金，以保障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有充足的资金来源，防止因资金链断裂使得项目不能完工的情形出现。而且在基金运营的过程中，政府应当减少对其的干预，充分给予基金灵活性，将政府的计划性与市场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四是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引入企业进行参与，但在参与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企业的自主经营权，进行自主投资。 　　（三）1992年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金融发展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投融资体制问题的改革集中体现在2004年，为资金的融通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其中重点建设的领域大概包括以下几点：投融资主题的创新、企业自主投资选择权、银行的贷款利率等方面的问题。进入21世纪之后，国家对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例如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程，还有其他的農业基础产业方面。中央加大力度对农村地区进行投资的同时，也取得了非常有效的成果，主要包括：一是生态环境的保护，恢复原本的生态系统。国家加强了生态文明建设，划定了生态保护红线，通过退耕还林还草、植树造林等手段为可持续发展留足空间，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家园。二是对于农村的科研收入、优质农作物的培育以及农产品质量方面的支出，中央也是增加了投入与支出，争取建设全新的农村现代化。调整农村的结构和提高农村的科技水平让农村的生产力提高，更好更快地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三是政府增加了精准扶贫方面的支出，将解决贫困人口作为工作的重点。在解决贫困问题中，不仅要关心贫困户的生活必需品方面，还要关注本身农村的交通问题和其他的基础设施问题，保障农村人口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对于农民的素质培养、文化以及农业技能方面的培训，政府同样没有忽视，着力打造适宜居住、适合发展的农村。
　　四、对策建议
　　（一）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承担撬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要责任
　　根据现状分析结果可知，财政支农有助于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而且从较长的时间来看，财政支农政策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效果更加明显。所以，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使财政资金进一步地向农村地区倾斜。各级政府必须全面落实中央精神，增加对三农事业的支持力度，引导社会资金进入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在扩大财政支农规模的同时，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合理地分配使用财政支农资金，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业现代化。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财政的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创造的财富，一定要管好用好，要真正起到促进农业发展、提高使用效益的目的，绝不能浪费。而且需要加强分税制改革，加快完善税收体系。
　　（二）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长机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统筹各地区之间协调发展
　　根据《农业法》规定，国家财政支农的增长幅度应该大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为切实贯彻落实这一规定，财政支农资金的来源以及范围需要更详细的划分，增加财政支农资金的透明度和可检查性。根据实证结果可知，财政支农不仅对区域内的农业经济有促进作用，而且对于区域间的农业经济也有促进作用。因此，要合理构建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各地区的财政收支均衡。建立以需求为主要原则的转移支付制度，特别是对贫困地区要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
　　（三）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稳步推进实现城乡一体化
　　农村劳动力的减少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因此应该加快实施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使得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以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带动农业经济的增长，达到农业产业化的目标。而且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应该遵循有序化原则，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四）提升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增加农业现代化水平
　　农业机械化水平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政府应该整合财政支农中的农业投入资金，统筹整合农业现代化中内容相近的项目进行有效的管理，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建立农业现代化投资基金，促进农业现代化以加快农业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  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s[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4，（36）：17-30.[2]  赵人伟，李实.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原因[J].经济研究，1997，（9）：19-28.
　　[3]  张元红.财政政策与中国农业的周期性波动[J].中国农村观察，2000，（4）：2-11+80.
　　[4]  樊胜根，张林秀，张晓波.中国农村公共投资在农村经济增长和反贫困中的作用[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1-13.
　　[5]  郭庆旺，吕冰洋，张德勇.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11）：5-12.
　　[6]  李焕彰，钱忠好.财政支农政策与中国农业增长：因果与结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4，（8）：38-43.
　　[7]  安虎森，殷广卫.城乡联系及统筹城乡的战略性问题[J].城市发展研究，2008，（3）：83-91.
　　[8]  辛毅.农业生产成本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6，（7）：46-47.
　　[9]  刘伦武.农村基础设施发展与农村消费增长的相互关系—一个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1）：77-81.
　　[10]  曹菲.基于农民增收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研究[J].农业经济，2017，（8）：43-44.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1503533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