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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梁漱溟思想研究综述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闫铭

  摘要:近十年来梁漱溟的思想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学术界对其从乡村建设思想到文化思想再到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这些重要思想,学术界进行了精细化的研究。这些研究使我们对梁漱溟思想的理解更为深入,但却不容易了解其思想的整体概况。为了解梁漱溟思想最中心的部分,将其主要思想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促进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近十年;梁漱溟思想;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7-0274-02
  
  目前,关于梁漱溟的思想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学术思想界对梁漱溟的关注和研究在不断地深入。拒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将近900篇探讨梁漱溟的学术论文。其中,研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文章有120余篇,关于其文化思想的文章有50余篇,关于其人生的哲学思想的文章有50余篇。在著作方面,有30多部关于梁漱溟的研究作品。例如,佟自光的《飞扬与落寞:梁漱溟孤独思考》、马东玉的《梁漱溟传》、阎炳华和李渊庭的《梁漱溟先生年谱》以及汪东林的《1949年后的梁漱溟》。梁漱溟的主要思想可分为三个方面:乡村建设思想、文化思想和哲学思想。
  一、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成为全国性的政治思潮与社会运动。乡村建设,包括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是一场具有社会改良性质的建设。很多学者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进行了探讨,有以下代表性的观点。
  朱义禄提到乡村建设派有一个基本见解,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既不是政治问题,也非经济问题,而是文化或教育的问题。中国不需要任何的社会变革,只要加强平民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便可解决一切问题。文化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政治上的出路要靠文化来开辟。梁漱溟认为,中国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文化失调,中国政治上、经济上的出路都离不开文化的出路。由于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的,与西方的那些文明都市不能同日而语,因此,西方文化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王露璐和吕甜甜把乡村建设运动看成是乡村伦理关系的“破坏”与“救济”。正是由于西方思想破坏了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伦理关系,因此它对中国的社会结构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梁漱溟认为,乡村是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形成和孕育的基本单位,他认为,建设新社会组织的关键在于打破旧的乡村伦理精神,建立起新的伦理关系。在梁漱溟看来,只有从乡村精神的重建入手,开展乡村自救式的建设运动,才能最终形成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关于乡村建设的实践问题,郭云波提出了重要的观点,指出农村是乡村建设的基本单位。梁漱溟认为,中国乡村是伦理关系根植最深的地方,这是因为乡村人口占了人口总数的大部分,另外,以乡村为单位也是比较适合教育的范围。农村教育好了,有了生机,中国也就有了希望。
  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文化三路向说。这个观点的核心包含两项重要内容,一个是什么是文化的问题,另一个是中西印文化的走向问题。他指出,人类满足意欲的方式可分为意欲向前、意欲自为和意欲反身向后,此三种路向分属于中西印三种独立的文化体系。有学者指出,梁漱溟先生从文化主体的内在心灵世界来理解文化视觉独特,但仅仅从意欲出发有失偏颇,他对西方文化的解读忽视了民主科学的历史性及其产生的必然条件;另外,其三路向直线式的演进也蕴涵着矛盾。梁漱溟文化理论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承认各个文化系统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共同的模式,而是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各自有各自的发展方向。他同样认为,不同的民族文化有着不同的历史渊源,有不同的特征,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由于他们之间没有一个可以比较的标准,因此不能说哪个略胜一筹。
  梁漱溟的文化理论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他十分重视生命哲学,强调本能和欲望在人的生活中的作用,强调本能对人的支配作用。由于强调这种本能的作用,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直觉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理智的文化。他将理智与直觉对立起来,认为理智是有问题的,而直觉总是对的,这就难免有偏颇之处。他认为中国文化是理性早熟的文化,而认为西方文化是理智过盛的文化。不难理解理智与直觉是不同的,但是将二者对立起来这难免有不妥之处。梁漱溟的文化理论值得我们进一步去讨论和研究。
  三、梁漱溟的心性论
  有学者在探索梁漱溟的人生价值和中国出路两大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梁漱溟多次所说的“心性”说,即所谓中国人对于人性的基本预设和预期而抱持的人生价值与人生理性――人心向善。他指出,梁漱溟认为人类心理的发展具有直觉、理智、理性三个层面。个体生命与社会生命是紧密相连的、不可分离的,形成了文化的根源。梁漱溟认为,人类选择人性善是理智的,并且提升了道德理性的高度。他认为,人和动物在社会性上的差别就是直觉理智的人性善,人若要成为真正纯粹而高尚的人,就必须使得直觉服从于理性,这样人才会有无私的感情。这种人心向善被看做是一种道德性,因此赋予了这种人生态度的特别之处。
  史炳军指出,晚年的梁漱溟充分吸取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和马列主义理论,试图建立一个以人心为基础和知情意统一、真善美合一的思想体系。他将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统一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其曾经所具有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在《人心与人生》这本书中,他深入分析了人生与人心的关系。他认为,生命本性是浑然一体的,一切都是相通的。这种宽广的心态,展示了他的艺术化的人生境界,同时也弘扬了生命的伟岸。《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梁漱溟抛弃了早期的本能、理智二分法而同意罗素的本能、理智、灵性三分法。他认为,只有理性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是生命的本身,是理性使人充分发展。
  四、有待深入研究的方面
  关于梁漱溟与其同时代的著名思想家的比较研究,目前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只有加强与其同时代著名人物的思想比较研究才能站在更高处看清梁漱溟思想的丰富内涵。众学者在研究梁漱溟思想的同时很少关注其思想对于当今的现实意义。中国文化的道路必须是有中国特色的,这就需要我们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契合点。在研究梁漱溟文化思想的同时要看到其适应中国特色文化发展的一面,深入研究,指导当今中国文化的发展。同时,也要加强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哲学的研究,增强国人的哲学素养。
  另外,由于梁漱溟的思想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因而与社会、人生相关的领域他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还有很多学者从政治、伦理、宗教、教育等角度进行探讨。总的来说,近十年来关于梁漱溟思想的研究日趋精细,这使我们对于梁漱溟思想有更为精确的理解,但同时也使很多人抓不住其主要思想及其之间的关系。然而,要准确地理解梁漱溟关于人生问题的思考,就离不开对其生命践行的考察。因此,将生命践行和人生思考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全面把握其思想的精髓。这也正是我们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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