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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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继杰,李富田
摘要:西部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镇非农产业,既有利于人力资源优化配置,也会加速西部的城镇化进程。以四川省邛崃市羊安镇和天台山镇为例,分析了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征和影响因素,提出了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的对策。
关键词: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5-0120-02
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向非农产业流动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速度将进一步加快。总体上讲,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不仅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人力资源使用效率,而且有利于加快城镇化的进程。但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如果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缺乏整体和长远规划,则有可能延缓城镇化的进程,导致农村更加边缘化。
一、西部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特征
1.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基本特征。从年龄结构上看,西部农村流动劳动力以青壮年为主。羊安镇和天台山镇农村流动劳动力中青壮年占70%,其中,20～30岁年龄段的流动劳动力所占比重最大,达到48.3%。
从性别结构上看,西部农村流动劳动力中,男性比例高于女性,但是性别差异不是想象的那么大。羊安镇和天台山镇流动劳动力中男性比例为54.7%,女性为45.3%。
从文化程度上看,西部农村的流动劳动力尽管属于当地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但是,总体文化程度仍然较低。羊安镇和天台山镇流动劳动力中,以初高中文化程度为主体,初中生占51.7%,高中(含职业高中、中专)生占26.7%,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还占到18.3%。
2.农村劳动力的产业流向特征。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向第一产业、特别是流向本地第一产业的极少,主要流向第二、三产业。被调查的两个镇中,农村劳动力流向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分别是:3.3%、50%和46.7%。在第二、三产业中,主要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简单、粗放型体力劳动工作,比如建筑业、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村流动劳动力。
3.农村劳动力的区域流向特征。总体上讲,西部农村劳动力主要流向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省内及邻省(市)的大中城市。但是,由于西部各省(市、区)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同,也存在一些差异。羊安镇和天台山镇的总体情况是:省内流动占71.7%,其中,流向省内大中城市的劳动力占55%(流向成都市区的劳动力最多,占41.7%,其次是相邻或相近的雅安市、乐山市和攀枝花市),镇内流动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仅16.7%。调查发现,近年流向省外的劳动力开始回流,回乡就近就业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差异,两镇的劳动力流向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羊安镇是邛崃市的工业镇,现有70余家企业,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6家,提供的就业岗位较多,有26.7%的羊安镇农村流动劳动力选择在本镇就业;而天台山镇以农业为主,非农产业主要是旅游业,能够吸纳的农村劳动力相对少一些,该镇只有6.7%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在本镇就业。
4.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时间特征。如果依据流动时间的长短,把农村流动劳动力分为永久性外出(户口外迁,不再回来定居)、长期性外出(常年在外,户口仍留本地)、季节性外出(农忙季节在家、农闲季节外出)和日常性外出(早出晚归、“钟摆式”流动)四种形式,则西部地区永久性外出的农村劳动力的比例最小,长期性外出和季节性外出劳动力的比例较大,日常性外出劳动力的比例因地而异,差异较大。羊安镇和天台山镇的情况是:两镇永久性外出的劳动力仅占流动劳动力总数的8.3%,长期性外出和季节性外出占流动劳动力总数的31.7%和35%;至于日常性外出,由于受各自镇区非农产业发展程度、距离镇区或市区(包括县城所在地的城关镇)远近、交通工具和交通设施完善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有比较大的差异,羊安镇此类流动劳动力的比例大大高于天台山镇,分别为18.3%和6.7%。
二、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
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有很多,本次调查设计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四个,根据对调查数据的整理,影响两镇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依次(按照影响程度)为:经济收入因素、技能因素、城镇发展程度因素、信息因素和其他因素。
1.经济收入因素。人口迁移理论认为,引起人口迁移的原因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因素。发展经济学家的人口流动模型(托达罗模型)也认为,预期收入的差距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流动的现实原因。这些理论在羊安镇和天台山镇基本得到了证实。83.3%的流动劳动力在作出流动决策和流向地选择时,首先考虑的是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至于托达罗模型中影响预期收入实现的重要因素――就业概率,很多流动者考虑得并不多,因为他们坚信尽管城市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但是,只要能够吃苦,就能够就业。事实证明,极大多数流动劳动力的收入有大幅度增加。羊安镇和天台山镇的流动劳动力中,只有6.7%的人收入比流动前减少,93.3%的流动劳动力较流动前增加了收入,其中,收入增加2倍的流动劳动力占43.3%,增加3倍及以上的占26.7%。
2.技能因素。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技能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第二位的因素。一般来讲,在非农领域有一技之长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频率更高,流动的距离更远,在非农产业的竞争力更强,相应地收入水平也更高。羊安镇和天台山镇的流动劳动力之所以大多在城镇的第二、三产业的“非正规部门”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简单劳动工作,与他们受教育程度较低、非农技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由于两镇流动劳动力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体,所以,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或职业教育的人不多。尽管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接受过由地方政府、或受雇单位组织的短期职业技能培训,但大多是临时性或针对特定岗位所进行的应急培训,很难达到专业水平,再加上工作的稳定性较差,多数流动劳动力处于“门门技术懂一点,样样技术不精通”的状况。
3.城镇发展程度因素。城镇发展程度主要是指当地小城镇的发展水平。一般讲,城镇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镇区能够提供比较充裕的非农就业岗位,当地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就近流动,这不仅可以节约流动的直接成本,而且机会成本也比较小。但是,西部地区的多数小城镇发展水平都不够高,非农产业基础薄弱,缺乏主导产业支撑,又很难直接得到有经济增长点的大中城市的带动,能够吸纳的当地农村劳动力十分有限,所以,西部的农村劳动力更多地流向了大中城市或省外,流向本镇镇区的人数不多。在调查的两个镇中,由于城镇发展程度存在一些差异,劳动力的区域流向也所不同。相对而言,羊安镇的城镇化水平比天台山镇高,羊安镇镇区比天台山镇镇区吸纳了更多的当地农村流动劳动力。
4.信息因素。劳动力流动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劳动者总是流向信息对自己相对充分的地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是农村劳动力流向的指挥棒。可靠的信息会在一次成功的流动以后,引发若干次类似的流动,而不可靠的信息则会对持续的流动起预警作用。在西部地区,尽管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信息渠道也很多,但是,最主要的信息来源还是亲戚朋友。本次调查显示,来源于亲戚朋友、地方政府组织、中介机构和各种媒体的流动信息分别为47%、22%、16%和11%,另外还有4%的流动信息来源于其他渠道。
三、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的对策
1.完善和落实农民增收政策,避免农村优秀人才过度外流。西部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大多流出了农村和农业,特别是文化程度较高、人力资本存量丰富的农村优秀人才“非农化”的速度更快,部分地方已经出现了农村“空壳”现象――人去屋空、耕地闲置、农田荒芜。而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主要的原因是农业的比较利益较低,农民的收入水平低。尽管近年政府已经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农民也真正获得了实惠,但是,这些政策还不够完善、已有的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实,至少,目前西部的农业和农村对优秀的农村人才还缺乏足够的吸引力。长此以往,西部的农业和农村有可能陷入“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优秀人才外流―农业劳动力[微软用户1]生产率低―农民收入水平低”的恶性循环。
2.加强农村基础和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从全国的情况看,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西部的问题又更加突出。西部农村流动劳动力之所以在非农领域的就业竞争力弱、就业层次低,至关重要的原因文化程度低、技能水平低。无论是对流动劳动力,还是对留乡(务农)劳动力来讲,加强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都非常重要,于前者,可以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其在非农产业的就业竞争能力,于后者,可以真正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任。
3.建立公共信息平台,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提供信息资源。信息不充分是导致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的主要原因。目前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渠道是亲戚朋友,政府、中介机构和媒体的作用还很有限。政府应该加强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快速、准确地向包括农村劳动力在内的公众提供劳动用工信息和就业信息,科学规划和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同时,政府还应该加强对职业中介和媒体信息的管理,规范其行为,尽量避免虚假信息误导农村劳动力流动。
4.科学规划、合理定位小城镇的功能,加快城镇化进程。一度时期,西部的城镇化效仿经济发达地区的模式,重点发展小城镇,试图依靠小城镇来“积蓄”农村劳动力,推进城镇化,然而,实践表明,西部地区多数小城镇由于缺乏非农产业的支撑,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所以,有必要对西部的小城镇重新进行科学规划和合理定位,重点发展具有非农产业基础、有主导产业或经济增长点的小城镇,使之成为经济中心,辐射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同时吸纳一部分农村劳动力。更多的小城镇作为行政、文化和商业服务中心,发挥连接城乡纽带的作用。有规划地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城市流动,也许是当前加快西部城镇化进程的主要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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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景熙.中国西部小城镇非农就业的产业基础研究[J].民族研究,2004,(1):38-48.
[3]李富田.经济势差与农村劳动力的流向[J].中国农村经济,2003,(1):60-66.[责任编辑 陈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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