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推拉理论构建游牧人口定居的动力机制体系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王娟娟

　　摘要：基于研究人口迁移原因的推拉理论，面对甘南游牧人口生存环境的变化，笔者借助熵概念，提出游牧人口定居的动力已经存在，并构建了包括推力、拉力和中间障碍等内容的动力机制体系。继而具体论述了这一体系，笔者认为甘南游牧人口定居的推力机制由建立草原临界退偿机制、建植人工草地等内容组成，拉力机制由培育生态产业、加速城镇化进程等内容组成，且深入分析了横亘在“推”、“拉”力之间的中间障碍因素。
　　关键词：推拉理论；熵；推力；拉力；中间障碍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04AJY005)的成果之一。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甘南藏族自治州游牧人口定居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娟娟(1980－)，女，甘肃兰州人，兰州商学院经贸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2－0052－05　收稿日期：2010－01－29
　　
　　一、前言
　　
　　推拉理论(the push and pull theory)是解释人口迁移原因的主要理论之一。1889年Ravenstcin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881年人口普查资料分析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推拉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存在两种动因，即居住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就推力而言，主要有生存环境和人为因素两方面，前者是推动人口迁移的基本力量，如环境恶劣、资源枯竭和灾害频繁会直接促成人口迁移，它更多地存在于传统农牧业社会，对工业社会人口迁移的影响较弱，后者是推动人口迁移的另一种基本力量，如政治动荡，宗教、种族冲突以及人口过剩导致的收入下降会直接或间接推动人口迁移。Ravenstein(1889)认为，拉力比推力更重要，“各种压迫人的法律、沉重的赋税、恶劣的气候、不良的社会环境等都产生并仍然产生着迁移流；但是这些迁移流没有一个能与人类内在的、要在物质方面过的‘更好’愿望所形成的迁移流相媲美”。然而，并非所有感受推拉力的人口都会迁移，Lee(1966)提出了中间障碍(intervening obstacles)的概念，认为人口迁移过程存在着目的地、原住地和二者之间一系列的中间障碍。对迁移有利的因素是正因素，对迁移不利的因素设为负因素，吸引与排斥人们居住某一地区的平衡力量是中性因素。正、负因素是相对而言的，一个地区的高工资和较好的生活条件可能成为吸引人们迁入的正因素，但对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来说可能是负因素，因此，中间障碍因素是形成不同迁移规模的重要因素。在权衡各种因素后，只有确定预期迁移收益大于迁移成本时，人们才会迁移。
　　
　　二、研究区域概况
　　
　　甘南地处甘肃省西南部，是青藏高原中东部牧区和东北部农林区的过渡地带，长江、黄河的分水岭，幅员面积4.5×104km2。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大面积的草地、森林和湿地，其中，天然草地4084×104hm2，占土地总面积的70.28％(见图1)，占甘肃草原面积的15.2％，畜牧业是其主导产业，牧业人口占总人口(65.98万)的40％，畜牧业收入占农牧民的85％以上。然而，受气候条件制约，这里牧草生长期较短，青草期一般仅有5个月，枯草期长达7个月，生态环境极为敏感和脆弱。草原承包到户后，伴随人口数量激增和畜群规模加大，牧民不断向外延展生存空间，增大对草地资源的需求，传统的游牧方式打破了草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加速了生态系统功能的劣变速率。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甘南草原的理论载畜量为619万个羊单位，2002年实际放牧家畜是882万个羊单位，超载率高达47.0％。调研表明，90％左右的甘南草场已出现退化，29.1％为重度退化，49.7％为中度退化，1980年以来有4.03×104hm2的草地因严重退化、沙化和盐渍化而成为裸地。优良牧草所占比例由1982年的70％下降到1996年的45％，杂毒草由30％上升到55％，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每公顷减少1560kg，减产幅度达28％，植被覆盖度由原来的95％下降到的75％，草地鼠虫害活动频繁，受灾面积占草地面积的20％(高新才等，2009)。可见，靠天然草原单一的、无计划的、低水平的游牧方式养畜，靠牺牲生态环境养畜，传统畜牧业正在走向尽头。为修复生态环境，改善牧民生产生活条件，甘南采取一系列措施，游牧人口定居就是其中之一。据甘南畜牧局提供的资料，截至2006年末，甘南共有13595户牧户，其中已定居6909户，占牧民总户数的51％，未定居占牧民总户数的49％。未定居的游牧人口主要分布在玛曲、碌曲、夏河3个纯牧业县，合作市以及卓尼、达部2个半农半牧区县的大部分游牧人口已经基本实现定居。
　　
　　
　　三、游牧人口定居的动力机制体系
　　
　　在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四季游牧的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使甘南草地生态系统严重退化，已出现植被覆盖度下降，生物多样性逐渐丧失、土地荒漠化进程加速等问题，这不仅使畜牧业生产面临威胁，也使其赖以存在的草地生态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受阻。因为没有稳定的气候和养分循环，草地系统中的物种和种群就无法存活，草地生态结构的破坏会使草地功能退化，退化至一定程度时，这一生态系统会自动衰退，形成一个不可逆和灾难性的负面后果的正反馈循环。而在现行利用模式下，相对封闭的草地生态系统是无法自行修复的，因为熵定律表明，宇宙中的物质和能力总是向无序(即低利用价值)的状态演变(Georgeseu.Roeyen et al，1971)，所以，畜牧业的生产过程就是一个熵增过程，将草地生态系统中有限的“源”(即低熵的物质和能量)转化为系统可容纳的有限的“汇”(即高熵的物质和能量)，这一过程是单向的。然而，人口数量的激增和传统财富观念的支配，使游牧方式下的畜牧业生产加速了甘南草地生态系统中“源”的枯竭和“汇”的填满进程，任其发展，游牧人口的收益将失去保障，正如马尔萨斯说的，超过自然承载力的过量人口也是贫穷的一个原因，而草地生态系统将迅速进入“热寂”(热力学平衡状态，即死亡)。为远离“热寂”，只能减缓“源”的枯竭速率，或将“汇”转化为“源”，而这需要引入负熵流，这是游牧方式下的草地生态系统无法提供的，这一矛盾为游牧人口定居工程在甘南全面实施提供了沃土(李小建，2005)。首先，生态退化、潜收益下降等已成为游牧人口迁移出居住地的推力。为了强化这一推力，笔者主张构建相应的推力机制，结合甘南实际，建立草原临界退偿机制和建植人工草地是当前该机制较适宜的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有助于减缓“源”的枯竭，还可以增加“源”的供给，而这必须以游牧人口定居为前提。其次，甘南已有的定居成果对游牧人口也

存在拉力。考虑到迁入地的吸引力比迁出地的推力更重要，所以必须构建相应的拉力机制，培育生态产业和加速城镇化进程就是其重要内容。它们将封闭的草地生态系统彻底转化为开放系统，将外界的低熵物质能量(如技术知识)引入，形成负熵流，减少“汇”，增加“源”并提高利用效率。游牧人口定居后，从生产经营方式转变、收入渠道拓宽等方面获得好处时，就会坚定定居。然而，并非所有感受到推拉力的游牧人口都会定居，目前，定居工程还存在定居点建设、后续保障问题等中间障碍。上述三方面就构成了甘南游牧人口定居的动力机制体系(见图2)，只有建立健全推力和拉力机制，尽量排除中间障碍，才能使动力真正发挥作用，使游牧人口从意愿定居走向现实定居。
　　
　　四、具体论述
　　
　　(一)推力机制
　　实地调研表明，建立草原临界退偿机制和建植人工草地是甘南游牧人口定居推力机制的主要内容(王娟娟等，2009)。前者将畜牧业生产规模严格限制在草地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范围内，若坚持游牧方式，游牧人口的收入则难以保证，转变生产方式的诉求将推动游牧人口定居，实现草地生态系统的静态稳态。后者能够有效缓解甘南牧区严重的草畜矛盾，但必需一部分人从畜牧业中转移出来从事人工草地的种植管理，这有利于推进定居，而不断增加的“源”也有助于实现草地的动态稳态。同时，正如本文论及的甘南草地生态系统，游牧人口定居的推力机制也是一个开放系统，随着定居的推进，它会吸纳更多的新内容。
　　1.建立草原临界退偿机制
　　临界，物理学中是指由某一种状态或物理量转变为另一种状态或物理量的最低条件。草原临界退偿机制，就是将在草原区域实施经济社会活动排放的废物量控制在草地生态系统的吸收能力(即临界值)范围内。如果超过这一限制，废物积累会加快，随时间推移，废物累积会影响生态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且废物吸收能力的成本将无穷大，至少从生态系统支撑的群体的角度看是这样的。鉴于甘南特殊的地理区位、草地类型及草地利用现状等，建立草原临界退场机制极为必要，首先，甘南草原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高于其提供的经济价值(见表1)，其次，不合理科学的开发利用，已经使草地生态系统严重失衡，可持续发展阈值范围大幅缩小(高新才等，2008)，此外，这一机制的建立和实施有助于保障甘南生态系统支撑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立足甘南牧区，草原临界退偿机制的实施必须因地制宜。首先，临界退偿与科学利用结合。改无条件的经济补偿为有要求有约束有导向的生态补偿，积极实施以草地利用方式改变为核心，以补促改，以补促建的发展战略，将经济收益与生态建设有机结合。其次，探索草原循环经济发展方式。与森林、流域、矿产等资源一样，草原的生态服务存在外部性，但由于草地资源分布广，完全依靠国家和社会进行生态临界退偿是不现实的。考虑到牧民是草原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又是直接受害者，甘南草地的临界退偿机制应该将牧民纳入其中，以自我补偿为主，实现单位经济成本的生态收益最大化，使牧民成为草原循环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主体。再次，改补偿为投资，发挥市场机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互为基础、相互依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有利于草原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的长效机制是甘南部需解决的问题。国家只需提供投资方向，具体的管理经营委托专业的投资部门，完全采用市场主体自主经营的方式。这需要依靠市场信号刺激各市场主体，通过利益纽带健全完善草原各市场主体，以增强各利益主体的造血功能。
　　2.建植人工草地
　　人工草地是在天然植被遭破坏的情况下，利用综合农业技术，通过人为播种建植的人工草本群落，以饲用为目的播种的灌木和乔木人工群落也是人工草地的范畴。据测算，在世界范围内人工草地占天然草地的比例每增加1％，草地动物生产力就提高4％。人工草地的产量也较高，普遍是天然草地的3倍～5倍，在有灌溉条件的地区可达5倍～8倍甚至更多。同时，其需要一部分人专门从事草地管理和草产品的加工和流通，这有利于推进游牧人口定居。
　　在甘南，建植人工草地必须立足地区自然禀赋和生态现状。首先，统筹生态恢复和畜牧业发展的需要。考虑到草地生态功能日益退化，甘南应当建植生产型和生态型等两类人工草地。建植生产型的人工草地，重点应放在热量较好(＞0℃)、地势平坦、土层深厚、降水较多(≥400mm／年)或水资源条件较好的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的退耕地，目前，总面积约11.63×104hm2，99.7％集中在临潭、卓尼、舟曲、达部和夏河等农区、林区和半农半牧区，其中，约有30％～40％坡度较大或热量不能保证作物籽成熟，应全面退耕还草，这样不仅能充沛牧草量，也有利于筑起优质的生态屏障。生态型的人工草地应圈定在耕地面积小的纯牧区(如玛曲、碌曲等)，主要规划和安排在单靠改良难以迅速奏效的严重退化的草地。如严重退化的嵩草型草地，即“黑土滩”，约有100×104hm2。可选择土层较厚的“黑土滩”，混播或浅播多年生禾草，迅速形成草皮，覆盖地面，停止沙化。对干旱、寒冷、土层较薄、沙质土壤和坡度过大容易引起水土流失的草地而言，应以休牧、禁牧保护为主，禁止开垦建植人工草地，以防形成另一种形式的草原开荒。其次，重点建植多年生人工草地。目前，甘南的人工草地以燕麦草地为主，虽然这类草地高产且容易管理。但一年中土壤裸露时间长达七、八个月，容易引发水土流失，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立足甘南的自然地理条件，应重点建植豆科和禾本科牧草混播的多年生人工草地。在农区、农牧交错区，扩大优质牧草、饲用油菜和豆类等专用饲料作物面积，积极推广间作套种、立体种植、秸秆养畜、过腹还田等技术，建立优质饲草料基地。在重点区域发展以紫花苜蓿、燕麦、箭舌豌豆等草种为主的连片饲草生产基地，推进经、粮二元种植结构向草、经、粮三元种植结构的转变，满足游牧转化为定居轮牧后舍饲圈养和牧区冬春季补饲的需要。
　　
　　(二)拉力机制
　　培育生态产业和加速城镇化进程是构成甘南目前游牧人口定居拉力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娟娟等，2009)。前者依托甘南的自然条件优势，不断拓展产业链条，铸就新产业，吸引过剩的游牧人口参与，增加收入，但这是以定居为前提的。后者通过不断完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打造特色城镇，并将其培育为甘南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从而吸引游牧人口定居，提升生活品质，提高经济收益。
　　1.培育生态产业
　　环境与发展是一对矛盾体，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是发展的基础，经济持续均衡稳定增长是发展的目标。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生态文明意识，甘南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浪费了大量的生态资源，加速了生态和经济的逆行演替，割裂了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内在联系，致使生态与经济效益都陷于非可持续发展的被动局面，因此，必须建立生态与经济的良性互动机制，以实现双赢，其关键在于培育生态产业。这一

产业以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规律为依据，以ESN复合系统(即“经济一社会一自然”系统)的动态平衡为目标，以生物为劳动对象，以农业自然资源为劳动资料，以生物科技为劳动手段，能够有效保持和改善生态平衡。同时，生态产业的产生与发展是外在压力与内在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在压力源于自然资源结构和生态环境状况的动态变化，技术和产业升级则形成其内在动力，不仅有利于确保甘南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也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区域竞争力。
　　甘南的生态产业应当立足资源禀赋，顺应市场走势，吸纳多方资金，多管齐下培育。首先，发展特色产业。依托丰富矿藏，发展采掘业、金银首饰加工业及建材业；利用中药材资源，运用现代科技和生产工艺，加快中藏药新产品的研发，做大做强藏医药业；发挥生物多样性优势，发展食用菌、红景天、人参果等高原特色加工业；凭借水资源蕴藏量大、微量元素含量丰富的优势，开办矿泉水、植物保健饮料等饮品产业。其次，研发新技术产品。充分利用丰富的牛羊脑、血、毛、皮、内脏器等资源，进一步开发血清蛋白等生化制品及食用干酪素等产品，同时，采用多种形式，与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企业联合进行新生物和生化产品的研发。再次，发展生态旅游业。大力推进民族风情、民俗习惯、草原风光等特色于一身的生态旅游业，同时，以牛羊骨角、树根、洮砚石等为原料，发展工艺美术品制造业、提高旅游业产值。此外，还可以依托丰富的能源(如太阳能)、优良的畜种等发展相关生态产业。
　　2.加快城镇化进程
　　城镇是人口聚集和农牧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城镇化是立足中国国情同义于城市化的一个概念，只是前者更强调镇的作用，由于镇是城市的初始形态，所以，可以将城镇化视为城市化的初级阶段。No.ham将城市化进程描绘成一条“s”形曲线，在初始阶段，农业经济居于主导地位，人口迁移的推力和拉力释放缓慢，城市化率低，是典型的城镇化。在加速阶段，工业发展速度加快、规模扩大，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盛广耀，2008)，促使人口迁移的力量迅速释放，城市化加速。在终极阶段，城乡区际界线模糊，差异微小，人口迁移的动力减弱，从而迈入城市化的高级阶段――城乡一体化。加快甘南的城镇化进程，有利于合理开发利用草地资源，保护和修复草地生态系统，有利于变革生产方式，提高牧民收入，有利于提高牧民生活质量，建立现代化牧区。
　　立足甘南现状，加速城镇化进程，必须明确发展思路和步骤。首先，制订适宜的发展规划。甘南应当以基础设施工程、环境工程、光明工程为突破口，以绿化、美化、净化和亮化为目标，重点规划发展特色城镇，如工业型城镇、旅游型城镇等。其次，发展城镇吸引游牧人口迁入。通过农牧业、工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服务业等产业的共同发展，吸引游牧人口自愿、自主进镇定居，减轻草地系统的生态压力。并引导游牧人口变革传统的生产方式，发展规模化、集约化草畜业和舍饲养殖业，增强畜牧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缓解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同时，将富余的畜牧业劳动力转移出来，发展优势、特色畜产品加工业和商品贸易，提高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最后，培育城镇为区域增长极。由于集聚效应，各种生产要素汇集城镇，促使其迅速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非城镇区也有相同或相近的发展成果，为了实现甘南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将城镇培育为增长极，发挥扩散效应，辐射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从而推进甘南经济社会发展“质”的跃迁。
　　
　　(三)中间障碍
　　在推拉力已经存在的情况下，甘南游牧人口并非都会步入定居点，因为在这两种作用力之间，还存在一些中间障碍，它们直接关系到定居工程能否顺利进行。
　　1.再社会化问题
　　在漫长的游牧史中，把游牧民组织起来的部落一直是甘南最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其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组织形式是游牧社会最重要的兼有多种功能的传统社会组织形式。游牧人口定居后，生产和生活方式必然异于游牧状态，适应于游牧群体的社会组织方式的社会结构将会随之发生一些变化，即再社会化。如由于种植技术介入定居家庭生计方式导致家庭内部产生新的劳动和社会分工。再如，定居牧民必须正视新的社会整合，重构一个社会关系体系和社会行政组织，对习惯于相对松散的社会关系和行政体系的游牧人口而言，这必然是一个长期工程，需要定居牧民不断调整自我融入新的环境。
　　2.转变生产生活方式
　　游牧人口定居是四季游牧向定居轮牧转变的切入点，这必然带来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首先，就生产方式而言，已定居的游牧人口大多处于半定居状态，依然维持靠天养畜的生产方式，根本无法达到定居工程所要求的“六化”标准，很难对未定居的游牧人口产生较强的吸引力。以种植业为例。定居牧民正在学习的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技术已经弊端重重，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可见，这一生产方式的转变能否解决牧区劳动力过剩问题，能否为牧区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技术，仍需深入分析。
　　其次，就生活方式而言，改善牧民的生活品质是定居工程的重要目标之一，然而，因融合着历史形成的诸多民族习俗，牧民的生活方式不会轻易转变，若依靠强制措施转变牧民生活方式，其结果只会使牧民对定居产生抵触情绪，诱发消极影响。
　　3.定居点建设问题
　　生产生活要素的相对集中，使定居点成为游牧人口融入现代文明社会的媒介。能否当好这一介质，定居点的建设至关重要，建设规模、档次首先要适度，符合畜牧业发展的特殊要求。要把握好这个“度”，定居点的选址就必须考虑定居点与城市的衔接能力、投资风险、建设成本、收益率、发展潜力、传统民族习俗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鼓励牧民积极参与定居点规划，充分考虑民意，对相关问题未雨绸缪。然而，目前，定居点建设存在着定居点数量多、质量差等问题，一些建设较早的定居点已经出现设施老化的问题，而新定居点仍处于建设和完善当中。此外，居所之间尤如农区，没有空间，庭院狭小，牲畜进出不便。并且定居选址大都在地势平坦处，因没有挡风屏障，畜牧业发展也受到阻碍。
　　4.牧区社会贫富差距显性化
　　定居前，牧民处于居无定所的游牧散居状态，社会交流少，牧户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层次相似，现实的收入差距不会给牧民带来巨大的心理落差。但是受制于各种因素，定居工程并不能让所有愿意入住定居点的牧民都能如愿以偿。一般来说，甘南每套定居住房的费用由国家、地方、个人三方分担，国家和地方政府承担总费用的62.5％，个人承担37.5％，对收入水平较低、增收渠道单一的牧民而言，这是一笔不菲的支出。经济状况良好的牧户人住定居点，低收入户则被阻挡在外，这样，在牧区社会中以定居点为界形成贫富两个阶层，使原本隐性的社会差距快速显性化(高新才等，2007)。定居点内牧民生活品质的大幅提升，更会加大未人住定居点的游牧人口的心理落差，这对牧区社会安定和可持续发展会产生消极影响。
　　5.后续保障问题
　　作为影响牧区发展的长久大计，游牧人口定居并不是一个短期工程，它必须依靠社会各界的长期努力。甘南地广人稀，牧民四处游牧的现状尚未根本改变，即使定居也相当分散，这必然会加大定居点各种基础设施等的供给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定居工程只有依靠持续和强有力的后续保障，才能不断扩大工程的实施范围，提高工程的建设质量，这也是游牧人口定居项目实施过程中必须加以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
　　此外，还必须对生产组织重新调整、资源利用方式、信息获得、寺院经济、草地利用、定居点留守儿童和老人等问题给予充分关注，否则，甘南游牧人口定居工程将难以纵深化，甚至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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