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贞观政要》如何“同情之理解”？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本刊编辑部

　　《贞观政要》是史书。读史书，如何理解是一大难题。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同情之理解”，不失为可取的方法之一。他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说白了，就是站在当时人的立场，以当时人的思路，还原当时的社会场景，理解当时人的真实意图。
　　中国史学一直有着“资治”传统，《贞观政要》则更是直接为政治而编，这种帝王读本性质，正是理解《贞观政要》的关键。吴兢是史学家，而且有良史的声誉，所以，他收录的材料基本上是可信的，从相关考据看，《贞观政要》同正史记载的差异，是一种古人无法做到精确的细节差异。本文前面对“贞观之治”提出疑问，并不是对《贞观政要》一书提出疑问。况且，即便是正面歌颂贞观君臣，这本书也写出了太宗执政前后期的变化。
　　对于如何使用权术，唐太宗还是有着足够警惕的。纵囚一事，虽然遭到欧阳修等人揭开老底，但我们宁可认为那是贞观前期太宗急于求治的一种尝试。就在纵囚后第二年，太宗就开始强调，绝不能轻易赦罪。“凡赦宥之恩，惟及不轨之辈。”“夫谋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有天下以来，绝不放赦。”（《论赦令》）毋宁说，这一表白，是不再搞纵囚之类小动作的声明。至于临终之前为了保证儿子的天下安稳，对李勣做出的那点小权术，应当出于两种考虑：一方面，对李勣而言是一种考验，如果李勣连这点都看不透，那就不值得顾命；另一方面，对李治而言是一种市恩，尽管这种恩德来源于皇权的“强卖”，但这正是新君即位时重申权威关系的必要举措。更重要的是，对太宗而言，他的脑海里再没有比传位更重大的事务，所以，采取点权术是必要的。
　　正因为如此，唐太宗偶尔使用权术不算过分。相反，他对权术的副作用是有所警觉的。贞观初，官员百姓个个上书，热闹非凡，有人在上书中提议“去佞臣”。唐太宗就把这位上书人叫来问：“卿知佞者谁耶？”回答说：“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太宗对主管吏部的封德彝说：“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对上书人答复道：“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论诚信》）可见，太宗对权术并不热衷。
　　至于太宗喜欢“做戏”，对于政治家来说倒不见得是坏事。例如，贞观二年闹蝗灾，太宗视察田间大骂蝗虫：“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直接吞食蝗虫，以表达对灾害的心情。这种做戏，正是政治家的必要素质（《务农》）。
　　但是，读《贞观政要》，总会觉得缺乏“思想性”。不要说同先秦儒家的思想原典比，就是同汉儒的反复论证比，《贞观政要》似乎没有多少深邃的道理。这正好可以作为该书性质的佐证。儒家思想在先秦发育起来，到汉代进入朝堂，却一直处在理论层面，所以产生了知与行的分离，起码在知识层面和操作层面不大协调。所以汉代的治国之道才会“以霸王道杂之”。在这一意义上，《贞观政要》完成了儒家治国理论由学术向实务的转化。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政务高层的培训教材，那么可以说，正是《贞观政要》开始了一个很重要的尝试，即以儒家治国的操作手册，洗刷着管理思想中的戾气。
　　当然，《贞观政要》对儒家管理思想的操作性总结，不见得完全符合唐初情况。李世民不仅信奉儒家，他还信奉道家，从魏晋以来，佛教也在管理中有着重大影响。而这种实践推动下的思想整合，在唐代并未实现，到了宋代理学才出现了新的气象。所以，《贞观政要》从操作手册出发，过多偏于外王，而内圣远远不足。后人往往以此认为，唐太宗的正心修身之道存在欠缺，这正好说明当时重在操作。作为汉魏和两宋之间的一种应用型过渡，《贞观政要》自有其本身的价值。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495257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