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念透视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长子中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产业工人的一部分，是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目前，随着老一代农民工“解甲归田”，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1亿多新生代农民工正“喷涌而出”――新在年轻、新在没有务农经历、新在对城市生活更强烈的憧憬和向往，新在更少的家庭负担。他们年龄大都在18～25岁之间，已是务工人员的主流……受社会历史、生活环境、教育状况以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在价值观念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分析他们的价值观，有助于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对解决农民工问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保持整个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之积极表现
　　
　　社会转型对于中国社会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中国的乡村同样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体现在农村的经济发展与繁荣，更体现在农村劳动力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社会一个逐渐庞大的特殊群体，他们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近乎“夹缝”中的价值取向。
　　
　　(一)消费意识增强
　　老一代农民工大都节衣缩食、拼命挣钱。“打工挣票子。回家盖房子，娶妻生孩子，过上好日子”。求富、思变的迫切心情支持着他们辛勤劳动、任劳任怨。
　　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则从小到大衣食无忧，衣着光鲜，发式时尚，手机新潮，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他们讲究的是“心随我动，率性(彰显)自我”。消费意识显著增强，并以此向世人社会展示自我的能力和价值。他们崇尚的是能挣会花，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钱回家盖房娶媳妇。他们会把资金用在自以为最有品味、最有质量的消费上。
　　
　　(二)权利意识增强
　　老一代农民工从乡土社会来到城市社会，由于其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缺乏法律观念，权利意识自然大大下降。并且这种下降还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农民工背井离乡为的是更好地养家糊口，在城市的歧视中“忍辱负重”继续工作，因为他们怕失去来之不易的工作，所以视就业保障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或培训权、利益表达权等为“身外之物”，在都市生活中处于“失语”地位。
　　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动机是寻求个人发展，并不像父兄辈为了解决自身和家庭温饱问题。他们是“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这种工厂，傻瓜才去!”他们要求在受教育权、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上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他们希望在法律援助、法律服务、舆论支持等方面得到有关部门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也希望通过公开查处一批危害青年权益的典型案件，进一步优化农民工青年成长的社会环境。他们已经提出了诸如不得拖欠、克扣工资，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缩短工作时间等要求。如果基本权利得不到尊重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用脚投票”，“几乎没有人会忍气吞声”。他们动不动就会拿出法律和黑心老板“叫板”，他们这样做不只是为了钱，很大程度上是在告诉人们要懂得尊重他们。
　　
　　(三)自我发展意识增强
　　生于上世纪80年代，意味着出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贴在“80后”身上的那些标签――“自我”“物质化”等对他们同样适用。他们伴着“加快发展市场经济”的口号进了城，他们眼中的城市工作和生活环境，多少会与父辈和兄长们的体验有所差异。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也将谋生、赚钱作为重要目标，但不再把自己当作赚钱工具。他们不仅看重工作的“钱途”，更看中工作的“前途”，也就是所谓的“劳动强度不能太大，工厂环境要好，有利于自身发展”。他们一旦发现所在单位不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发展机会时。会选择主动离开。仅仅提高工资已经吸引不了他们，他们还会要求更多的闲暇时间以及更大的职业发展空间等等。对老板来说，这些新的变化无疑对以往驾轻就熟的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
　　一项调查显示，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有55.6％选择了“出来挣钱”，60年代的占了76.2％，70年代的占34.9％，80年代出生的“以挣钱为目的”的只占18.2％，而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和“在家乡没意思”的人共占到71.4％。他们都带有“闯天下，寻发展”的目的，也想逐渐从打工仔转变为“创业者”。
　　
　　(四)市民化意识增强
　　对大多数老一代农民工来说，到城市务工只是阶段性的。很多人只是把城市当作一个“找钱”的地方，一旦赚了票子、建了房子、娶了妻子，就又回到农村当农民。“虽然西装穿在身，我心依然是农民心”，“梁园虽好非吾乡”，因为他们的“根”在农村。
　　新生代农民工显然没这么恋乡，城里的行为规范、科学技术、信息传播等每时每刻都在无孔不入地改变和塑造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的“向心力”日益增强。他们皮肤不在黝黑，乡音不在浓重，对城市也没这么“生分”与“客气”，融入城市的愿望更强烈，且在潜意识里想“抛弃”农村。他们的理想很清晰：有城市户口，有房子，有养老金，将来孩子能进城里的学校读书。调查显示，尽管目前城市的管理、服务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但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愿在城市留下来，27.4％的希望一直留在城市参与城市建设和分享城市发展成果。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城市为坐标，更渴望以智力而不是体力在城市生存。并且由于素质相对较高，提升了思想道德、文明礼仪水准，通过学校教育懂得了“先做人后做工”的道理，做到了“把住自己的嘴，不说脏话，不随地吐痰；把住自己的手，不乱扔垃圾，不做违规事；把住自己的腿，不乱穿马路”。他们渴望得到城市的认可，渴望“市民”的身份认同及社会融合。可见尽管城市社会对于农民工“经济接纳、社会拒入”，但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因制度性障碍和城市社会的“拒入”而放弃市民化意愿，相反，他们积极地表现出自身的主观诉求，以期早日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员。
　　
　　(五)组织化程度提高
　　老一代农民工由于法律意识淡薄，文化素质低，所以缺乏组织性，比较涣散，这样使其无正式的社会组织依靠。当其权益缺损后，由于得不到社会组织内部资源的保护和支持，他们不知道找谁，不知道去哪里解决，他们只能依靠建立在初级群体网络基础上的血缘、地缘或业缘的乡土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但实际上。这种乡土组织的力量对于他们的困境来说是非常弱小的。
　　就人的社会属性来讲，权利主张是一种自觉的意识，但要转化为有组织的行动既需要途径与手段，更需要组织化能力。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自

我、个性的形成，他们淡化了村落社会的亲缘、地缘关系，他们不畏“强权”，组织了争取农民工利益而与厂家谈判的工会等组织，改变了不对等、不对称和不和谐的局面，也增强了他们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更好地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更为重要的一点，作为农民工利益的“代言人”，农民工自身组织可以发挥交流平台，建立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联系，形成行之有效的利益诉求机制。
　　
　　(六)培训、学习意识更强
　　老一代农民工进行的是一种地理上的“迁移流动”，主要目的是赚钱：新生代农民工所进行的则是一种“社会流动”，追求的是身份、地位和文化的提升，而学习并拥有技能就成了向上流动的“阶梯”。
　　新生代农民工年富力强，大部分是初中或高中文化程度，求职的预期和移居城镇的愿望比老一代农民工要高得多，他们不再眷恋土地和技术含量低的纯体力活。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和学习新技术。同时在市场竞争和强烈求富欲望的双重压力下，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文化和技能的愿望都十分迫切。他们逐渐意识到“竞争主要依靠知识、技术和知识和智力远比体力劳动力价值昂贵”。他们从老一代农民工的“有工就打、有活就干”向“学技术、重发展”转变。许多新生代利用休息时间学习外语、会计、电脑等课程。其中许多人由于努力而成为工厂流水线的管理者和公司的中层“白领”，他们不满足于永远在流水线上干。掌握真实本领，不断地充实自我完善自身才是新生代追求的真正目标。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目前最迫切需要了解的知识主要是专业技能知识(69.7％)、法律知识(54.7％)和文化知识(47.8％)。内动力是“非农就业”目标，期望学习能带来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变化。
　　
　　二、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之消极表现
　　
　　价值自身就是一个充满时效性的概念。相对稳定、绝对多变。时代变了，价值观必然发生变化，呈现其充分展开的历史丰富性。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青年在价值观问题上的趋近趋同倾向，反映了我国的现代化正在稳步推进。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正朝着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健康发展。然而在进步的同时，也不可忽视一些负面价值观的影响。
　　
　　(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厌农”“弃农”思想严重
　　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多数响应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号召，他们在家里都是惟一的“宝贝疙瘩”。尽管在户口本上他们仍是农民身份，但其中相当多的人从来没有接触过农业生产劳动，甚至连自己家里有几块田都搞不清。他们对土地的依赖性或者说“亲和力”越来越淡，并且由于种地收入低甚至不赚钱，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着农民不爱地，农民不爱农，“轻农、厌农、弃农”意识。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父母兄长所从事的农业劳动是没有前途的劳作，认为卖不脱的粮食亵渎了农民的劳动。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即使偶尔下地劳作，“劳动的姿势实在不美。像一个城市女人倒垃圾”。因此，脱离农村、放弃农业生产劳动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夙愿。尤其在东部“宁要成里一张床，不要村里一套房”的思想尤甚，如上海农村有些青年进企业、进城市打工的目的并非看中钱，而是不愿种田当农民，至于挣多挣少那是另外一回事，多挣多花。少挣少花，要紧的是摘掉头上那顶农民帽子。
　　
　　(二)吃苦耐劳精神日益缺乏
　　老一代农民工总是老老实实呆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如今新生代农民工即使从事此类的工作，也常常会因为工作时间太长、劳动强度太大而频繁跳槽。
　　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以后与城里孩子一样，父母“一勺一勺将日子中的甜放进他嘴里”，从进校门到出校门，很少正式干过农活，对于长时间在生产线上进行单调枯燥的重复手工操作，他们既缺乏思想准备。也缺乏身体耐受力。有关专家表示，农村脱贫致富导致新生代民工经济比较宽裕，同时求职就业的迫切性也相应的减弱。80年代农村孩子出来打工前，父母会吩咐他们“好好干，不要怕苦怕累”，现在父母则吩咐子女“不好干就回来，家里不缺你那点钱”。由此导致“娇子农民工”对企业“爱如潮水”，来得也快，去的也快。而且因为劳动技能差，技术工种干不了，体力工种又不愿意干。吃苦耐劳精神较老一代农民工差很远。
　　
　　(三)亲情意识较为淡漠
　　“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常回家看看”相比，经历城市洗礼之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再看重传统的乡村家族。他们对人情面子、亲缘、地缘等关系已相当淡漠，三姑六亲之间的走动也日趋减少，他们通常也会在春节时回家一趟，但那仅仅是“礼节性的仪式”。借春节看望父母，尽所谓儿女的责任和义务。但回家的重要性在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心中下降。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对农业活动则缺乏浓厚的感情和兴趣。他们更倾向于改变现状，留在城市。此时的家庭于他们而言，似乎已失去了“落叶归根”的功能，更像一个容纳子女遇到困难时暂时停留的港湾，并提供给外出者必要有利的社会关系。
　　
　　(四)家庭责任意识差
　　既然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的目的不是为了养家糊口，那么他们的家庭意识显然要差。同时他们自身也并不认同自己具有照顾家庭的义务。如有些青年只顾自己潇洒，家庭责任意识差，在某些农村家庭出现“养个儿子不挑担，养个女儿不烧饭。娶个媳妇吃饭还要喊”的奇怪现象。在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中80％的收入被自己花掉了，其中有超过10％的收入花在了文化娱乐和电话费上，只有不到20％的收入可能寄回家。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所以只能选择放弃。但也不会回到农村去。留在城市“晃荡”，对家庭甚至对自己缺乏起码的责任感，成为名副其实的“啃老族”。同时有父母“兜着”，总觉得有免费的午餐可供自己挥霍享受，时间久了，造成他们不思进取，好逸恶劳，赡养父母的意识更会淡化，严重的还会钝化自身的生存嗅觉，使自己的就业和自立机会减少……极有可能成为扶不起来的“阿斗”。
　　
　　(五)敬业精神差
　　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50年代的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这其中，近一半的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和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17％的人提出，“自己不喜欢那个工作”或者只是“想换个环境”。按理说。现在的打工条件比20年前好多了，可新生代打工者无法体会老一代打工者的那种工作条件和生存背景。新生代农民工以独生子女为主，他们从小就被父母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这种期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就业意愿，即只希望找那些社会

地位高、条件好、工资高的工作。加之有父母做其强大后盾，生活压力小了很多，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跳槽，主动选择自己想要的工作环境。当然。新生代农工跳槽频繁，跟他们自身缺少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精神的浮躁心态也不无关系。新生代农民工中的许多成员都是在家庭的溺爱中长大，其性格方面表现为独立性差、团结协作和宽容性不足，承受困难和挫折的能力很低，不能踏踏实实地干活，一有不顺心的事儿，就闹别扭，提要求，甚至辞职。给已经遭遇原材料涨价、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等苦恼的用工单位带来了新的困扰。同时过于频繁地跳槽，使得他们对每个行业、岗位只能作蜻蜓点水式的了解。每一项职业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学徒期”的水平。如此周而复始，也形成恶性循环。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他们很难融入城市并且体面地生存。
　　
　　(六)道德在一定程度上迷失
　　不同与老一代农民工的纯朴、诚实、节俭、自省。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了艰苦朴素，一个个衣着神态“酷”味十足、斯文白净、时尚靓丽。离开了亲人朋友，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他们自我控制能力和道德规范的约束力都在下降，最容易在放任自由的状态中迷失自己。在城市二元结构框架里生存的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同程度地失去了本该拥有的朴实、正直、诚实等优点，代之而来的却是自私、物化、放纵等不良道德取向，一些打工男青年不思进取、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有的甚至赌博、吸毒，为满足贪欲而走上了犯罪道路。一些打工女青年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羡慕灯红酒绿，贪图不劳而获，在摆脱父母、亲友的道德约束后，有的甘心做别人的“二奶”，有的则“减掉内心、土语、大部分身体，在永远没有白昼的地方，只用残余的左手、右手、腰部，暂时生活在一个个陌生男人的触觉中”。
　　
　　(七)追求享乐消费盲目
　　老一代农民工基于生存的需要，量力而为，精打细算，新生代农民工则是铺张浪费占了勤俭节约的上风，广东省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收支状况有一个显著特点：十分注重满足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包括友谊、尊严、社会认同)的需求和欲望，个人消费支出快速增加，对耐用消费品、奢侈品的要求不亚于成里人。“下馆子、光顾网吧、迪厅、酒吧、溜冰场、泡KTV、看电影”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不少人是“月光族”。他们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72.9％，绝大多数人的通信方式都很现代化。尤其是没有结婚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模仿能力是惊人的，染上了吃喝玩乐、游手好闲的不良习惯。如在外见过“世面”的他们有不顾实际、盲目追求潮流、盲目攀比的倾向：抽烟、喝酒、泡吧、上娱乐场所找乐子；富裕起来的他们会在喜事上攀比，大办彩礼、酒席等等。并且他们中的某些人也需要对“未婚同居”或“婚后同居”付出经济上的代价。由于他们的独立性更强，这使得他们在经济上向父母索取的同时，又可能独立地去实现自己的追求。当囊中羞涩，父母不能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时，他们便有可能自行其是很容易产生违法的动机。
　　
　　(八)功利倾向明显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功利性很强。比如：虽然挣钱并不是他们外出打工的唯一目的，但在工资透明度极高的情况下，他们存在着这山望见那山高的思想。在交际方面，功利倾向明显，爱结交认为对自己有帮助的人。同时作为户籍仍在农村的人，一方面他们对自己享受的权利烂熟于心，对自己应尽的义务知之甚少，对集体、企业、工厂与自己无干的事充耳不闻，不出义务工、不主动纳税等。一些从事商业活动的新生代农民工。经商过程中缺乏诚实守信的道德观念，大到不严格履行经济合同、做假账、偷税漏税，小到偷工减料、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短斤少两等等，特别是制假、售假案件的频频发生，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而在消费欲望、物质享受、两性交往方面等的强烈刺激下，是否能经受这种强有力的诱惑，而继续遵循传统文化价值所指引的方向，对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九)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城市的冷漠症”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抱着发展的目的来到城市，希望通过进入城市打工离开穷苦的农村，变成真正的城里人，从而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普遍有强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种流动并没有明显改善他们的境遇。他们渴望融入现代城市文明却遭到了城里人的种种歧视。迷茫、彷徨、愤慨、无助、仇视、向往等多种思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青春期复杂的人格和思维状态。这种感受极易促使他们的心态发生变化，对城市产生出一种复杂的城市过客心理，并对城市社会采取一种冷漠的态度：强烈的被排斥感加剧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焦虑心理，促使他们更加自卑和敏感，甚至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以及仇视社会的心态。这种心理状况如果不能正确、及时地加以引导，势必会将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置于社会正常秩序与制度之外，给社会安全带来巨大隐患。
　　
　　三、理性的思考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是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流，“新生代农民工”几乎“一切都是新的”：新的供需矛盾，新的权益维护，新的用工需求……
　　按照社会学家丹尼尔伦纳(Daniel Lemer)的定义，“过渡人”是站在“传统一现代的连续体”上的人，是指处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中间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混合着新旧两种物质。有着双重价值系统的人们。他们同时兼有传统人和现代人的某些心理文化素质和性格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夹在中间的一代”，他们的价值观在传统与现代的主导价值体系下“左右挣扎”――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正面与反面的相互交织及相互矛盾，关心与冷漠相容。希望与困惑并存，进取与彷徨相伴。认同与失落交错多重心态相聚。从总体上看，改革、进取、创新、务实是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变化的主流，传统的价值观虽已“寞落”但仍具影响，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功利、实用倾向也没有完全避免功利主义和庸俗实用主义的消极作用。他们人格的独立与依附心理，追求物质上的满足与精神的失落，整个城市的活力增强、节奏感加快的同时与城市对他们的排斥感和失落感上升。他们怀着抱负和理想，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但这却使他们不知所措。
　　他们彷徨于“农民”和“工人”的身份之间，彷徨于城市化和农村的生存方式之间，彷徨于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观之间……农村不是他们的梦想，城市却不能完全接纳他们，他们也因此成了城市里的边缘人，成为“浪迹的根”。“外面的世界确实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又实在太无奈”。而农民工是否真正完成了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换。不仅仅只是他们的职业身份的转变和居住空间的转移，更需要他们的思想价值观念、社会文化发生转换。
　　因此，我们要准确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运行轨迹，要在科学定位的基础上去引导、规范、重塑他们的价值观，使其自觉摒弃、清除思想观念中的负面因素，铸就一种符合时代发展和改革精神的价值观念。使他们顺利地实现城市化和非农化的转移，促进全社会健康、稳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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