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自大 接纳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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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人的心智》（《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弗兰兹・博厄斯（BOAS）著，这部写于大约一百年前的经典，至今仍闪耀智慧的光芒。
　　在博厄斯所处的时代，不少欧洲人认为白种人血统高贵，天生聪明，并为此洋洋自得。美国优生学研究领军人物达文波特声称：罪犯、娼妓、流浪汉等有缺欠的个体，甚至低能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在遥远的过去，文明人的先祖因为基因突变有能力控制更为原始的反社会冲动，所以文明得以发展。他据此主张通过“更好的婚配”研究“真正的人类种族改良”。
　　谁说希特勒的雅利安人高贵，因而理应有更大的生存空间的说法，只是政治野心家的臆想？
　　当年的优生学号称是能避免人类大毁灭的唯一途径。现实却是，它成了屠杀其他民族、灭绝他种文化的帮凶。这种优生学在当年风头强劲，称霸一时。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关键时刻，博厄斯挺身而出。博厄斯出生于德国的威斯特法利亚，是犹太人，他的父母很开明，热爱自由，反对教条。在这样的家庭里，博厄斯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他反对反犹主义，拒绝皈依基督教，但也不把自己认同为犹太人。这样的经历和性格，给了他挑战种族思想的见识和勇气。通过激烈的学术论辩，他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现代人类学因他而奠基；他也带出了研究人类学的队伍，包括米德、本尼迪克特在内的众多人类学高手都出自他的门下。
　　在《原始人的心智》这本书中，作者结合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四大学科进行综合研究，由此奠定了人类学的四个分支学科。作者通过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批驳了种族偏见，通过考古学鉴别历史维度的各种观点。作者把着力点放在文化人类学上，以期不带偏见地寻找现代人与原始人的异同，以原始人为参照，返观文明人的文化。
　　全书以对种族偏见的论辩开头。他先列出两个假设作靶子，这两个假设是：成就主要决定于非凡的智能；欧洲人种――更露骨点说是高鼻梁、蓝眼睛、高个子的北欧人――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最高程度。
　　作者承认，从统计上讲，欧洲人的确脑袋平均偏大，但并不是所有智力超常的人都脑袋大，相反，有的人的脑袋出奇的小，要看大脑的生物形态，不能光比脑袋大小。他也承认，欧洲人的长相在很多方面与动物相差最远，但他同时指出，欧洲人胳膊长、汗毛重，如果按上述偏见推断，倒是智力低下的特征。可见，身体特征上的差异与智能没多大关联。
　　作者的结论是：在种族文明化进程中，历史事件的作用远比种族智能显著。各种族在文明上取得的成就不能作为判断种族才智高下的依据。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结果都不支持上述观点。换句话说：白人在人类文明中的重大贡献，是历史的产物，绝不是源于人种的高贵。文化发展阶段本质上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现象，与人种无关。
　　外部环境对人的身体特征的变迁有没有影响、有什么影响、影响多大？类比于家培动物的变化，作者指出：营养的改变、生活方式的影响、有意识地选择和杂交是三大重要因素。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影响作用更大。也就是说，人类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自身驯化，对人类的身体结构和生理功能产生了重要影响。原始人和文明人的区别来自人类因环境作出的主动调适。
　　对于遗传的影响，作者指出：在某一人种内部，身体结构特别是大脑结构千差万别，个人性情因此有很大不同。与种族内部人与人的差异相比，不同种族间的差异总的来说很小。
　　那么，原始人与文明人有没有不同呢？有。“在原始社会中，人们作出的结论缺乏逻辑联系，以及不能控制自己的意志，看来是其基本特征的两种表现。形成意见时，信仰取代了逻辑验证。意见具有浓重的情感价值，从而能很快付诸行动。人的意志看起来很不可靠，容易屈从于强烈的情感并在平凡琐事上表现得很固执”。
　　但是，原始人与文明人的差别在很多情况下都只是表面的，而非真正的差别。他们与文明人的基本智力特征是相同的。在当前人类的所有种族中，不管有些种族与我们比较起来多么原始，大脑的能力是进化得相当完善的。
　　作者还批驳了原始人对冲动的抑制不够，注意力不强，创造力不高的说法。
　　原始文化如何演变到现代文化呢？回答是：“人们逐步消除可被称之为感官印象和行为的社会联想，并逐步以理智联想取代之。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人们守旧性的减少。”
　　至此，全书充分论证了作者的主张：“决定人类行为习惯的不是遗传因素，而是文化因素。人类行为和信仰所反映的不是他与生俱来的智慧，而是他所生活的文化系统。”
　　博厄斯认为，文化是在各组人群的历史的互动中发展起来的，是理念不断扩散的过程，因此，不存在向更高的文化形式演进的过程，这就否定了西方文化处于最高文化形式的霸道说法。博厄斯还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文化没有高低、好坏、对错之分，世上的人通过各自的文化审视这个世界，根据自己的文化获得范式评价这个世界。博厄斯认为，人类学的目的就是理解文化规范人类的方式，理解人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并与世界发生互动。
　　那么，作者研究人类学、写作这本书、提出上述主张的目的何在？在全书收尾处，作者给出了答案：要“使我们更能容忍与我们自己的文明不同的文明形式，我们应学习对异族人种有更强烈的同情心，我们应坚信他们也有能力推进人类的利益，正像他们在过去以各种方式对文化进程作出贡献一样，只要我们愿意给他们同等的机会。”
　　多么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平等意识啊！
　　作者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我们转而思考人的思想中的种族和社会特征时，我们会发现自己面临一个特殊的难题，在我们思考所有问题时，我们都受自己所处社会环境的制约，但在世界所有民族中，人类大脑活动所展示的形式具有无限的多样性，为了清楚地理解这种多样性的形式，一个人必须努力排除所有产生于那个特定社会环境的见解和情感。他必须尽量使自己的头脑适应他所研究的那个民族的思维，他的偏见构成了他生活在其中的文明的那些观念的基础，从这种偏见中解脱的越彻底，他就越能更好地解释人类的信念与行为。”
　　要想获得真知，首先要改造自己，反思既有的思维，摆脱不易觉察的不当观念，排除成见，尊重他者。说得多好啊！
　　博厄斯的理论不仅可用于中外关系这样的大问题上，也可以用于家庭教育这种身边小事上。博厄斯指出：我们通常认为遗传造成的很多不显眼的特征，是5岁之前与周围人共同生活时受其影响所形成的。有的家长把孩子的特性完全归于遗传，这样，家长的责任倒是可以开脱了，可是，由此可能导致的对最佳教育期的忽略其危害却是很大的。
　　当然，博厄斯的理论并不完美。他强调环境、文化、教育、自我完善固然不错，但在论辩时断然否定遗传的作用，这就有些过了。遗传学研究让我们了解更多基因在人类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博厄斯在这方面有点看走眼了。或许是因为对外部环境、后天因素、个人努力的关注，使博厄斯束缚于自己没能觉察的偏见呢？（作者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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