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慈善捐赠、可见性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2014—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考察企业不同成长阶段慈善捐赠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可见性在该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成长期企业，慈善捐赠会正向促进企业财务绩效，但是企业可见性在该过程中起着干扰型交互作用;成熟期企业，慈善捐赠也会正向促进企业财务绩效，且企业可见性在此过程中起着增强型交互作用;衰退期企业，慈善捐赠则负向影响绩效，可见性在该过程中无显著的调节作用。因此，企业应该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适时地调整慈善捐赠策略。
　　【关键词】 慈善捐赠; 财务绩效; 企业生命周期; 企业可见性
　　【中图分类号】 F25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9）09-0072-06
　　一、引言
　　我国在经历了几次大的自然灾难后，不同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引发了学术界和企业界对自然灾害中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企业的慈善捐赠，给不同的企业带来了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果，以2008年汶川地震为例，王老吉捐款一亿元，获得了消费者的一致称赞，当年的产品销售量远远高于前一年;而万科200万元的捐赠却被众多网友指责，公司当年的股价产生了很大的跌幅。同样的社会背景、同样的捐赠行为，却招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企业究竟应该如何正确筹划慈善捐赠活动？Lev[1]、卢正文等[2]指出企业慈善捐赠金额和企业绩效是正相关关系，即企业进行慈善捐赠活动，会正向促进企业财务绩效;Schuler[3]、Muller[4]等则发现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有负面影响;还有一些研究发现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并非线性关系。Selfert[5]等运用《财富》杂志中1 000家企业作为样本，实证发现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Wang et al.[6]利用817家美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表明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
　　究其原因，不同的情景背景和不同的调节变量显著影响着两者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大多是从外部环境的影响出发，探讨了制度环境以及整体环境对两者的影响，或者从企业内部视角出发，研究企业的股权结构、治理结构对二者关系的调节影响。基于此，本文应用2014—2016年中国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出发，在“慈善捐赠—企业绩效”关系中引入企业可见性作为调节变量，探讨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企业可见性”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的创新在于：（1）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分组研究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慈善捐赠对财务绩效的影响;（2）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研究企业可见性对企业慈善捐赠与财务绩效两者关系的影响;（3）将生命周期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结合，从整合的视角分析，探究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其可见性对两者关系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
　　王端旭等[7]提出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动机会随着企业生命周期变化。薛园[8]将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以及衰退期四个阶段，运用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慈善捐赠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不同。Barnett[9]认为，一个企业能够从利益相关者获利的多少，取决于该企业在各利益相关者中的影响地位。基于组织学习理论[10]，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能力以及知识积累都不尽相同，相较于成熟企业，成长期企业创立时间短，在利益相关者中的影响地位低，从而会制约企业从利益相关者获利。因此，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不同，慈善捐赠引起的相关利益者的反应也不尽相同，从中获得的利益更会有差别。于林筠[11]提出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能够在我国上市的企业一般已具有一定规模，即度过了初创期，最终将企业的生命周期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三个阶段。本文借鉴该理论，同样将样本企业划分成这三个阶段。
　　成长期，企业的市场份额扩大，财务绩效处于递增阶段。经过初创期的积累，企业的经济实力和管理能力增强，开始关注其社会责任的履行。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企业进行慈善捐赠，会给相关利益者释放一些信息。投资者会认为企业财务绩效很好，会更倾向于该类企业的投资，减轻了企业的融资压力。政府也会给予该类企业更多的政策关注，比如税收优惠。钱丽华等[12]通过实证提出企业的发展阶段在慈善捐赠与财务绩效关系之间起着一定的调节作用，且成熟期企业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强于成长期企业。企业经过初创期和成长期的积累进入成熟期，可支配资金扩大，会进一步履行其社会责任。Friedman[13]提出衰退期的企业积极参与慈善捐赠，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因此该阶段的企业要谨慎进行慈善抉择，否则会给企业财务带来压力。该阶段企业负债上升，资金严重短缺。这一阶段的企业如果进行慈善捐赠，会占用企业用来战略调整的资金，给企业运营活动造成负担。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假设3。
　　H1：在成长期，企业慈善捐赠与企业财务绩效正相关;
　　H2：在成熟期，企业慈善捐赠与企业财务绩效正相关;
　　H3：在衰退期，企业慈善捐赠与企业财务绩效负相关。
　　企业可见性是指企业及其行为被外部利益相关者了解的程度，通常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正向反馈相联系，包括来自消费者愿意支付的高额产品价格、投资者和政府的有利评价以及企业对潜在合作伙伴的吸引力。赵蓓等[14]实证表明企业可见度在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中起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企业可见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促进效果越强。慈善捐赠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主要依赖于相关利益者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反应，正面反应越是积极，企业慈善捐赠效果越好。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慈善行为做出积极反应的前提是掌握该公司的基本信息以及相关的慈善捐赠信息。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为正相关关系，企业可见性越高，其促进作用越大。衰退期的企业进行慈善捐赠会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负面消极影响。可见性高的企业在进入衰退期后，經营者还大肆挥霍资金，利益相关者会认为该企业还需要继续为过去的荣誉买单，而不是把资金投入到战略转型上面。基于此，投资者以及供应商对企业的慈善捐赠会做出消极响应，使企业陷入融资更难的窘境。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假设6。 　　H4：在成长期，企业可见性在慈善捐赠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中起着正向调节作用，即企业可见性越强，慈善捐赠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大。
　　H5：在成熟期，企业可见性在慈善捐赠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中起着正向调节作用，即企业可见性越强，慈善捐赠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大。
　　H6：在衰退期，企业可见性在慈善捐赠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中起着正向调节作用，即企业可见性越强，慈善捐赠对财务绩效的抑制作用越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
　　本文选取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4—2016年数据为研究对象，数据主要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本文基于以下四个方面对原始样本进行剔除：（1）剔除金融行业上市企业;（2）剔除ST类企业;（3）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企业;（4）剔除B股、H股交叉上市的企业。经过筛选，共得到2014—2016年样本数据2 106个，其中包括2014年679个样本、2015年724个样本、2016年703个样本。本文使用Excel 2013对上述数据进行剔除和整理，然后利用SPSS 21.0对整理后的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以及多元回归分析。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企业财务绩效（ROA）。本文采用国内学者通常使用的总资产收益率（ROA=利润额/总资产）来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
　　2.自变量：企业慈善捐赠规模（Ln DON）。本文采用前人研究中比较常用的企业慈善捐赠数额取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慈善捐赠规模的大小，没有进行慈善捐赠的企业不进入样本。其中，企业慈善捐赠数据是经由上市公司披露的报表附注“营业外支出”项目中的“对外捐赠”收集而来。
　　3.调节变量：企业可见性（FV）。可见性是企业在利益相关者中的地位和影响力。Wang et al.[15]认为，公司广告强度是衡量公司可见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密集的广告和营销使得公司被众多利益相關者所了解，所以其公司可见性也越强。本文用广告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表示。其中，广告费用数据是经由上市公司披露的报表附注“销售费用”项目中的“广告费用”收集而来。
　　4.控制变量：（1）企业规模（Ln SIZE）。基于规模报酬理论，规模大的企业有规模经济优势，其企业绩效会更好。因此本文将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Ln SIZE）作为度量企业规模的指标。（2）企业资本结构（LEV）。负债经营需要支付利息，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且会带来一定的经营风险。为此，本文设计了以资产负债率（年末总负债/年末总资产）作为企业资本结构来衡量企业市场风险。（3）独立董事比例（DIR）。用独立董事人数比上董事会总人数，作为公司治理能力来衡量企业整体管理水平。（4）企业成长性（GROWTH）。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来表示，成长能力好的企业，未来能够实现的价值比较大，折现后变现为更高的企业价值。（5）年份（YEAR）。不同年份，企业的财务绩效可能随着整体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基于本文选取的样本是2014—2016年的A股上市公司，共三个年份，因此本文设置了两个虚拟变量YEAR1与YEAR2来表征年份，以2014年为参考，其代表含义如表1所示。
　　（三）样本分组
　　少华（2012）比较分析了国内外各种企业生命周期的划分方法，得出现金流组合法更适合我国企业。因此，本文采取Dickinson的现金流组合法，对上市公司样本生命周期进行划分，如表2所示。
　　本文研究在分组时不再考虑少数不属于这三个阶段的样本。在我国样本上市公司中，成长期企业共893家，占42%，成熟期企业共807家，占38%，另外还有19%的公司处在衰退期，共406家。同一家企业在2014—2016年这三年期间有可能处于不同生命周期，也有可能处于同一周期。样本数量并不是企业数，因此本文设计了年份控制变量，一家企业可以有多年的数据，每一个企业每一年的数据为一个样本。
　　（四）回归模型
　　本文中H1—H3探究不同发展阶段企业慈善捐赠对绩效的影响，H4—H6探究企业可见性在该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因此本文的回归模型如下，调节效应是否显著用企业可见性与相对捐赠水平的交乘项来检验。构建交乘项时，用均值中心化法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了处理，以此来降低多重共线性的存在。
　　ROA=β0+β1Ln DON+β2FV+β3Ln DON×FV+β4LEV+β5DIR+
　　β6GROWTH+β7Ln SIZE+β8YEAR+ε  （1）
　　式中，β0为常数项，ε为误差项。本研究重点考察式1中Ln DON的系数β1和二次乘积项FV×Ln DON的系数β3。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3可以看出，成长期样本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以及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统计结果显示，Ln DON的最大值为17.96，最小值为5.338，标准差为2.02，表明企业之间捐赠金额的差距比较大。ROA最大值为0.303，最小值为-0.645，标准差为0.05，表明成长期企业间的绩效水平差距不是很大。FV的平均值为0.01，即广告费用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平均达到1%，说明成长期企业在广告营销方面的投入较多。就变量的相关系数而言，慈善捐赠与绩效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初步验证了H1。此外，所有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最大为0.600，低于0.7的多重共线性极值，所以本研究中的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从表4可以看出，成熟期企业绩效ROA的均值为0.053，高于成长期企业绩效，与预期假设符合，侧面验证了数据的有效性。Ln DON的最大值为19.449，均值为12.679，均高于成长期，说明了成熟期企业随着经营能力的不断提升，慈善捐赠能力与意愿也逐渐增加。FV最大值为0.206，最小值为0，均值为0.013，表明注重广告营销的公司与不注重广告营销或者不太需要广告营销公司之间的广告投入差距较大。从YEAR1及YEAR2可以看出，成熟期的企业，从2014—2016年，企业财务绩效一直持续变差。就变量的相关系数而言，慈善捐赠仍与企业绩效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初步验证了H2，FV以及LEV也与ROA显著相关。另外，成熟期样本各变量之间也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5即为衰退期样本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以及描述性统计分析。从表中可以看出，ROA的平均值为0.031，显著低于成熟期的0.053，说明衰退期企业的财务绩效整体不如成熟期和成长期的好。Ln DON的均值为12.24，低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说明衰退期企业的慈善捐赠能力也大大下降。FV最大值为0.196，均值为0.013，与成熟期企业相差不多，说明衰退期企业在财务陷入窘境的情况下，仍然重视广告的营销作用。就变量的相关系数而言，慈善捐赠与财务绩效显著负相关，初步验证了H3。企业可见性、企业规模与ROA正相关，但关系并不显著，LEV、DIR与ROA显著负相关。此外，衰退期样本各变量之间也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回归结果
　　接下来按照逐层回归的方法，对变量之间的关系分三步进行验证：模型1仅引入控制变量;模型2在此基础上添加自变量（Ln DON）及调节变量（FV）;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增加相对捐赠水平（Ln DON）与企业可见性（FV）的交互项。
　　如表6所示，成长期企业的财务绩效与各个自变量具有显著的线性统计关系。就控制变量而言，处于该阶段的企业，资产负债率（LEV）对企业绩效（ROA）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因为成长阶段的企业出于扩张市场的需求，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过多的负债会让企业因利息支出过多而影响企业绩效。从模型2可以看出，成长期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Ln DON）对企业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影响（β1=0.003，p<0.01），说明成长期的企业通过慈善捐赠提升企业绩效的战略是可行的，H1得到了验证。从模型3中可以看出，企业可见性（FV）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而FV与Ln DON交乘项的系数却显著为负（β3=-0.001，p<0.1），说明成长期企业的可见性越高，慈善捐赠对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弱，与H4相反，推翻了H4。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出于扩张考虑，资金需求量巨大，慈善捐赠所需的资本会对企业扩张所需资本产生挤出效应。知名度高的企业，利益相关者会快速知晓企业的慈善捐赠并及时做出响应，市场上的投资者会认为该企业不务正业，不抓住发展的好时机壮大公司规模，对公司持消极态度。因此如果企业处于成长阶段，且其可见性很高，企业可以将重点放在企业经营上，适度减少慈善捐赠金额。
　　从成熟期三个模型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和F检验结果看出，方程拟合度较好。就控制变量而言，对于成熟期企业，资产负债率和企业规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同成长期一致。公司独董、企业成长性以及年份对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从模型2可以看出，成熟期企业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β1=0.003，p<0.1），H2得到验证。从模型3可以看出，企业可见性（FV）与慈善捐赠（Ln DON）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β3=0.003，p<0.05），表明企业可见性在慈善捐赠与绩效关系中起着增强型交互作用，即企业可见性越高，慈善捐赠对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大，H5得到验证。与成长期相比较，成熟期企业经营水平高，企业流动资金较充分，无需担心慈善捐赠行为对企业发展需要的资金造成挤出效应。因此处于该阶段的企业，知名度越高，利益相关者对其慈善捐赠能力以及慈善行为了解越多，会做出快速积极的响应，对企业绩效的促进效果更大。
　　衰退期企业样本的三个模型均通过了总体线性的显著性检验，可以采用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就控制变量而言，衰退期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仍然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YEAR1和YEAR2的系数均为负，且通过t检验，说明进入衰退期的企业在2014—2016年间的财务绩效没有变好，而是持续变差，这是企业的自身危机与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差的双重因素。从模型2可以看出，衰退期企业慈善捐赠与企业财务绩效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本文H3相符，因为衰退期的企业销售额急剧下降，资金极为短缺还面临巨大的还款压力，这时进行慈善捐赠对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导致企业绩效的降低。而从模型3可以看出，衰退期企业的可见性（FV）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且FV与慈善捐赠（Ln DON）的交乘项为正，即企业可见性越高，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的抑制作用越大，但是該系数没有通过t检验，说明企业可见性在该阶段对慈善捐赠与财务绩效的负相关关系没有起到显著的增强交互作用，其调节作用有待进一步验证，H6没有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如下：（1）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2）衰退期企业，慈善捐赠却对企业绩效有着显著的负影响。（3）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企业可见性在慈善捐赠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中起着不同的调节作用。企业可见性在企业成长期阶段起着干扰型交互作用，却在企业成熟期阶段起着增强型交互作用，衰退期阶段无显著调节作用。这一研究结论是在钱丽华等人研究基础上的深入，他们只验证了企业可见性在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关系中起着正向调节作用，却未对样本企业分类讨论，从而使得结果应用有一定的局限性。
　　建议：（1）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应该进行慈善捐赠。因为企业可以通过慈善捐赠，切实地提高企业价值。（2）衰退期企业应该少量或者完全不进行慈善捐赠。因为这个阶段企业责任的履行会使企业“雪上加霜”，对企业价值造成负面影响。（3）不同阶段、不同程度可见性的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应该有所差异。处于成长阶段的企业，如果其可见性也比较高，则应该谨慎对待慈善捐赠，需将工作重心放在企业扩大经营上。而处于成熟阶段的企业，如果其可见性比较高，则企业应该积极进行慈善捐赠。衰退期阶段的企业，无论企业可见性是高还是低，都应该谨慎进行慈善捐赠，少量数额投入或者不进行都是明智的行为。
　　【参考文献】
　　[1] LEV B，PETROVITS C，RADHAKRISHNAN S.Is doing good for you？how corporate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enhance revenue growth[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0，31（3）：182-200. 　　[2] 卢正文.企业慈善与经营绩效内在机理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7（9）：97-107.
　　[3] SCHULER D，CORDING M.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 behavioral for consumer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6，31（3）：540-558.
　　[4] MULLER A，KRAUSSL R.Do Markets love misery？ Stock prices and corporate philanthropic disaster response[J].Center for Financial Studies，2008（10）：1-39.
　　[5] SELFERT B，MORRIS S A，BARTKUS B R.Having，giving and getting：slack resources，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d firm financial performance[J].Business Society，2004，43（2）：135-161.
　　[6] WANG H，CHOI J，LI J.Too little or too much？ Untang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d firm financial performance[J].Organization Science，2008，19（1）：142-159.
　　[7] 王端旭，潘奇.企业慈善捐赠带来价值回报吗——以利益相关者满足程度为调节变量的上市公司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1（7）：118-128.
　　[8] 薛园.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下的慈善捐赠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D].青岛：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9] BARNETT M L.Stakeholder influence capacity and the variability of financial returns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7，32（3）：794-816.
　　[10] AMIT R.Cost leadership strategy and experience curv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86，7（3）：281-292.
　　[11] 于林筠.生命周期視角下企业慈善捐赠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12] 钱丽华，刘春林，丁慧.基于企业财务绩效视角的企业从事慈善活动研究[J].管理学报，2015（4）：602-608.
　　[13] FRIEDMAN M.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J].New York Times Magazine，1970，33（9）：67-72.
　　[14] 赵蓓，吴芳，张岩.企业可见度、社会责任与绩效[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20-29.
　　[15] WANG H，QIAN C.Corporate pholanthropy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the roles of stakeholder response and political acces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1，54（6）：1159-1181.
　　[16] MULLER A R，et al.Do markets love misery stock prices and corporate philanthropic disaster response[Z].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ual Metting Proceeding，2008.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3/view-1477700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