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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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梳理和归纳了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本成果，为后续研究做铺垫。优化税制结构是我国目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系统性地梳理现有研究成果有助于弄清楚如何用好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增长后劲，从而抓住我国在全球新一轮产业变革中的机遇。
　　关键词：税制结构;经济增长
　　一、 引言
　　 税收在一个经济体中的功能是多元化的，除了满足政府必要的财政支出，同时还兼具收入和资源再分配、稳定经济波动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等功能。政府通过设计特定的税制结构，从而以最效率的方式达成合意的财政政策目标，并且可以减轻税收对市场的扭曲、减少征税成本以及激发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等（Stoilova，2017）。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面对以特朗普减税政策为代表的全球税收竞争的冲击，税制结构对于吸引投资和人力资本以及促进技术创新等作用被进一步放大。另一方面，随着例如医疗、教育等民生支出的增加以及新一轮减税降负政策的實行，我国面临“降低税负、保障财政支出水平、控制地方债务”的财政不可能三角（郑新业，张力，2017），迫使我国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寻求新的税种如碳税、房产税、环境税等以及逐步提升直接税比重等，以应对新的挑战。近年来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旨在梳理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文献，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二、 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梳理
　　 税制结构指的是一套规则、法规和程序，具体定义了：（1）何种事件或状态会引起纳税义务，即决定了税基和税率（斯莱姆罗德，吉里泽尔，2019）;（2）构成税制的各税种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分布状况及相互之间的比重关系，即主体税种的选择和辅助税种的组合;（3）税收征收的规则以及不履行纳税义务的处罚措施以及;（4）税负水平。根据岳树民、李建清（2007）的观点，税制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税种构造、税种结构和税系结构。韩彬等（2019）将税制结构分为：税系结构，即宏观税制结构;税类结构，即中观税制结构以及税种结构，即微观税制结构。税制结构的类型取决于其选择的主体税种，一般可分为：（1）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2）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以及（3）所得税和流转税双主体税制结构。
　　 关于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现有研究主要依靠于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框架，具体可分为索洛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索洛增长模型（Solow，1956）建立在包含资本和劳动两种投入要素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上，并假设规模报酬不变，这意味着资本和劳动两种投入的边际生产率是递减的。因此，虽然经济增长依靠于资本的积累，但是如果外生因素没有变化，则这个增长过程必将面临其上限。所以，索洛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作为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外生因素。依据索洛模型，税制结构通过：（1）对企业和个人征收资本税，从而改变资本存量;（2）对劳动征税，从而改变劳动力供给这两种方式影响经济产出。由于索洛模型将长期经济增长率归结为外生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所以财税政策只影响经济的产出，并不影响经济长期的增长率（Bujang，Hakim & Ahmad，2013）。
　　 通常，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被视为内生增长模型。Romer（1986）首次提出了带有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模型。Lucas（1988）强调了通过教育获得的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创新使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不会递减，从而将经济增长归因为人力资本的增长。Barro（1990）以及King和Rebelo（1990）拓展了内生增长模型，考察了加入税收系统后经济的产出和效用。他们认为，生产性的政府支出和税收扭曲会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且所得税率每提高10%，GDP增长率会下降2%。Engen和Skinner（1996）提出了税收影响经济增长的五种途径，即税收通过影响：投资、劳动时间、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来影响经济增长。Benos（2009）认为，内生增长模型中的税收分为两类：扭曲性税收和非扭曲性税收，判定标准为是否会对资本积累产生阻碍作用。
　　 与索洛模型不同，内生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将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干中学等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而非外生给定的。所以，财税政策可以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税收不仅影响企业和个人关于储蓄和消费的选择，同时还影响人们选择接受教育时间的长短。Prammer（2011）总结了对劳动征税对居民决策的三种影响路径：（1）改变了居民在劳动和闲暇之间的分配;（2）改变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当教育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时，劳动税则会抑制人力资本积累，妨碍经济增长（郭婧，2015）;（3）改变了居民在选择职业和自主创业之间的选择。此外，对资本征税不仅会通过边际税率对企业和个人的投资决策产生负面作用，还会影响资源的跨期配置。同时，资本税和劳动税不仅分别作用于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还将共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即技术进步。
　　 三、 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梳理
　　 关于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将现有实证研究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是考察税系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二是研究税类结构对于经济增长模型中生产函数的各变量的影响，即以不同课税对象考察，具体分为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财产税类、资源税类等;第三是分税种考察税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 税系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的税制结构。直接税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间接税包含：增值税、消费税以及关税等。以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以公平的收入分配为主，效率为辅。反之，以间接税为主体税种则更重视经济发展效率。直接税的优势体现在：（1）由于以所得税为例的直接税具有累进特性，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强;（2）有助于自动调节宏观经济稳定;（3）对商品价格没有直接的影响。间接税的优势为：（1）税基广，税源足，有助于提高政府收入;（2）征收成本和难度较小，有助于减少偷逃税现象。对于直接税和间接税的争论自公共财政理论问世以来就一直存在，并且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对经济增长友好的环境（Bernardi，2013）。Harberger（1964）较早地评估了直接税和间接税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研究表明税收政策并非是一个影响经济增长的有效工具。但直接税的支持者则认为，直接税有利于经济增长。王亮（2004）通过建立我国1992年～2002年税收拟合模型，得出我国应加大直接税比重的结论。余红艳和沈坤荣（2016）评估了我国分税制改革后的经济发展绩效，认为我国目前所得税的税源不足，降低了直接税的收入调节作用，降低了经济增长的绩效。韩彬等（2019）利用1998年～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税系结构、税类结构以及税种结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间接税占直接税的比重每提高1%，人均GDP增长率会下降0.602 0%。然而，反对者则认为直接税不利于经济增长，如Romero-Avila和Strauch（2008）根据欧洲15个国家近40年的数据建立分布滞后模型并得到结论，政府消费和征收直接税会对实物资本积累和人均GDP增长率造成强烈的负面影响;W?Hlbier等（2016）认为直接税的扭曲作用要大于间接税。 　　 2. 税类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各个国家所设置的税种不尽相同，因此许多学者依据税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研究。多数结论认为所得税类税收会影响资本积累、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等，从而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与此同时，以增值税（VAT）和商品服务税（GST）为代表的流转税类由于不会影响资本积累，属于非扭曲性税收，被认为对经济增长的损害较小。此外，财产税类则被认为有益于经济增长。刘海庆，高凌江（2011）认为，目前我国征收的财产税多属于地方税，其征收不仅可以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还可以提升征收所在地的公共服务水平，进而吸引人口流入并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Arnold（2008）使用21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得到了税制结构中影响经济增长的税种的排名。他认为，征收财产税和消费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征收所得税，并且复杂多档次的累进所得税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Myles（2009）回顾了不同生产函数下的各税类对于GDP增长的影响。Szarowská（2013b）认为，资本税会对经济增长造成阻碍，劳动税次之，具有强累进性的所得税对经济增长也会造成负面影响，而消费税与上述税种相比对企业和居民的决策影响最小，所以被认为是增长友好型税种。Shevlin，Shivakumar，Urcan（2019）利用欧洲24国家1995年～2010年的数据进行面板回归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其结论为消费税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劳动税显著阻碍了GDP增长。
　　 3. 税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国现行的是以增值税和所得税为主的双主体税制结构，而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根据财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我国增值税收入达到56 378亿元，约占税收收入的39%。由于增值税具有强劲的财政收入功能而受到很多国家的青睐，在OECD国家的税收总量里有大约32%的税收收入来自增值税（Lee et al.，2013）。增值税的优点体现在：增加政府收入、提升经济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出口、拓宽税基、征收方便等。而对于增值税的争议大多集中于其累退性和收入效应。累退性使得增值税成为一种"不公平的税收"，也是部分西方国家（例如美国）放弃使用增值税作为主体税种的根本原因。而对于增值税收入效应的批评体现在征收增值税会扩大政府规模进而加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因为增值税有着类似“印钞机”的功能（Bird，2005;Gravelle， 2011）。尽管如此，仍有很多学者认为，增值税可以促进经济增长（Onwuchekwa，Aruwa，2014;Simionescu & Albu， 2016;姚春芸，钟萍，2016）。此外，多数学者同意企业所得税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最大（Johansson et al.，2008;Vartia，L.，2008;Dackehag & Hansson，2012;Daniel & Jefferey，2013）。Arnold等（2011）的研究表明，企业所得税对经济增长具有最明显的阻碍作用，因为企业所得税对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投资率具有明显的负面作用。Canavire，Martinez和Vulovic（2013）用向量自回归法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了不同税种工具对拉丁美洲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认为，个人所得税对经济增长没有造成预期的负面作用，减少企业所得税和提高国家税收征管水平会提振经济增长水平，征收消费税对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Asllani和Statovci（2018）强调了减少基本品税率和提升奢侈品税率对于经济增长的必要性。Shevlin，Shivakumar，Urcan（2019）利用欧洲24国家1995年～2010年的数据进行面板回归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其结论为消费税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劳动税显著阻碍了GDP增长。
　　 四、 结论与建议
　　 本文梳理了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基础，并且从税系结构、税类结构以及税种结构这三个角度归纳了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实证研究。然而从现有结果看，学界对于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尚未达成统一观点，其原因可能归结为不同国家在不同时间所处的发展阶段、政策目标以及国情均不相同，任何税制结构以及税种的设立都是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与国家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情况相匹配，故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也有所差异。但多数学者认为，与消费税和财产税相比，对劳动和资本征税不利于经济增长。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复杂而又深刻的变化。对内，我国目前处于“三期叠加”时期，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走高质量发展道路的迫切要求。所以，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即用好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积极配合，减少财税政策对市场的扭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激发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以特朗普减税和中美贸易冲突为代表的事件对我国经济增长以及国民经济预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要坚持实行积极的财税政策，把减税降负做到实处。在此，本文提出几点建议。
　　 一是进一步深化和推进税制结构改革，提高我国税收体系的竞争力。党的十九大指出，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以及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这就要求我国在降低间接税比重的同时，逐步提升所得税等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强化所得税的收入分配效应以促进社会公平。
　　 二是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负政策，为我国后续经济增长释放新动力。在党中央全面落实结构性减税的战略部署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于研发创新的支持力度，如提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加速固定资产折旧、降低高创企业的所得税负等。同时，由于高创企业的資本构成多数为轻资本企业，即固定设备较少，人力成本较高，所以应进一步完善增值税的抵扣链条。此外，应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政府非税收入，简化办事审批流程及其过程中的收费环节，切实降低企业成本。 　　 三是加快建立健全房产税和环境税征收机制，助力我国经济绿色健康增长。房产税要将重心放在财富分配调节和为地方政府提供财力支持上，从而促进社会公平和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通过征收环境税，如碳税等，倒逼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真正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Arnold，J.，Brys，B.，Heady， C.，Johansson A.，Schwellnus，C.，and Vartia，L.Tax policy for economic recovery and growth.Economic Journal，2011，（121）：59-80.
　　[2] Asllani， G.， Statovci， B.Effect of the Change in Value Added Tax on the Fiscal Stability of Kosovo.Croatian Economic Association Zagreb，2018，65（6）：513-540.
　　[3] Bujang， I.， Hakim， T.A.， & Ahmad， I. Tax structure and economic indicators in developing and high-income oecd countries： panel cointegration analysis.Procedia Economics & Finance，2013，（7）：164-173.
　　[4] Lee， Y.， & Gordon， R.Tax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1027-1043.
　　[5] Romero， D.， Strauch， R. Publice Finance on long-term growth in Europe：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analysis.Europ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8，（24）：172-191.
　　[6] Simionescu， M.， & Albu， L.L.The impact of standard value added tax on economic growth in cee-5 countries：econometric analysis and simulations.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conomy，2016，22（6）：850-866.
　　[7] Stoilova， D.Tax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European Union，Contaduría y administración，2017，62（3）：1041-1057.
　　[8] W?Hlbier， F.， Astarita， C.， & Mourre， G.Growth-friendly tax structures： an indicator-based approach.German Economic Review，2016.
　　[9] 韓彬，吴俊培，李淼焱.我国税制结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9，364（1）：91-100.
　　[10] 余红艳，沈坤荣.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绩效——基于分税制改革20年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2016， （2）：104-111.
　　作者简介：平浩希（1990-），男，汉族，山西省长治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收稿日期：2019-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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