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便车”行为：动机、影响因素与规避措施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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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搭便车”行为影响了资源配置最优效率的实现，是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长期讨论的重要话题。“搭便车”行为受到人的特征、行动特征、集体特征等的影响。本文全面系统了解“搭便车”的行为动机，探讨了其影响因素，寻找规避措施，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和公共物品供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搭便车;奥尔森;博弈;公共物品
中图分类号：F062.6文献标识码：A
1 “搭便车”行为的动机分析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公共物品本身并不足以吸引理性行动者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来，他们会先期计算参与集体行动的预期利益，行动成本和规避成本的可能性。在能够避免付出成本的情况下，他们将倾向于选择搭便车。搭便车理论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提出，他认为搭便车比率达到一定水平时，集体行动则会陷入困境。中国学者俞可平认为“搭便车”的含义是“坐享其成”，凡具两个特征“搭便车”的逻辑就会起作用：一是个别行为者认为无论他人是否参与集体行动，自己从事该项行动没有任何意义;二是个别行为者认为无论自己贡献多少，利益是集体的而不是自己独享的。[1]
2 “搭便车”行为的影响因素
2.1个体影响因素
个体的特征因素。个体的博弈论知识、年龄、性别、收入水平、知识水平等会影响搭便车行为倾向，还有一些个体因素也影响到行为选择。一是情绪和性格。不同情绪下人们具有不同的合作模式，个人拥有消极的情绪或缺乏自信的性格，会倾向于选择风险规避行为，与集体行动保持一致;二是价值取向和社会偏好。亲自我价值取向的个人，由于缺乏社会认同感，采取社会合作的几率较低。而具有互惠或利他偏好的个体，则会倾向对社会规范、“光热效应”以及公平观念的关注，采用跟随策略以及互惠行为，而不是根据收益和成本选择行动策略。[1]三是需求层次。需求层次低的个体参与集体行动只是为了获得满意的生活收入，会缺乏对工作本身的热情和投入，这一群体将构成搭便车的主体。[2]四是对公共物品的依赖程度。赫克特的群体团结理论强调，除了集体的规模外，集体成员对公共物品的依赖程度、监督、奖励和惩罚能力也是影响“搭便车”行为发生的重要变量。[3]如果一件产品具有高度公共性，便可以用强制的方式进行生产，或运用监控和惩罚的方式禁止搭便车，或通过报酬等激励诱使成员加强生产，这样集体能运用这些手段来加强团结。
2.2行为特征因素
一是博弈链长度。阿克塞罗德认为人是社会动物，人与人之间的不断互动就像游戏链，在博弈链很长的情况下，相互合作才是最优策略，如果要让一个人积极参与集体行动，就必须让他知道这一集体行动是否是他与该集体之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在博弈链很短或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机会主义往往是最优选择。[4]二是博弈双方力量的对比。搭便车行为不仅和集体规模有关、和博弈链条长短有关，还与博弈双方权力和资源掌握的多少有关。如果博弈双方力量过于悬殊，则权力弱资源少的一方会抱着一种“赤脚的不怕穿鞋的”精神，非但不搭便车还会一拼到底。[6]三是行动成本也是重要影響因素。有学者[5]用经济学实验证明，投资额越大或者需要付出的努力越多，集体行动成本越高时，人们越倾向于搭便车。或者说，能获得的价值越大，而风险越小时，人们往往会倾向于搭便车。
2.3集体特征因素
2.3.1集体规模
奥尔森认为，在较小的群体中，由于个人的贡献对公众物品的生产有更明显的影响，而“搭便车”又容易被其他人察觉，便很容易产生友谊或社会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愿意与他人合作创造公共产品。但是，在较大的群体中，由于成员众多，所产生的公共物品是由众人分享，远远不能弥补个人成本，成员自然会拒绝参与集体行动。加上规模庞大的团体，个人贡献多少不容易被人衡量，坐享其成便成为首选。所以，群体大小与搭便车比率密切相关。
2.3.2产权界定程度
产权模糊导致一些非公共品丧失了排他性。[6]排他性的丧失使人们可任意免费享有这些非公共品，如一些尚未界定产权归属的公共财产和社会资源。还有产权归属明确但法律保障不够的知识产权。另有一些特殊物品因交易成本过高致使产权的清楚界定实际上难以实现，这些情况均可能导致“搭便车”的发生。
2.3.3临界点机制与“皇帝的新装”机制的作用
公共物品的生产有一个临界点机制，就是参加集体行动的人越多，整体福利会增加，而个人所要付出的成本不会增加。这样，人们参与集体行动的顾虑会变小，而不参与则会受到较大的压力，这样搭便车的情况自然就少一些。以自然灾害和战争为例，这些重大事件发生时，大多数公民会自觉参与到抗灾抗战中来;同时还存在“皇帝的新装”机制，在许多情况下，一个组织的许多成员已经意识到存在内部危机，但没有人愿意说破，危机逐渐加重。中国人情社会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念助长了“搭便车”。
2.3.4信息和社会网络
信息和社交网络也会对行为选择产生影响。由于个体掌握的信息将影响决策行为，加上信任和信誉机制的作用，当个体所处的环境熟悉且有较高的社交网络密度时，他们为了维护亲密关系和尊严，往往会减少免费乘车行为;反之，个体做事情便没有太多顾忌，“搭便车”风险增加。
3 “搭便车”行为的限制途径
3.1奖惩和补偿
奖惩在不同的环境中可以有效减少不公平行为。奥尔森认为公共物品只提供集体激励，但是这种激励不足以使理性人做出集体行动的努力，因此有必要进行选择性激励，增强个人的责任感和忠诚意识，能为集体利益做出牺牲。因此，给予个人选择性激励是解决搭便车困境的途径之一。但是，奖惩容易使个体产生憎恨、嫉妒等外生性问题，这些问题会激化集体内部矛盾，最终阻碍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7]所以，在运用奖惩手段的同时，需要运用补偿政策来降低个体的不平等感，减少个体负面情绪及激发个体的互惠动机，提高公共物品自愿供给水平。[8] 3.2信息公开和社会网络建设
当信息是开放的情况下，社会网络可以通过人际关系、伦理、面子等影响集体成员的态度和行为选择，从而对搭便车进行制约。社会网络还可以强化奖惩、个人价值观塑造等的效用。[9]所以，应该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如公开选举、信息透明、财务公开等，促使不合理行为得到不断规范。重要的是，互联网对集体行动具有明显的影响，由于互联网信息传播具有成本低且速度快的优势，加上公民线上线下的联动，使得微小的搭便车行为更容易被暴露，并引起公众的谴责和愤怒。[10]根据心理防火墙实验，人们对社会欺骗性行为更加敏感，更容易记住不忠于社會契约以及搭便车的人。[11]所以信息公开和互联网将对“搭便车”行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3.3规范和制约
道德伦理、组织文化和社会规范对个体的行为有着深刻而长期的影响，使他们在滥竽充数时会产生愧疚和不安，从而减少“搭便车”行为。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体可以通过改进某些制度，建立行为与成本、效益、风险之间联系，如改变公共产品的产权属性，变动决策者费用结构，或对成员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塑造成员价值观，增加博弈链长度，提高搭便车成本和风险，加强监督和举报，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搭便车行为的发生。另外，在义务性群体中，成员们可能会被要求增加一个公开的仪式来确认他们对这个团体的承诺，以通过共同的社会化和利他主义的选择来降低搭便车的风险。[12]某些团体成员和公职人员的宣誓能发挥类似作用。
3.4多中心治理
多中心治理理论[13]认为，存在一种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秩序，行动主体既相互独立有不同的利益追求，又能够相互监监督寻求合作，避免推卸责任和机会主义的诱惑，以求得持久性公共利益的实现。因此，公共物品应由具有多个权力中心的网络进行供给，强化治理主体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通过竞争和协作给予公民更多的选择权和更好的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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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智猷，沈铭.团队合作中“搭便车”现象的分析与对策建议——基于管理心理学的视角[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3，16 （15）：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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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周燕，郭偲偲，张麒麟.内外双向因素与搭便车行为：社会网络的调节作用[J].管理科学，201 5，28（3）：13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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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英）R obin D unbar，（英）L o uiseB arrett，（英）John Lycett.进化心理学从猿到人的心灵演化之路[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 （2）：14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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