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基础设施合作建设对贸易强度关系的影响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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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强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设施联通与贸易畅通，对沿线国家的承包工程业务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不断加深。文章采用贸易强度指数模型，对2006-2018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进行定量分析，发现对外基础设施合作建设通过提升特定国家偏向提高了与合作建设国家的贸易强度。以上研究发现对于我国对外基础设施合作建设及建立紧密贸易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基础设施合作建设；贸易强度指数；
　　“一带一路”倡议
　　【中图分类号】F742
　　一、引言
　　在全球经济增长缓慢、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工程市场总体萎缩的形势下，“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深入推进，推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等建设规模进一步扩大。1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沿线国家业务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占比也呈上升趋势。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发展之一，也是帮助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授人以渔”的一项伟大举措。
　　新形势下，我国对外贸易政策导向也发生了变化，由粗放式的贸易增长转变为注重贸易高质量发展。2019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贸易高质量发展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大力优化贸易结构，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到2022年，贸易结构更加优化，贸易效益显著提升，贸易实力进一步增强，建立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标、政策、统计、绩效评价体系。2虽然关于贸易高质量发展目前尚无完善的评价体系，但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消除贸易障碍、实现贸易互通无疑符合这一导向。现有指标中，贸易强度指数体现了国家间贸易联系的紧密程度，既测度了双边贸易额相对于世界贸易总额的重要性，也考虑了贸易商品结构上的匹配性，是对双边贸易互通情况的综合反映。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承包工程大部分属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建设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交通运输建设，2017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市场承包工程业务涉及交通运输建设的金额高达378.4亿美元，占业务总额的26.2%。交通运输设施的联通能够减少贸易壁垒，特别是降低运输成本，使货物贸易更加便捷，增强国内企业对该国的出口意愿。那么，实际中这一贸易利好条件是否发挥了作用？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五通”发展的两个方面，设施联通对贸易互通的作用是否显著？基础设施合作建设能否推动双边贸易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掘贸易潜力、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融合？本文将以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衡量双边基础设施合作建设，以贸易强度指数衡量双边贸易互通程度，测度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合作建设对于贸易强度关系的影响，并基于贸易强度指数模型探究其影响机制。
　　二、文献综述
　　现有在“一带一路”情境下运用贸易强度指数模型进行分析的文献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文献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某一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强度关系。安晓宁和辛岭（2018）[1]分析了中国与东南亚11国农产品贸易的现状和发展潜力，发现双方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差异大、互补性强，“一带一路”倡议下双方的农产品贸易关系更加紧密。高珏倩和刘舜佳（2018）[2]通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强度指数分析了中国与沙特的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结果表明中国在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沙特在资源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燕春蓉（2019）[3]测算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出口相似度、显性比较优势和贸易互补度，认为中国与中东欧的贸易互补性很强。邓靖和李敬（2019）[4]认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互补大于竞争，合作空间较大。张志新等（2019）[5]描述了中国与西亚国家的贸易现状，利用贸易组合密度指数、贸易互补指数和显性贸易综合比较优势指数进行分析，认为中国与西亚国家的贸易潜力稳定，可强化双边贸易关系。
　　第二类文献通过测度贸易强度指数，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关系的发展与现状进行了评价。张会清和唐海燕（2017）[6]首次将贸易强度指数模型应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研究之中，在区域、国家、商品层面评估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进展情况，识别出贸易潜力有待挖掘的国家与商品。研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贸易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中国与中亚及东南亚地区的贸易联系较强，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杨冯珉和田洋洋（2018）[7]运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指数和贸易强度指数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特征进行了分析。崔岩（2019）[8]发现1995——2015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互补性变化不大，出口强度提高，进口互补性上升，进口强度略有下降。
　　第三类文献探究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强度的影响因素。胡艺等（2017）[9]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贸易互补性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禀赋差异，沿线国家的市场效率、贸易效率、科教水平、基础设施和宏观经济等的提高均有助于提升双边贸易互补性。毛海欧与刘海云（2019）[10]基于贸易强度指数模型分析了OFDI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互补关系的影响，认为存在比较优势和国家间贸易偏向两种效應，“一带一路”倡议催化了这两种效应。
　　现有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与贸易之间关联的文献大多基于引力模型，将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分为能源、交通、通信网络三类，研究其中一类或几类对双边贸易额的影响，均发现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双边贸易额有正向影响（何敏等，2015[11]；崔岩和于津平，2017[12]；张鹏飞，2018[13]；胡再勇，2019[14]）。 　　综上所述，现有基于贸易强度指数模型的文献中着眼于中国与某一国家或地区贸易强度关系的较多，综合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强度的较少，对此情境下贸易强度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的分析也有限。关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贸易效应的研究基本集中于基础设施存量，缺少考虑基础设施合作建设的增量对贸易强度的影响，也缺少对于影响机制的研究。同时，现有研究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联系较强，对沿线国家出口有助于消化国内过剩产能，为我国产业转移与沿线国家工业化提升做铺垫。因此，本文将以中国出口为视角，以对外基础设施合作建设为切入点，探究其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强度的影响，并通过分解贸易强度指数发掘影响机制。
　　三、理论模型
　　贸易强度指数（Trade Intensity Index，TII）最早由Brown（1949）[15]提出，他使用贸易强度分析法分析了双边实际贸易流与引力模型所估计的理论贸易流之间的偏差。如果A国对B国的出口占A国总出口的比例相对于B国总进口占世界总进口的比例较大，则说明A国对B国出口的贸易强度高，双边贸易联系紧密，相互依赖性强。Kojima（1964）[16]对贸易强度指数进行了改进与应用。Drysdale（1967）[17]首次将贸易强度指数分解为商品偏向指数（Commodity Bias Index）和特定国家偏向指数（Special Country Bias Index）。商品偏向指数也即贸易互补程度（Degree of Complementarity）或贸易互补指数（Trade Complementarity Index），衡量了一国出口商品结构与另一国进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体现了两国比较优势的互补程度。特定国家偏向指数则衡量了双边贸易的引力和阻力，体现了出口国对进口国的偏好程度，由地理距离、特殊制度、历史联系等因素综合决定。Yamazawa（1970）[18]更加严密地重构了Drysdale（1967）对于贸易强度的分解，并整合了贸易强度与比较优势的相关文献。
　　根据Yamazawa（1970）和Drysdale（1967），贸易强度指数被定义为i国对j国的出口额占i国出口总额的比重相对于j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比重的大小，即：
　　五、数据描述
　　（一）数据来源
　　出于数据可获得性和时效性的考虑，本文选取了2006—2018年中国与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度数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列表来源于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6年发布的《工业化蓝皮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报告》，变量与数据来源见表1。
　　由于13个国家存在解释变量或重要控制变量的缺失，在回归中予以剔除，最终采用“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2006—2018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共计663个观测值。3
　　（二）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最值如表2所示。
　　其中对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两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资本劳动比值差异、两国首都地理距离做了取对数处理。
　　（三）总体分析
　　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强度的变化趋势
　　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看作一个总体，如图1所示，2006-2018年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强度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尤其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贸易强度增速显著提高，特定国家偏向指数的走势与贸易强度指数大致相同。在此期间，贸易互补指数基本不变，维持在1附近，由于决定国家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因而该变化特征符合理论预期。
　　2.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的变化趋势
　　同样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看作一个总体，如图2所示，2006—2018年，中国在沿线国家的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逐年稳步攀升，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7.71%，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增长势头良好。
　　3.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4国贸易强度指数简述
　　受限于篇幅，在此仅对2018年的数据（表3）进行展示与分析。2018年，中国与文莱、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33个国家的贸易强度指数大于1，这些国家大多为邻近的亚洲国家，对应的特定国家偏向指数大部分大于1，说明双边贸易引力的作用大于阻力，较为充分地发挥了双边的比较优势。中国与不丹、克罗地亚、立陶宛等30个国家的特定国家偏向系数小于1，中东欧国家均在其中，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潜力尚未完全发掘，应着眼于促进贸易引力因素、扫清贸易阻力因素。
　　六、實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基于实证模型，将三个被解释变量贸易强度指数、特定国家偏向指数和贸易互补指数分别对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进行回归。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为6.26，小于10，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避免异方差的影响，使用怀特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实证结果显示，三个模型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通过了F检验，模型的R2较高，对因变量有较强的解释力。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对贸易强度指数的影响为正，系数为0.020，t统计量为2.33，对应的p值为0.020，在5%的水平上显著。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看作一个整体，2006—2018年间，中国在沿线国家的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增长了607.81%（2006年和2018年分别为125.23和886.42亿美元），由于Pijt是取对数后的對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按照Pijt的系数计算，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对Iijt的增加贡献了0.020×ln（886.42/125.23）=0.039，而在此期间Iijt的增加值为0.14。因此，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的变化解释了贸易强度约28%的变化，说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对于双边贸易强度的提升有重要作用。
　　将贸易强度指数进行拆解，发现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对特定国家偏向指数存在显著为正的作用，系数为0.022，t统计量为2.54，对应的p值为0.011，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对贸易互补系数不存在显著影响。这说明，与理论预期一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对贸易强度指数的作用是通过影响特定国家偏向指数而非贸易互补指数实现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关系中，中国帮助沿线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合作建设有利于加强双边的贸易强度关系，影响机制则是增强贸易引力因素、削弱贸易阻力因素。一方面，基础设施合作建设能够通过完善沿线国家的交通设施来降低贸易成本，提高中国企业对其出口的意愿；另一方面，在基础设施合作建设的过程中，增加了中国企业对共建国制度的了解，加深了与共建国文化的交流，加强了两国的互信，为双边贸易扫除潜在障碍。而决定双边贸易互补程度的资源禀赋和经济规模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共建基础设施未能对其造成显著影响。
　　（二）子样本回归
　　为检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否影响基础设施合作建设与贸易强度之间的关系，以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界，将2014—2018年子样本的255个观测值进行回归（表5）。结果表明，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对贸易强度指数的正向影响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得到了加强。在2014—2018年样本中，Pijt对Iijt影响的系数为0.033（t统计量为2.19，对应的p=0.030<5%），大于全样本的0.020（t统计量为2.33，对应的p=0.020<5%）。并且Pijt对Bijt影响的系数为0.032（t统计量为2.08，对应的p=0.038<5%），Pijt对Cijt的影响不显著，通过特定国家偏向指数产生影响的机制依然成立。影响程度变大可能是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其他利好政策与基础设施合作建设起到了协同作用。
　　（三）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对外基础设施合作建设对于贸易强度关系的影响是否稳健，将解释变量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替换为对外承包工程派出人数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对外承包工程派出人数仅有2011——2018年的数据，且巴林、孟加拉国、匈牙利、马来西亚、卡塔尔、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7个国家的数据缺失，因此稳健性检验仅针对2011—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44个国家，共计352个观测值。
　　表6结果显示，与基准回归结果相同，P'ijt对Iijt和Bijt的影响依旧为正，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而P'ijt对Cijt的影响依旧不显著，说明基准回归得到的结果稳健。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贸易强度指数模型，对2006—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合作建设与贸易关系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基础设施合作建设有利于增加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强度。从作用机制来看，基础设施合作建设通过提升特定国家偏向来实现对双边贸易关系的影响，一方面，基础设施合作建设能够通过完善沿线国家的交通设施来降低贸易成本，提高中国企业对其出口的意愿；另一方面，在基础设施合作建设的过程中，增强了中国企业对共建国制度与文化的了解，为双边贸易扫除潜在障碍。
　　以上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对外基础设施合作建设、与别国建立紧密贸易联系及提高经济合作水平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一，促进贸易关系紧密联系可从对外基础设施合作建设入手。“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紧密联系，对于提高区域经济合作水平有重大意义，也为构建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做铺垫。促进贸易关系紧密联系可以从共建基础设施入手，此举不仅帮助沿线国家打下经济发展的基础，也对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产业升级大有裨益。
　　第二，中国与中东欧地区贸易强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中东欧国家的贸易互补性较好，但受限于特定国家偏向因素的影响，未能发挥贸易潜力，今后可通过基础设施合作建设及相关政策提高贸易引力、降低贸易阻力，实现双边贸易的紧密联系。
　　第三，鼓励私有资本进入对外基础设施合作建设领域。对外承包工程业务风险高、投入大、周期长，可通过多种合作方式撬动私有资本进入，从而促进业务拓展，分散风险，也让私有资本有机会享有“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发展的红利。 　　主要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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