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黄新飞　汪建成

　　摘要：改革开放30年，广东省依靠政策优势、区位优势和华侨优势，实现对外开放的先行一步，带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和相关产业的兴起。文章分析了贸易开放带来的产业专业化生产以及对广东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构造了基于14个细分行业的广东生产率产业专业化指数，通过协整分析和改进的因果检验法发现：广东对外开放先行一步吸收了大量的PDI，提高了贸易开放度，同时专业于具有生产率优势和资源禀赋的行业生产，促进广东省经济的长期增长。
　　关键词：先行一步；贸易开放；产业专业化指数；广东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11-0025-06　收稿日期：2008-07-28
　　
　　一、改革开放30年的广东经济
　　
　　自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至今已有30年。在此期间，广东先行一步对外开放，在全国充当“排头兵”的角色。近年来，广东经济增长飞速，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比重也逐渐增加。2002年广东地区经济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11.3％，2003年提升到11.7％，2006年再次提升到12.3％。我们从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两方面来看看改革开放30年以来广东经济的“奇迹”：第一，从经济增长率真来看，广东经济增长率领先于全国水平。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广东经济在高存量的同时实现了高增速的发展，创造了比亚洲四小龙更快的“经济奇迹”。2003-2006年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分别为14.8％、14.8％、13.8％和14.1％，见图1。第二，从国际化比较的视角下，广东省的经济规模在全球引人注目。作为中国内地经济规模最大的省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发展，广东经济总量已超过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与中国台湾相差无几。若将广东省看作一个国家进行经济规模比较，按照2006年世界银行对全球各国(地区)排名位居全球第22位，达到全球中等以上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
　　
　　广东省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15.92亿美元上升至2006年的5272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3％：同时吸收PDI从1979年的3074万美元跃升至2006年的145.11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6％。如果用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判断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的程度，广东对外依存度从1978年13.81％(包群等，2003)到2006年超过150％。贸易总额所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7.71％，最高上升至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40％以上，现在仍然保持占据全国1/3的份额。各地纷纷以广东为模式，大力吸收外资，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广东在政策的先发优势逐步减弱，广东先行一步开始产生明显的正向效应，广东的相对地位从改革初期1984年FDI所占全国的43.1％逐步下降，到2005年20％，广东进入稳定增长的阶段。对外开放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2005年，广东出口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2045.3亿美元和1044.4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总额的67.7％和34.6％。珠江三角洲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发展最快、出口总额最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带。
　　
　　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经济取得的成功经验，我们认为广东在对外开放方面做到了“天时”(政策优势)+“地利”(区位优势)+“人和”(华侨因素)，在全国取得了先发优势。首先，中央政府赋予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政策优势和制度创新优势，经济特区中有三个来自广东，1988年率先在深圳成立沙头角保税区，1992年10月在我国批准的12个保税区中，广东就有三个，拥有两个沿海开放城市，四个经济开放区，六个高新技术区，近40个经济试验开放区政策。政策的进一步倾斜带来了企业组织制度的创新，无论是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还是第一家新型的集团式企业(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成立于1984年7月)均诞生于广东，广交会就是全国贸易的“晴雨表”，极大促进了广东的对外贸易。其次，比邻港澳和东南亚的区位优势，使广东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地缘优势。香港是自由贸易港和世界转口贸易中心，港澳和海外资本一方面直接投资于广东进行生产以获取更高的利润率，交通的便利和基础设施的完善让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另一方面遵循产业转移规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放在广东生产，促进了广东经济的“原始积累”。最后广东省拥有遍布全世界的“人力资本”优势，广东有近2000万华侨和港澳同胞无限的支持和关注。基于无法复制的“血缘优势”，地缘和文化的相似性吸收来自港澳和海外华侨大量的直接投资，1979-2004年广东省吸收FDI投资达到1504.9亿美元，港澳台三个地区投资达到1087.67亿美元，所占比例高达72.3％，在外商直接投资多元化的今天，港澳台对于广东的地位仍然举足轻重。带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和相关产业的兴起，促进了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黄新飞、张娜，2008)。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广东对外开放的“先行一步”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第一，广东在吸收外资、设立特区和体制改革的先行一步，全国其他地方不用承担任何成本享受广东模式带来的制度效应。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表现出“世界走一步，中国走三步，广东跨四步”的先发优势(傅高义，1990)，改变了广东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广东省在改革开放初期按照资源禀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随着开放进一步深入，这些传统产业将会逐渐转移到周边省份，从而形成经济辐射力。
　　
　　
　　Edwards是最早研究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学者，他运用跨国数据分析人均GDP增长率和贸易开放度的关系时发现(黄新飞等，2008)：两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之后，经济学家认为贸易开放影响了国家的宏观经济效益，如要素生产率、规模经济、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等，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是实证分析缺乏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影响机制的理论解释，使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Rodriguez&Rodrik，2000)。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本文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广东省在对外开放的发展轨迹以及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我们将贸易开放度、产业专业化程度与经济增长纳入一个分析框架，构造衡量产业专业化程度的指数，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研究中国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二、贸易开放促进广东产业专业化的影响机制分析
　　
　　关于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的研究，Feder(1982)认为贸易开放度的增加不仅允许更加有效率的厂商进入到国际市场，并且出口厂商会通过管理模式和改进的生产技术对非出口商的生产率产生正的影响；Edwards(1992)认为更加开放的国家有更强的吸收先进国家新思想的能力；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贸易开放度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主要是贸

易带来的规模经济(Kmgman、Helpman，1985；Baldwin，2003)；以Romer(1986)、Lucas(1988)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认为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主要通过加快本国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等。国内研究主要是以国外学者的模型为基础，从构造贸易开放度的指标以及贸易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两方面进行分析，如杨全发和舒元(1998)、沈坤荣和李剑(2003)、包群等(2003)、赖明勇等(2003)、黄新飞和谭秋梅(2007)、黄新飞和舒元(2007)等。
　　学者们认为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主要是提高贸易开放度影响了国家的宏观经济效益，如要素生产率、规模经济、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等，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加以检验。我们从产业专业化的角度来分析改革开放30年的广东经济增长：第一，贸易开放提高了优势产业的专业化生产。贸易通过专业于从事生产本国最擅长的商品与服务生产，并与他国交换优质低价的其他商品与服务，各国都可从中得到好处，在这种安排下，各国的生产效率提高，消费者选择增多，商品与服务趋于物美价廉。贸易带来竞争，促使企业创新，寻找新的生产工艺和技术以更好地为客户服务，并推动技术进步，贸易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都至关重要。Dixit&Norman(1979)在两国两产品模型得出了贸易开放将提高具有生产率优势产品的专业化指数(黄新飞等，2007)；Ethier(1982)在Richdian模型基础上发现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会导致国际贸易产品的专业化，以此推进国内专业化生产；Quah和Rauch(1990)的模型发现由于中间投入品的增长缓慢会限制了具有比较优势的最终产品生产，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可以加速中间投入品的生产，使资源更多集中于具有更高学习系数的部门生产，促进经济增长。黄新飞和舒元(2007)利用中国1986～2004年39种行业的数据构建了三种产业专业化指数，得出的结论是在长期内贸易开放提高了中国具有优势产业的专业化程度，并通过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加以证实。
　　第二，更高的产业专业化能够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Romer(1986)认为专业化生产能够产生规模递增的报酬，促进经济增长。Lucas(1988)证明了在比较理论框架内，一国若专业于具有更高学习能力的产业生产，其经济增长率越高。实证研究揭示了产业专业化程度与人均GDP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Kim(1995)研究1860-1987年美国经济时发现产业专业化指数与人均GDP成的关系成倒u形曲线，在经济发展初期和后期产业专业化指数的提高能够促进人均GDP的增长。Weinhold和Rauch(1999)采用39个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数据研究发现产业专业化指数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呈正相关的关系。
　　在对外开放初期，广东以优惠政策和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积极承接港澳制造业的转移，粤港澳三地逐步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经济关系。由于生产成本较低，交货周期短，广东以服装、鞋帽和玩具为主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大大增强。“三来一补”企业的兴办，促进了港澳和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广东的转移，林毅夫等(1999)认为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型拥有量提高，资源禀赋结构得以提升，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1965-1973年香港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9％，经济的迅速增长使香港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支柱产业由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银行与金融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移到广东。广东以优惠政策和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积极承接港澳产业转移，并且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随着资金积累的增加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广东逐渐将主导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广东形成了电子信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新能源、生物技术等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群。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连续多年名列全国首位，2000年机电产品出口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占出口总额的54.4％和18.5％。珠江三角洲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出口总额最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带。
　　加入WTO后，广东不仅是世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制造基地，也逐渐成为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加工基地。2006年，广东出口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2045.3亿美元和1044.4亿美元，分别比2001年增长2.7倍和3.7倍，占当年出口总额的67.7％和34.6％，分别比2001年提高了9.7个和11.2个百分点，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三、实证分析：协整分析
　　
　　(一)广东产业专业化指数的构造Kim(1995)将专业化分为两种：一种是规模效应，以产出的集聚作为专业化生产的基础，另一种是生产率效应，即产业专业化的生产带来干中学效应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黄新飞和谭秋梅(2007)在此基础上采用国际通行的反映专业化效应的Heffindahl指数，构造了体现规模效应的增加值产业专业化指数和体现生产率效应的生产率产业专业化指数，实证结论发现中国的生产率产业专业化指数的提高能够在长期内促进经济增长。根据这一思路，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各行业的细分，运用广东14个行业的数据构造了基于生产率效应的产业专业化指数，该指数基于各行业的生产率和增加值进行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lit是指行业i的从业人数，为i行业的增加值，是行业i的劳动生产率。我们认为在构造产业专业化指数时必须考虑了技术进步对产业专业化程度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专业于更高学习能力的行业生产，会产生更大的产业专业化程度(Lucas，1988)，提高该行业的生产率。该产业专业化指数很好地刻画了技术进步和学习能力对产业专业化程度的影响，生产率越高的行业具有更高的权重，产业专业化指数也越高。产业专业化指数取值均在[0，1]，更高的取值表示更高的专业化程度。
　　这里采用协整分析法来度量贸易开放与广东经济增长的关系，这是由于不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容易产生缪回归(spufious Regression)，OLS回归只能解释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不能揭示各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以及因果关系，因此我们首先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然后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来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二)单位根检验按照研究的目的，我们选择GDP、FDI、OPE和HERF表示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度和产业专业化指数，数据采用年度时间序列，将产业三次产业细分为14个行业，样本期间1978～2006年。GDP以1978年为可比价格计算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OPE是广东进出口

贸易总额占广东GDP的比重，HERF用生产率产业专业化指数，计算贸易开放度所涉及到的汇率是年平均汇率，所有数据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
　　我们采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数据的时序图选择检验议程，同时检验单位根方程中截距项和时间趋势的系数显著性来判断单位根检验模型的设定。滞后阶p的确定是基于最小信息准则(AIC和BIC)原则做出的。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各变量的时间序列在显著性水平为10％的ADF检验中都存在单位根。而它们的一阶差分都在10％的显著性检验水平下拒绝了单位根假设，从而各变量都是I(1)序列。基于ADF检验我们就可进行协整分析。
　　(三)协整分析两个变量服从随机游走(random walk)过程。但是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的，即为Ro)过程，我们就称两个变量具有协整关系(cointegrafion)，也就是说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经济联系。我们用Johansen(1988)最大似然法分析各个变量的协整关系。协整模型的设定和滞后期确定原则是先根据最小化AIC和SC信息的标准选取，然后进行模型检验(如Cochrane-Orcutt和CUSUMS等方法修正残差自相关、正态性检验和稳定性)，若不能通过检验，则重新设定，直到找到相对更好的模型。经过反复检验确定协整模型，我们采用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水平。
　　1　贸易开放度、产业专业化指数与广东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分析。
　　协整模型包括广东的GDP、产业专业化指数、贸易开放度和FDI，模型确定为协整变量具有线性趋势、时间趋势并有截距项，选择滞后2期，协整检验结果见表3。
　　r表示协整关系的个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拒绝的假设，其对应的协整关系为：
　　LnGDP=0.08LnFDI+0.15LnOPE+1.15LnHERF
　　(-10.88)(-10.16) (-12.93)
　　+6.9+0.11t　(2)
　　下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各个系数的t统计量，可以看出所有系数都通过显著性为1％的t检验。在长期关系中，广东经济增长率与外资、贸易和产业专业化指数呈正相关关系，FDI与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分别为0.08和0.15，而每增加l％的产业专业化指数可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1.15％，验证了上面的理论分析。
　　2　FDI促进广东产业专业化的协整分析。
　　同理我们可以得出广东FDI与产业专业化的协整关系。HERF和FDI的协整检验模型具有线性趋势并有截距项，选择滞后4期，检验结果见表4：
　　协整方程检验表明，协整关系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统计检验，产业专业化指数与贸易开放度在长期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方程表明FDI确实能够带来广东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专业化发展，两者之间的拉动系数为0.42：
　　LnHERF=0.42LnFDI-2.99　(3)
　　(-2.02)
　　3　贸易开放与广东产业专业化指数的协整分析。接着分析贸易开放对产业专业化指数的影响，贸易开放度与产业专业化的协整检验模型具有线性趋势并有截距项，选择滞后4期，检验结果见表5：
　　协整方程检验表明，协整关系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统计检验，产业专业化指数与贸易开放度在长期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方程为：
　　LnHERF=0.11LnOPENNESS-1.56　(4)
　　(-1.75)
　　式(4)表明贸易开放带来了产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每增加1％的贸易开放度可以促进产业专业化指数提高0.11％。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常规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前期性检验当中的一个环节产生错误结论，那么将直接影响到Granger因果检验的最后结论。对此Toda和Yamamoto(1995)提出扩展的因果关系检验，即在水平VAR(L)模型中加入滞后阶数d(d为各变量的最大单整阶数)，运用OLS方法估计VAR(L+d)模型，并根据模型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假设二元变量的扩展VAR(L+d)的因果检验为：
　　
　　表6的结果可以表明：在显著性水平为10％的检验中，广东FDI、贸易开放度与产业专业化指数互为Granger原因，而产业专业化指数的提高是引起广东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四、结论
　　
　　改革开放30年，广东省的对外开放在全国先行一步，极大促进了广东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广东省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加上拥有近两千万的华侨同胞和港澳同胞，文化血缘的特殊关系使广东最有可能成为港澳投资和华侨投资进入中国的首选之地，资源禀赋的差异和产业结构的互补性都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推动力。而且广东省历来都具有对外开放的优良传统和改革的深厚底蕴，按照试验一推广一趋同的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道路，广东省作为中央政府进行对外开放的试验地和窗口，获得了政策上的倾斜(比如经济特区的设立、外贸体制改革等)和暂时的排他性收益，在全国先行一步。
　　而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广东省抓住了本身的资源禀赋特点，发挥比较优势，贸易主导从劳动密集型(玩具、服装、纺织大等)转向技术密集型(机电产品、计算机通信等产品)，拉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了经济增长。本文以广东三次产业细分的14个行业的数据，构造了以生产率为权重的产业专业化指数，利用协整分析法分析了产业专业化指数、贸易开放度与广东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并用改进的Granger因果检验法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省吸收大量FDI。而FDI主要流向于具有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的行业，通过贸易开放发挥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广东具有生产率优势的行业，提高了广东省的长期经济增长率。
　　
　　(责任编校　杨国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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