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背景、制度环境与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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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民营上市公司高管作为企业研发投资战略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其个人特征对研发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制度背景不完善的情况下，研发活动面临着更大的外部不确定性。文章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民营上市公司2011—2016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不同高管背景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官员类政治背景和技术背景会促进研发投入，而高管代表委员类政治背景会抑制研发投入;制度环境的改善会弱化高管官员类政治背景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强化高管代表委员类政治背景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此外，制度环境的改善对高管技术背景存在替代作用，会弱化技术背景对研发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政治背景; 技术背景; 制度环境; 研发投入
　　【中图分类号】 F27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0）07-0098-08
　　一、引言
　　 “十三五”规划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是获得竞争新优势，推动新一轮产业变革和科技革命，实现向创新跨越的新引擎。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大力投入是保持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和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Hambrick and Mason[ 1 ]提出的高阶理论认为，高管作为企业战略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其个体特征对企业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研发活动作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受到高管个体特征的影响。目前已有文献从高管的人口统计特征[ 2 ]，包括性别、年龄、学历、任职期限、职能背景以及高管团队的异质性来研究其对研发活动的影响，但是较少有研究区分高管的政治背景和技术背景对研发活动的影响。
　　 拥有不同背景的高管，对企业投资活动的侧重方向不同。拥有政治背景的高管，能够凭借其与政府的联系，获得更多的资源，但同时也可能为了政治寻租负担更多的成本而挤占研发资源[ 3 ];拥有技术背景的高管，拥有更加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创新精神，能准确洞悉市场动向，把握企业的研发方向，高管团队中的技术背景高管是企业实现长远发展的创新动力来源。
　　 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依存于市场经济，因此其研发投资决策除了受到内部高管背景的影响，还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正式的制度尚不完善，由于研发活动具有风险高、不确定性强、投资回收期长以及保密性等特征，民营企业对研发信息披露不足，导致其外部融资受阻，此外，对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也会打击企业的研发创新热情。因此，研究高管背景与环境制度特征对研发投资决策的影响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民营上市公司2011—2016年的数据，研究高管政治背景和技术背景对研发活动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本文可能的贡献包括：（1）区分高管政治背景和技术背景，分别研究其对研发投资活动的影响，同时将高管的政治背景进一步区分为官员类政治背景和代表委员类政治背景，丰富了高管背景特征对企业战略决策方面的文献，为企业正确认识政治关联和重视技术背景高管在研发决策中的地位以及高管团队的建设提供理论依据;（2）将制度环境引入到高管背景特征与研发投资决策的模型中，对政府改善制度环境，加快市场化进程的建设，为民营企业营造更加良好的法治和金融生态环境，降低企业研发活动的外部不确定性，引导企业的研发投入，实现企业转型升级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高管政治背景与研发投入
　　 外部制度的不完善，不仅加重了民营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而且使民营企业遭到更大的融资约束，加强了民营企业的政治寻租动机。刘雅琦等[ 4 ]研究发现民营企业主要通过聘用曾经的政府官员担任高管或者高管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建立政治关联以获取政治背景，但两种政治背景身份在获取方式以及维系成本上存在较大区别，对研发活动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联获得政治背景，可以利用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降低资金供求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5 ]。即使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也可以形成较强的资源获取能力，获得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包括税收、贷款、政府补贴等各种优惠[ 6 ]，还可以减少金融中介对其信贷约束并降低进入管制性行业的壁垒，以及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为企业的研发扫除外部障碍。对于聘用政府官员建立的政治关联，可以通过以前的关系网络获得资源，而且只需以较低的成本进行维系和利用。
　　 不同于高管官员类政治背景，代表委员类政治背景虽然也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但是为了建立和维系与政府的关系而负担的成本较高，会使企业面临较重的政治负担，损耗企业有限的資源和精力[ 7 ]。对于获得该类政治背景的企业来说，由于参政议政受到更多的关注，企业需要维持良好的形象以及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会负担更多的寻租成本，包括为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及提高雇员的福利待遇而支付的薪酬成本[ 8 ]。此外，在现有的以GDP增长率来考核官员政绩的晋升激励制度下，企业为了帮助政府实现其政治目标，出于在短期内提高业绩的动机，更加热衷于投资风险低、回收期短的项目，会减少用于研发活动的投入。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1：
　　 H1a：高管官员类政治背景对研发投入有促进作用;
　　 H1b：高管代表委员类政治背景对研发投入有抑制作用。
　　 （二）高管技术背景与研发投入
　　 拥有研发技术背景的高管可以实现对研发活动的合理配置。首先，拥有技术背景的高管自身的专业水平比较高，能够及时关注市场的发展动态，把握市场需求和企业研发方向，充分评估研发活动的风险，制定和实施研发战略，降低研发失败的风险，引领研发活动走在行业前沿[ 9 ]。其次，拥有技术背景的高管创新精神更强，更加热衷于进行技术变革，从而在企业中营造良好的技术创新氛围，形成以研发创新为导向的战略目标，同时会加大在研发活动方面的投入，将资源更多地投入到研发活动中。此外，技术型高管更能整合利用原有岗位的技术资源，并在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不断改进。同时在面临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外部融资约束时，更能以其专业知识说服外部投资者，为企业获得持续的资金来源，即使资金短缺，也会由于自身的技术偏好，进行创新活动[ 10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高管技术背景对研发投入有促进作用。
　　 （三）高管背景、制度环境与研发投入
　　 处于市场经济中的民营企业，其经营和发展依存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因此企业的研发投资决策必然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具体来说，制度环境主要从市场化程度、法律环境和金融发展三个方面来影响高管的研发投资决策。
　　 North[ 11 ]认为制度包括了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当市场化程度较低时，正式制度的发展尚不完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较多，民营企业的政治背景可以得到非正式制度的庇护，而技术背景则在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时更能激发企业的研发创新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使得政府干预企业的成本和难度加大，企业可以通过增强自身竞争能力来获得资源，政治背景对资源获取的能力降低。同时，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也增加了市场竞争的程度，企业研发创新的动力增强，技术背景对研发的促进作用减弱。
　　 研发投资活动的风险之一在于其外溢性风险[ 12 ]，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不足造成市场的“搭便车行为”，研发创新的专利成果易被其他企业复制和模仿，从而降低企业的产品竞争优势，严重打击了企业的研发热情和动力。企业可以通过政治背景寻求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技术背景高管则会通过其自身专业优势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当法律环境制度得到改善时，会逐渐制定和规范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严厉打击对研发创新成果的侵权行为，保障研发收益。
　　 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企业的外部融资面临融资约束，民营企业的政治背景可以降低银行的信贷约束，而技术背景高管在企业资金匮乏的情况下，由于其较强的技术偏好，也会将资金投入于研发活动。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有效缓解民营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融资环境，满足经营良好但未建立政治关联的企业的融资需求，为研发投资项目提供更为充足的资金。
　　 因此，制度环境的改善会带来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法律环境的改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于官员类的政治背景，依靠非正式制度获得的资源、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融资便利将大幅降低，而当选代表委员获得政治背景需要付出更多的寻租成本，更加不利于企业的研发活动。高管技术背景在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外部不确定性较大导致研发动力不足[ 13 ]的情况下，更能有效调动企业的研发积极性。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得到缓解，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降低了研发的外部不确定性，技术背景高管对研发投资决策的作用减弱。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a：制度环境的改善会弱化高管官员类政治背景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
　　 H3b：制度环境的改善会加强高管代表委员类政治背景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
　　 H3c：制度环境的改善会弱化高管技术背景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用样本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民营上市公司，按照《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2）（试行）》列示的分类标准，和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进行比照，同时将主营业务占比是否超过50%作为是否属于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标准，选取实际控制人性质为民营控股的492家公司，以其2011—2016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共计2 952个观测值。高管政治背景和技术背景信息来源于CSMAR数据库，制度环境中市场化进程和法律环境数据来源于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16》[ 14 ]，金融发展水平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其他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数据利用Stata14.0进行处理，并按照以下标准筛选：剔除样本期间被ST和PT的上市公司;剔除数据出现缺失的公司。此外，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主要连续变量小于1%分位数和大于99%分位数的进行Winsorize缩尾处理。
　　 （二）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
　　 研发投入强度（RD）：为了控制企业经营规模的影响，采用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之比来衡量研发投入强度。
　　 2.解释变量
　　（1）政治背景（PC）：本文参照刘雅琦等[ 4 ]的研究，如果企业高管曾经担任政府官员，定义PCP为1，否则为0;高管曾经或者现在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定义PCR為1，否则为0。
　　（2）技术背景（Tech）：本文参照韩忠雪等[ 9 ]的研究，如果高管具有在研发或者技术岗位方面的工作经历和学习背景，则定义该企业高管具有技术背景，Tech取值为1，否则为0。
　　 3.调节变量
　　 本文参考李诗田和邱伟年[ 12 ]的研究，选取市场化程度、法律环境和金融发展水平作为衡量制度环境（IN）的指标。
　　 市场化程度（Mar）：选取市场化总指数来衡量，市场化总指数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
　　 法律环境（Law）：选取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来衡量，该指标评分越高，法律环境越好。
　　 金融发展水平（Fin）：衡量指标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金融相关比率指标，第二种是樊纲等学者编制的市场化指数中的金融市场化指数。第二种指标主要衡量地区金融市场的基本情况，但不能反映可供企业资金融通的总的金融资产量，因此本文参考孙晓华等[ 13 ]的研究，采用第一种指标，通过地区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即地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地区GDP的比值来衡量，比值越大，金融发展水平越高。
　　 4.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其他文献，将企业资产规模（Size）、经营现金流（CF）、企业成长能力（Growth）、资产负债率（Lev）、盈利能力（Roa）、上市年限（Age）和股权集中度（Cent）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具体定义整理如表1。 　　（三）研究模型
　　 为检验前文假设，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其中PCj，t分别代表高管政府官员背景（PCPj，t）和高管代表委员背景（PCRj，t）;INj，t为制度环境指标，包括市场化程度（Marj，t）、法律环境（Lawj，t）和金融发展水平（Finj，t）。模型（1）中，若PCPj，t的系数显著为正，则证实假设H1a;若PCRj，t的系数显著为负，则证实假设H1b。模型（2）中，若Techj，t的系数显著为正，则证实假设H2。模型（3）中，若高管官员类政治背景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为正但不显著或显著为负，则证实假设H3a;若高管代表委员类政治背景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显著为负，则证实假设H3b。模型（4）中，若高管技术背景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显著为负，则证实假设H3c。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2可以得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民营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水平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差异较大，说明不同公司间研发投入差距较大;高管官员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背景及技术背景的中位数均为1，说明大部分民营上市公司高管具有政治背景和技术专业背景;制度环境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异较大，说明各地区制度环境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二）相关性分析
　　表3是研究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结果。结果显示，高管官员类政治背景和技术背景与研发投入正相关，代表委员类政治背景与研发投入负相关，初步证明了前文假设。制度环境三个衡量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系数较高，因为它们本身就存在着交集。一般而言，市场化进程越高，法律环境越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为了避免这几个指标之间的共线性问题，本文在之后的回归中依次将这三个指标纳入回归模型。除此以外，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5，表明主要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分析
　　表4是高管背景与研发投入的模型回归结果。模型（1）—模型（3）分别为高管官员类政治背景、代表委员类政治背景和技术背景与研发投入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高管官员类政治背景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说明通过聘用政府官员担任公司高管可以获得更多的财税政策支持，从而促进研发投入，由此H1a得到证实;高管代表委员类政治背景与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说明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以获得政治背景虽然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但同时承担的寻租成本也会挤占研发资源，反而会抑制研发投入，由此假設H1b得到证实;高管技术背景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说明技术研发背景的高管具有更强的技术偏好，能准确把握市场方向，促进研发投入，由此假设H2得到证实。
　　表5是高管政治背景、制度环境与研发投入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模型（3）是高管官员类政治背景、制度环境与研发投入的回归结果，模型（4）—模型（6）是代表委员类政治背景、制度环境与研发投入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高管官员类政治背景的系数均显著为正，高管官员类政治背景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说明高管官员类政治背景对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在制度环境较差时比较显著，制度环境的改善弱化其对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由此，假设H3a得到证实;高管代表委员类政治背景的系数均显著为负，高管代表委员类政治背景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系数也显著为负，说明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高管获得代表委员类政治背景身份需要付出更多的寻租成本，会加强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由此，假设H3b得到证实。
　　表6是高管技术背景、制度环境与研发投入的回归结果。模型（1）—模型（3）中，高管技术背景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制度环境的系数也均为正。高管技术背景和市场化进程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与法律环境和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高管技术背景与制度环境对研发投入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市场化进程的提高可以改善市场资源的配置，法律环境的改善可以增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从而激发企业的研发动力，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缓解民营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研发的投入，由此，假设H3c得到证实。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做了如下检验：
　　（1）更换高管技术背景的衡量方式，参照朱焱和王广[ 15 ]的研究，以技术背景高管的职称来衡量高管技术背景。其中，将技术背景高管的职称按照研究员或教授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助理工程师、其他职称或无职称分别赋值4、3、2、1、0，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
　　（2）对政治关联与研发投入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参照谢家智等[ 16 ]的研究，选取企业所在省份政治关联的平均值作为企业高管政治背景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回归法进行分析，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
　　
　　 五、结论与启示
　　 作为国家重点关注的行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不可替代，而在企业转型升级中发挥桥梁作用的研发活动受到企业高管背景和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因此，本文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民营上市公司2011—2016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不同高管背景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高管的不同背景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区别，且高管通过不同方式获得的政治背景身份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也存在区别，高管官员类政治背景和技术背景会促进研发投入，而代表委员类政治背景会抑制研发投入;（2）制度环境的改善减少了政治关联作为非正式制度给民营企业带来的各项优惠，会弱化高管官员类政治背景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强化代表委员类政治背景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3）制度环境的改善对高管技术背景存在替代作用，会弱化技术背景对研发的促进作用。
　　 本文实证结果的政策意义在于：第一，有利于民营上市公司正确认识政治关联。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为了获得政治背景需要付出的寻租成本更多，反而不利于促进研发投入。第二，高管的技术背景对研发投入发挥着积极的正向效应，所以企业应该引进和储备拥有研发技术背景的人员为高管团队成员，提升企业的研发和创新意识。第三，改善外部制度环境。政府应该强化创新体系的建设，提升外部的法治水平，增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创新激励机制，实现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引导企业加大对研发活动的投入。同时，政府要加大金融改革的力度，加强监督机制和治理结构以及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建设，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拓宽战略性新兴产业民营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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