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晋升激励与国有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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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国家经济转型升级政策和国资委对国有企业高管的绩效考核标准，实证检验政治晋升对国有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晋升成为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投入的一种有效激励方式，这种激励效应在中共十八大之后得到强化。同时，在职消费水平显著削弱了政治晋升激励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这种削弱效应在中共十八大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职消费对政治晋升激励的替代效应在总经理层面显著强于董事长层面。建设全面有效的国有企业高管任免、激励机制是提高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增强国民经济活力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政治晋升;创新;国企改革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9）03-0086-07
　　 一、引言
　　创新活动作为企业长期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促进企业长期竞争力水平的提高、保持国家竞争战略优势[1]。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8—2014年连续追踪调查数据显示，虽然国有企业在研发人员占比方面高于民营企业，但其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研发投入占比上升幅度明显低于民营企业。对此，有学者认为，对国有企业管理者的激励不足影响其R&D投资[2]，而通过对管理者进行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等可以促使企业加大R&D投资力度[3-8]。这一看法获得了广泛支持，并被应用于国有企业薪酬改革和股权激励的探索和实施当中。但是，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环境差异的存在，除了公司治理理论中的经济激励、职位晋升等普遍的激励形式之外，在我国特殊的政企人才交流制度背景下衍生出另外一种重要的激励方式——政治晋升。在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与政府官员之间普遍存在着身份互换，国有企业高管具有政府部门的从政经验已屡见不鲜;同时，国有企业高管有可能被调任到企业外部行政级别更高的管理岗位或者进入政府部门成为政府官员。对十八大后部分高管高官交流任职情况的统计结果充分印证了这一点①，反映出政治晋升激励在我国普遍存在并被广泛运用。
　　此外，当前国有企业薪酬管制趋势加强、股权激励方式受限且效果微弱，使得政治晋升能够表现出更为突出的激励效应，显著影响着国有企业高管的经营决策。同企业创新能力密切相关的R&D投资关乎着企业的长远发展，增强国有企业R&D投资强度，提高国有企业创新能力，也是推动创新驱动战略落实、实现社会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契合当下国企改革主题。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政治晋升对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理论分析
　　控制权私人收益理论指出，企业高管在获得对企业的完全控制权和管理权后会利用经营决策获取个人私有收益以最大化其个人效用，这种个人私有收益不仅包括薪酬等货币性收益，还包括隐形的非货币性收益，如攫取较高的在职消费水平、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机会等[9-10]。在国有企业薪酬结构化、股权激励失效的制度环境下，我国国有企业高管存在激励不足、监督机制缺位、监督成本高昂的问题，使得国有企业高管缺乏有效约束。国企高管追求政治晋升，除了一般升迁所享有的更高的物质福利外，行政级别的提高还会使得高管们获取更多的控制权、资源分配权和决策权以及社会地位和人脉资源的提升等，可见，政治晋升激励能够为国企高管带来高效价。而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下形成的政企人才交流机制又为政治晋升的实现提供了机会，政府对国企高管企业绩效的硬性考核指标、国企高管天然的行政身份色彩以及在达到考核标准后的系列奖励，都令国企高管对自身政治晋升机会的感知具有较大的敏感性。
　　國有企业的财务业绩表现与企业高管的政治升迁息息相关。作为企业创新能力重要保证的R&D投资，通常具有投资成本高、回报周期长、投资收益不确定且收益滞后的特点。长期效益方面，如果研发成功，能够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和业绩的改善，也能够带来资本市场上更高的收益[11-12];但是一旦研发失败，会对企业业绩造成剧烈冲击，而承担业绩压力的高管则会面临被解聘的威胁，因此企业高管的R&D投资偏好通常较低。短期效益方面，由于R&D投资成本较高、投资周期长，高强度的R&D投资并不利于企业短期业绩的提升[11]。由于R&D投资的长短期经济效益不一致，虽然增加企业R&D投资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但却难以在短期内有效提高企业经营业绩。企业业绩表现与高管政治晋升激励息息相关，杨瑞龙等发现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越高，央企领导获得政治晋升的可能性越大[13]。由于研发投入对企业短期业绩的不利影响，会威胁到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机会，因此，拥有“政治人”和“经济人”双重身份特征的国企高管在政治晋升的驱动下，有足够的动力完成业绩考核指标，提高企业经营绩效[14-15]。基于短期业绩观的分析，提出假设1：
　　H1：政治晋升激励强度与国有企业创新投入水平显著负相关。
　　（二）货币薪酬激励、在职消费与政治晋升激励的相互替代效应
　　在研究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激励的同时，还应考虑到其他形式的激励方式对其存在的影响，例如货币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在职消费等，不同于单项激励作用下的表现，多重激励交叉影响下的国有企业高管会对各项措施的成本收益进行权衡、综合抉择。已有研究表明，在综合分析多种高管激励方式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后，可以发现，政治晋升激励和物质激励之间的确存在着替代或互补的关系[16-17]。Cao et al.从职业生涯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同样发现政治晋升激励与货币薪酬之间可能存在着替代性[15]。货币薪酬激励与政治晋升两者间的替代关系同样被郝项超所证实[18]。同时，对于财富积累仍旧处于初始阶段的上市公司高管而言，风险相对较小的货币薪酬等短期报酬具有很强的吸引力[19]。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H2：货币薪酬激励会削弱政治晋升与国有企业创新投入水平的相关效应。 　　对于在职消费这种隐性激励的研究表明，提高在职消费水平，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企业管理层带来正向激励效应[20-22]。在我国，监督的缺失和较大的管理层权力为国有企业高管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个人私有收益，提高在职消费水平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对于具有双重身份的国有企业高管来说，政治晋升和在职消费都存在着巨大的激励效应。国有企业高管在“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双重隐性激励范式情境下作出权衡和抉择时，政治晋升可能性越高的高管，其在职消费行为存在收敛现象[23]。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在职消费会削弱政治晋升与国有企业创新投入水平的相关效应。
　　宋德舜将样本按照董事长与总经理进行分组分析后发现，对董事长的政治晋升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绩效，但对总经理的政治晋升却没有发现与企业绩效间的显著效果[24];而宋增基等的结论不仅支持政治晋升对国有企业董事长有更显著的激励效果，同时发现，总经理更加在意货币性薪酬激励，政治晋升和货币薪酬激励间存在着替代关系[16]，但是田妮等在将这两种激励方式按董事长和总经理进行分组检验之后，却有不同的发现，在董事长层面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在总经理层面政治晋升激励强化了高管货币薪酬对于企业绩效的敏感性[17]。王曾等则发现政治晋升可能性越高的高管其在职消费行为越收敛，政治晋升激励同在职消费激励具有非对称的替代效应[23]。董事长与总经理在职责权力上存在分工和差异，在面对不同激励方式交互作用时的表现和最终决策也可能不相一致。在国有企业中，同负责企业具体经营事务的总经理相比，董事长作为国有产权的代表，对身份定位和权力感知的程度更高。同时，由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结构性的存在，二者对于政治晋升的追求动机和所感受的激励强度也存在差异，这也导致了政治迎合倾向在国有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身上的不同表现。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区别职位级别，政治晋升激励与国有企业创新投入的相关效应在董事长层面更加显著。
　　H4b：区别职位级别，货币薪酬对政治晋升激励的替代效应在总经理层面更加显著。
　　H4c：区别职位级别，在职消费对政治晋升激励的替代效应在总经理层面更加显著。
　　 三、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本文选取2009—2014年，沪、深A股市场国有企业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并剔除主要变量值缺失、上市不足一年、未披露研发投入数据和*ST和ST类企业后得到的1 876个观测值进行检验。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所用国有企业高管政府工作经验和政治身份数据等个人特征数据为手工搜集所得;企业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及上市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国家宏观经济数据为统计局官网搜集整理所得。
　　（一）主要变量定义
　　1. R&D投资（RD）：借鉴张兆国等[25-26]学者的研究，本文采用研发投入与总资产之比这一指标来衡量R&D投资。
　　2. 政治晋升激励（PP）：国企高管的职位变更包含降职、平调、晋升、离职四种情况。本文将政治晋升定义为国企高管被调任到企业外部行政级别更高的管理岗位即上级控股公司任职或者进入政府部门。参考徐细雄[27]和卢馨等[28]学者的研究，结合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晋升机制，本文从两个维度、以八个指标构建的综合性指标来表示政治晋升激励强度的大小（见表1）。
　　（二）模型设计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描述性统计分布我们发现，我国国有企业之间的R&D投资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最大为0.104，最小值仅约0.000 01。而政治晋升机会的综合变量（PP）均值为0.441，中位数为0.375，表明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政治晋升激励（PP）的最小值仅为0.125，最大值达到0.875，数量差距说明国有企业高管之间的政治晋升激励强度存在较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必然会对国有企业高管的R&D投资决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具体分析后可以發现，政治晋升激励差异的出现是由个人特征和企业特征差异所导致的。
　　（二）相关性分析
　　为了增强模型的可行性和可靠性，本文在正式回归前对设定模型中的变量进行了相关性检验。由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本文研究模型中解释变量间的相关性较小，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较强，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较小，文章模型构建较为合适。
　　（三）政治晋升对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估计
　　表2的检验结果显示，对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晋升成为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投入的一种有效激励方式，政治晋升对国有企业R&D投入的这种促进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宏观因素方面，主要同国家经济政策同步。中发[2006]4号文件强调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倡导国有企业加大R&D投入。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创新带动经济发展是适应当前经济环境的关键。微观因素方面，主要同国资委对国有企业负责人考核标准的细化和升级相关。在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指标方面，明确规定对业绩优秀及在自主创新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给予任期特别奖。并且对R&D投资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对国企高管考核的奖励上，也体现在惩罚措施方面，并且近年来奖惩更加严格。同时，地方国资委同样不断采取措施，促进国有企业加大R&D投资力度，促进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因此，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倡导和国资委细化考核指标的双重作用下，国有企业高管表现出更大的政治迎合倾向，更多地承担国家政策任务、积极落实国家创新驱动政策、带动企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大企业研发投入水平。因此，对国有企业高管而言，政治晋升激励成为促进企业R&D投资的一种有效激励方式。而从分组检验结果来看，对董事长和总经理而言，在董事长层面，政治晋升激励对R&D投资的促进作用要略大于其在总经理层面的表现。导致激励效应不同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董事长与总经理在职责权力上存在分工和差异，董事长所感受到的政治晋升机会更大。此外，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加快了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步伐，调整薪酬水平、加大反腐力度、管控在职消费，经济激励受限的现状更加强化了政治晋升的激励作用，这一分析推论也在进一步分组检验中得到证实。 　　（四）不同激勵方式的替代效应估计
　　在考虑货币薪酬激励（Pay）的替代作用后，从表3检验结果来看，货币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对政治晋升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并不能产生显著影响。究其原因是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高管的货币薪酬存在“刚性约束”[29-31]。虽然政治晋升和物质激励之间存在着替代或互补的关系，但是，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公司治理环境使得国有企业高管的货币薪酬激励受到抑制，同时，政治级别的存在使得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具有一定的结构性。一种激励渠道的抑制会导致对其他激励渠道更强烈的需求[32]。对于国有企业高管而言，在限薪政策下，对政治晋升激励会有更大的依赖性[33]。因而更加意愿在政治晋升机会的激励下加大企业研发投入。
　　从表4的全样本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职消费对政治晋升激励有较强的替代作用，国有企业高管在谋取在职消费时会显著削弱政治晋升对企业R&D投资的促进作用。董事长与总经理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在职消费的替代效应在总经理级别更为显著。已有研究表明，对国有企业高管而言，政治晋升可能性越高其在职消费行为越收敛，而总经理所能够感知到的政治晋升机会小于董事长，当一种激励渠道受到抑制时对另一种激励渠道的需求就更强烈。因此，与董事长相比，总经理更加在意隐性在职消费，对隐性在职消费的敏感程度高于董事长。进一步分析发现，对样本按照中共十八大的召开时点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在职消费对政治晋升激励与R&D投资关系的影响在中共十八大前后具有显著差异。十八大之后，在职消费与政治晋升激励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在职消费对政治晋升激励与R&D投资关系产生显著抑制作用。究其原因，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提高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对国有企业在职消费实行严格的监督和管控，坚决遏制不合理的在职消费。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我国所特有的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高管具有“经济人”和“政治人”双重身份特征，使得政治晋升成为一种有效的激励方式。通过本文的经验数据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同企业创新投入水平显著正相关。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并没有抑制企业研发投资，反而成为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一种有效激励方式。第二，国有企业高管的显性货币薪酬激励并未对政治晋升与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关系产生显著影响。第三，作为职位本身所带来的隐性经济报酬，高管谋取越高的在职消费水平，其对政治晋升与国有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关系的削弱效果就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抑制效应在中共十八大之后得到极大强化。第四，在董事长层面，政治晋升对国有企业R&D投资的促进作用要略大于其在总经理层面的表现。在总经理层面，在职消费对政治晋升激励具有更强的替代效应。
　　以上分析表明，政治晋升机会对国有企业R&D投资的激励效应更多的是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考核标准的综合导向结果，而不是经理人纯粹在市场导向下所作出的经济决策。在全面深化改革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背景下，在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推进政企分开的趋势下，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显然并非长久之计。因此，完善国有企业创新导向的经营考核机制、加快推进完善职业经理人市场、建设全面有效的高管激励机制，对于加快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增强国有企业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由于篇幅原因，统计结果未列示在文中，如有需要，可与本文作者联系。
　　参考文献：
　　[1]TIAN X，WANG T Y.Tolerance for failure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4，27（1）：211-255.
　　[2]TOSI H L，WERNER S，KATZ J P，et al.How much does performance matter？——a meta-analysis of CEO pay studies[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0，26（2）：301-339.
　　[3]BALKIN D B， MARKMAN G D，GOMEZ MEJIA L R.Is CEO pay in high-technology firms related to innovation？ [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0，46（6）：1118-1129.
　　[4]COLES J L，DANIEL N D，NAVEEN L.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risk-taking[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79（2）：431-468.
　　[5]LERNER J，WULF J.Innovation and incentives：evidence from corporate R&D[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7，89（4）：634-644.
　　[6]唐清泉，甄丽明.管理层风险偏爱，薪酬激励与企业R&D投入——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J].经济管理，2009（5）：56-64.
　　[7]李春涛，宋敏.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所有制和CEO激励的作用[J].经济研究，2010（5）：55-67.
　　[8]LIN C，LIN P，SONG F M，et al.Managerial incentives，CEO characteristics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in China’s private sector[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11，39（2）：176-190. 　　[9]JENSEN M C，MECKLING W H.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4）：305-360.
　　[10]HOLDERNES C G.A survey of block holders and corporate control[J]. Economic policy review，2003，9（1）：51-64.
　　[11]CHAN L K C，LAKONISHOK J，SOUGIANNIS T.The stock market valua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ditures[J]. Journal of finance，2001，56（6）：2431-2456.
　　[12]CHAMBERS D，JENNINGS R，THOMPSON R B I.Excess returns to R&D-intensive firms[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02，7（2）：133-158.
　　[13]杨瑞龙，王元，聂辉华.“准官员”的晋升机制：来自中国央企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3（3）：23-33.
　　[14]KATO T，LONG C.Tournaments and managerial incentives in China's listed firms：new evidence[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11，22（1）：1-10.
　　[15]CAO J，LEMMON M L，PAN X，et al.Political promotion，CEO incentiv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y and performance[R].Working paper，2014.
　　[16]宋增基，郭桂璽，张宗益.公司经营者物质报酬，政治激励与经营绩效——基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11（4）：99-104.
　　[17]田妮，张宗益.政治激励和薪酬激励是互补的吗？[J].上海经济研究，2012（11）：26-33.
　　[18]郝项超.高管薪酬，政治晋升激励与银行风险[J].财经研究，2015（6）：94-106.
　　[19]唐清泉，徐欣，曹媛.股权激励，研发投入与企业可持续发展——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8）：77-84.
　　[20]RAJAN R G，WULF J.Are perks purely managerial exces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79（1）：1-33.
　　[21]姜付秀，张敏，陆正飞，等.管理者过度自信，企业扩张与财务困境[J].经济研究，2009（1）：131-143.
　　[22]CHEN D，LI O Z，LIAN  G S.Do managers perform for perks？[J].Ssrn electronic Journal，2010.
　　[23]王曾，符国群，黄丹阳，等.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关系研究[J].管理世界，2014（5）：157-171.
　　[24]宋德舜.国有控股，最高决策者激励与公司绩效[J].中国工业经济，2004（3）：91-98.
　　[25]张兆国，杨清香.管理者任期，晋升激励与研发投资研究[J].会计研究，2014（9）：81-88.
　　[26]刘运国，刘雯.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任期与R&D支出[J].管理世界，2007（1）：128-136.
　　[27]徐细雄.晋升与薪酬的治理效应：产权性质的影响[J].经济科学，2012（2）：102-116.
　　[28]卢馨，何雨晴，吴婷.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是长久之计吗？[J].经济管理，2016（7）：94-106.
　　[29]GROVES T，HONG Y，MCMILLAN J，et al.China's evolving managerial labor market[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5，103（4）：873-892.
　　[30]QIAN Y.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a：agency problems and political control[J]. Economics of transition，1996，4（2）：427-447.
　　[31]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J].经济研究，2005（2）：92-101.
　　[32]MOBBS S，RAHEJA C G.Internal managerial promotions：insider incentives and CEO succession[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2，18（5）：1337-1353.
　　[33]陈冬华，梁上坤，蒋德权.不同市场化进程下高管激励契约的成本与选择：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J].会计研究，2010（11）：5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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