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内外忆休师

作者:未知

  休师,是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休斯(J. Donald Hughes)在我心中的称谓。对休师的悼念与追忆,伴随着我的己亥猪年(2019)春节,因为2月4日大年三十午餐刚过,就从学生朋友的微信中得知休师仙逝的噩耗。其实,之前的1月26日,休师的大女儿乔伊(Joy)发邮件给王利华老师和我还有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告知她父亲病重的信息,我还一直在为休师祈祷,期待他又一次战胜病魔,根本没想到他会走得这么快。
  时值春节,我在安徽故乡陪伴父母。为了不影响家人过节的情绪,对休师的追忆只能暂时搁在心底。这样,除了通过“绿色公众史学”微信公众号推出“读史悼念”系列文章外,一直没抽出时间写点什么来缅怀他。2月12日,我接到东亚环境史协会(Association for East As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EAEH)秘书劉晓云女士的邮件,说协会会长刘士永老师想请我撰写一篇简短的纪念文章,将刊登于东亚环境史协会网站,以纪念休斯先生长年对东亚环境史协会的支持与参与。我看到这封邮件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并立刻想到这样一个题目,试着回忆与休师交往及向他学习的点点滴滴,以此正式缅怀他、纪念他。
  我对休师的了解,是从阅读和翻译他的著作开始的。早在2004年和2005年,我就开始阅读他的《潘神的劳苦》《世界环境史》等著作,但那时还仅仅停留在对其书本内容的学习阶段,尚没有直接接触和交流。2007年2月,我在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做客座教授期间,有一天接到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岳秀坤先生的邮件。他介绍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历史学的实践丛书”,侧重史学方法和史学史著作的引进,已经出版了《法国史学革命》等数种,最近新觅到一个选题,即休斯的《什么是环境史》(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是英国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于2006年出版的新书,篇幅很小,正文只有120页,问我有无兴趣翻译这本书。我随即回复说,休斯的书我读过一些,但这本新书还没有看到,我下学期给研究生上环境史研究导论课程时会介绍休斯的研究成果,可以将这本小书列进去,但目前课题研究任务太重,而且正带着研究生一起翻译《大象的退却》,实在忙不过来,因此,这本书的翻译就不能再承担了。
  但没过多久,我一开始阅读《什么是环境史》,就立即改变了主意,并主动联系秀坤,表示乐意接受这部著作的翻译工作,还及时对这项工作作了初步的安排。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这部著作的非凡价值所致。当然,那时我还只是着眼于自己主持的课题以及准备开设的课程来考虑的。
  我那时主持的课题是“环境史研究与20世纪中国史学”,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2006年度的重大项目而提出;准备开设的课程则是上述的环境史研究导论。为课题研究以及课程教学的顺利开展,旅日期间我广泛搜集相关书籍和文献资料,休师的多部著作自然在列。开始阅读《什么是环境史》之后,我认识到,这本书虽然篇幅不大,但为全面、系统地了解环境史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因而是环境史研究的尚不多见的入门书,正如许多评论一致认为的那样。就我的课题研究和课程教学工作的开展而言,这样的著作更具有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因此不能不下力气咀嚼、消化和吸收。
  这部著作的翻译经历,我已在《什么是环境史》译后记中有所交待,这里重又提起,是作为自己如何与休师结下学缘的最为关键的一步而言的。回想起来,这不仅仅是翻译和精读一本书,而是寻觅和结识一位良师益友。这位良师益友不仅在翻译过程中提供了及时、便利的帮助,而且在拙译出版后一直给予多方面的关照,以致我们之间的学缘和情谊跨越时空,日臻醇厚。
  就这样,休斯成为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之外引领我深入环境史的又一位导师,我也在心中一直尊称他为“休师”。2008年9月,休师应邀前来北京,到我的母校即我那时的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讲学。犹记得,那年9月21日去首都机场T3航站楼接他的情景,虽未谋面,但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这是因为他那顶帽子醒目地标识了他,所以他常说那顶帽子是他的商标(Trade Mark)。
  那一次,是休师和师母帕姆(Pam)一道头一回来北京,他们在这里待了一周。其间,休师围绕环境史作了三场讲座,分别是:(1)环境史与旧史学(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Older History);(2)环境史的三个维度(Three Dimension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3)环境史涉及的现在和将来的问题(Present and Future Issue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休师的讲座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除北京师范大学一些院系的老师、同学聆听了他的讲座,还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学生前来听讲、交流。不仅如此,休师在北京高水平讲学的消息很快传回美国。10月15日,沃斯特的高足马克·赫尔西(Mark Hersey)来邮件说:“我希望你和你的学生喜欢9月下旬唐纳德·休斯教授的出访;他毫无疑问设定了高标准,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来达到。”因为那一年我也请马克前来交流,他如约于12月中旬来京。在准备讲座的过程中,他以休师为榜样,认真准备讲稿,努力提升交流的水平和效果,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休师在环境史新生代学人中的威望以及所受到的敬重。
  来访之前和来访期间,我还就很多问题向休师请教,尤其是就“Environmental history”和“Eco-history”两个术语问题请教他,他每每都清晰地予以回答。在休师看来,这两个术语属于同义词;当然,也有秉持环境史只是“环境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的观点,这使它更具自然科学而非历史研究的色彩。他个人习惯使用“Environmental history”,是因为该研究在美国学界兴起之初大家通常用这一名称。那个时候,在英文中“Eco-history”很可能听上去更时髦,但不那么专业。他还强调,要同等关注“Environmental history”中蕴含的文化和自然,以及这一研究所包括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以及自然科学(包括生态学)的要素。休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影响了我,并成为我坚持使用“环境史”概念的一个原因。   这次来访,包括来访前的沟通和准备工作,给休师留下了颇为深刻、良好的印象。当时正赶上北京即将举办奥运会的盛事,因为很快要出访北京,所以休师和师母更加关注这届奥运会。8月11日,休师还特别来邮件告诉我,他们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其表演的规模、美感和技术的卓越性令他们感到十分惊讶,并认为北京奥运会将是一个真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开幕式过后,他们一直在欣赏体育比赛,特别是游泳和体操;他们最为期待的是跳水比赛——那是他们特别喜欢的项目。在这样的观赏和期待之后,他们来到了北京。
  来访期间,除了学术讲座和交流并游览鸟巢、大栅栏、颐和园、长城等新旧著名景点外,我还在我的闺蜜、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谢江南教授的帮助下,安排休师和帕姆拜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剧研究中心,听取该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孙萍老师对京剧和中国乐器的讲解,还了解了孙老师如何积极实践和宣傳京剧艺术,使之成为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之瑰宝的一些经历。此外,我和江南还陪他们到长安大戏院欣赏了旦角经典折子戏。拜访中国人民大学国剧研究中心并欣赏京剧这两项活动,是应休师的提议为照顾帕姆而特别安排的。我在前期为他们来访做准备过程中特别问及他们有什么爱好,休师告诉我,帕姆是音乐老师,也善于作曲并喜欢各种乐器,包括中国的民乐和乐器。我想,我这样安排也是让外国友人更好地接触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机。
  如上所述,这次来访给休师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在回国后第二天便写邮件告诉我,非常感谢在北京期间受到的盛情款待,一切都很好,学生好,参观有趣,食物味美,住宿舒适。他还表示在访问期间学到了很多东西,希望我能在他准备《什么是环境史》第2版时帮助他了解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学术信息,也希望从今往后能保持联系。休师的邮件反馈中肯定不乏溢美和客套之词,但也足见他对这次来访的感受。此后,我们的确一直保持着联系,还相约下一年参加在丹麦召开的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学大会(The First World Congres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WCEH)。我也及时将休师的一篇论文也即一次演讲稿①译了出来,以飨方兴未艾的中国环境史学界。
  2009年8月4日,休师在帕姆的陪伴下出席了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学大会,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学生也都参加了这一盛会。8月6日下午,当我和我的学生按时来到我们参与的讨论小组时,只见休师和师母已经坐在了那里,这让我顿时感受到了莫大的支持。大会期间,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有一个小聚会,由刘翠溶先生主持,商讨成立东亚环境史学会事宜。两个月后,东亚环境史协会在刘翠溶先生的领导下发起成立。休师也积极参与东亚环境史协会的成立活动,见证了东亚地区各路环境史研究者如何聚集力量的情形。
  与休师更深入、更广泛的接触和了解,得益于2011年秋季学期他和师母的第二次来访。坦诚地说,这一次请他来,并非早已计划好,而是临时起意的结果。当然,这也是事出有因。2011年春季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下发聘请海外名师讲学的通知,为的是扩大国际交流以提升研究生培养水平。但通知规定,一个星期之内就得上报聘请计划。这个通知来得突然、急促,接到通知的第二天也即7月1日,我便与休师联系,询问他是否愿意并可能在秋季学期前来讲学。当天他就回复了我的邮件,告诉我,我的邀请和讲课设想非常好。当时,他正在芬兰的图尔库(Turku)参加欧洲环境史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ESEH)的年会,答应不久之后回到美国就跟帕姆商量,看看她能否全程陪同来京,还表示无论如何他都会来的。没等多久,他就报来了详细的讲学计划。我很快上报学校,一周内得到了批准,不出半个月就落实了邀请函等相关事宜。
  有意思的是,这次来访之前,休师和师母还报了普通话速成强化学习班,每天都努力学习中文,希望自己再次来北京的时候能听懂一点点,说上一点点,也期待能读懂一点点常用的字词。他们还感到学习中文很有意思,并且用拼音写道:“Hen hao!”这反映了休师对再次来北京交流的重视程度及其欣喜的心情。
  2011年9月11日,休师携师母如约前来,开启了为期一个半月的环境史教学。这次来访正赶上中秋,我们同门同学和休师夫妇在北京师范大学东门御马墩聚餐,一块度过了一个欢乐愉悦的中秋佳节。随后,略事休息,休师即开始了教学工作。由于选课人数较多,上课地点临时改到了教七楼401教室。前来听课的除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哲学、生物、环境等几个院系的部分研究生和教师,还有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学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国土资源部和全国人大环资委的相关研究与工作人员。这一次,休师系统地讲授环境史,从环境史的理论与方法到世界环境史专题,有点有面,兼顾理论和实践。课程结束后,每一个选课的同学都写了总结,大家纷纷表示深受其益,有的还说休师在他们心中播下了环境史的种子。后来,我们翻译了休师的一篇讲稿,即《新奥尔良的发展:一部环境灾难史》,写了一篇相关分析性论文,即《环境灾难史研究的方法和意义——基于“新奥尔良的发展:一部环境灾难史”的思考》①,以便有志于环境史研究的学界朋友更好地了解其学术志趣和现实关怀。
  休师的这次来访交流,活动满满。除了每周五下午的环境史课程教学外,其间的10月14日,他和帕姆参加了美国环境史学家苏珊·福莱德(Susan Flader)在北京师范大学宣讲的利奥波德传记片《绿光》(Green Fire)欣赏专场;10月16—17日,他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与北京市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的“2011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久之后,他还出席了高国荣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主持召开的环境史会议。10月23—29日,我们还一同前往台北,参加了在“中央研究院”举办的东亚环境史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东亚环境史学术研讨会。每一次活动,休师都是全程参加,全神灌注,有时还作大会主题发言;在东亚环境史协会成立大会期间,他还主持了一场圆桌会议。此外,他还顺访了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以及广西师范大学,到那些学校讲学、游览。他还抽出时间与我的朋友、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院的刘定震教授畅聊,切磋他们同样出自生物学及生态学领域的一些问题。这些活动与交流,充分体现了休师倾注于学术的热忱。而那时,他将自己正在审读的马立博(Robert Marks)的《中国的环境和历史》(China: It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书稿悉数发给我,好让我先睹为快,甚至在国庆节假期还帮我修改参加东亚环境史会议的论文,让我感动不已。   记得那段时间,北京的天气十分好,白云悠悠,秋高气爽。因此,除了讲学交流外,休师和帕姆也欣然接受安排,兴致勃勃地参观、游玩。我们曾一道从动物园乘游船,溯河而上前往颐和园,边赏景边了解与河岸景观相关的许多故事;还驱车前往凤凰岭,感受京郊青山碧岭的神韵。当看见龙泉寺门前两株苍劲的翠柏时,休师跟我解释说,由那两棵古柏扭曲的程度,即可以想见它们经年累月中承受并顶住了多么大的风力。他和帕姆对这两棵翠柏以及寺内两棵粗壮、婆娑的银杏树非常感兴趣,并从多个角度反复拍照留念。由此,我得以了解他俩的一个共同爱好——两人各自拿着同款相机,每每对着同一处景点各自拍照,日后一同整理,加以比较,并编辑成册。我至今还保留着他们制作的精美影集,其中许多照片都是双双对对的,包括他们在京师大厦公寓房的窗口往四周拍的一些风景照,成为多年前那个秋季北京也曾天蓝地洁的标记。
  休师的第二次来访确实在很多方面让我和我的学生对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的学生们不仅认真听他的课,看他的书,喜欢他上课时西装革履的绅士风范,而且为他那雄浑、深沉的男中音倾倒。从台北回来后的第二天,也即他们回国前夕,我在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举办了一个聚会,有同学搬来了电子琴,带来了短笛,帕姆弹奏,休师演唱,那幅琴瑟和鸣的画面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记得休师当时情不自禁地给我们讲起他的罗曼史:他年轻时的某个暑期考察时如何偶遇帕姆,帕姆如何成为他一生的挚爱。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总是相伴左右,包括一同出席国际、国内大部分环境史会议,以致美国环境史学界有人戏称他们为“联体婴”——见到休师就能见到帕姆,帕姆还被休师戏称为“业余环境史学家”。这种伉俪情深的境界,恐怕也是休师优良学养和人品的间接反映。我们有同学热情地为他们取了中国名字——润土和盼木,还有的同学则亲切地称他们为爷爷、奶奶。第二年5月底,为了给休师贺寿,同学们为休师专门定做了条幅,还买来北京师范大学的体恤衫纷纷签上名,赶在6月5日休师生日前夕快递到了他在普林斯顿附近的家里。
  按计划,休师和帕姆准备于10月31日启程回国,但由于当时美国天气的原因,他们所订航班临时取消,并改签到11月2日,这样,他们在京师大厦又多住了两天。他们回美国后不到一个月,又出访印度,在加尔各答的一所大学讲学交流。这是帕姆来邮件告诉我的,她在邮件中还特别比较了印度的那所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接待外国学者的食宿条件,让我对中国大学办学条件的改善自豪了好一阵子。
  与休师和帕姆再一次见面,是在2014年7月共同出席第二届世界环境史学大会之时。这届大会的举办地在葡萄牙的历史名城、素有“葡萄牙的摇篮”之称的吉马良斯(Guimares),主题为“环境史的形成或发展”(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Making)。会前准备过程中,休师根据大会的主题,组织了“环境史创始亲历”(Present at the Creation)专题讨论组,邀请了欧洲大陆、英国(也代表非洲)、拉丁美洲、印度等地区和国家的多位学者参加,介绍和谈论本地区、本国环境史兴起、发展的历程和特色;我也应邀参加了他组织的这个讨论组。
  一开始,休师想让我负责考察和介绍亚洲环境史研究,我深感责任重大,难以胜任。几经商量,我答应负责梳理和介绍中国大陆环境史领域兴起的轨迹,并谈了自己对环境史治史原则的理解,这得到了休师的赞同。那个场合,我在增强对很多地区和国家的环境史研究状况了解的同时,也大胆向国际环境史学界同仁发布了有关环境史的“上下左右”看歷史的主张。记得当时很多人出席了7月10日的这场小组讨论会,并参与到提问、交流之中。大会过后不久,休师即通过邮件告诉本小组各位宣讲者:“你们的报告很周到,相互补充得很好;正如你们已经知道的,我们随后收到了许多与会者的赞赏评论。”同时,也有几位国际友人跟我进一步讨论环境史研究的具体理论和方法问题,包括索要拙文《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①。我想,会上的赞赏评论和会后的进一步交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休师的国际学术声誉和人脉。
  休师不仅帮助我个人和我指导的许多硕士生、博士生,而且还鼎力支持和推动着我们所在的东亚地区环境史研究的发展。上文提及,他是东亚环境史学者团体诞生的见证人,不仅如此,他更是东亚环境史发展的参与者。迄今为止,东亚环境史协会举办的四届年会他全都参加了,除了在第一届年会上主持圆桌会议讨论外,在其余三届年会上他都作了主题演讲。在2013年第二届年会上,他演讲的题目是《可持续帝国:一个矛盾的形容?》(“Sustainable Empire: An Oxymoron?”);在2015年第三届年会上,他演讲的题目是《东、西方边界与镶嵌图:环境史上的景观状态》(“Borders and Mosaics, East and West: Landscape Organization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在2017年第四届年会上,他演讲的题目是《东、西方环境史中的人新世:人证与自然力的对比》(“The Anthropocene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East and West: Human Evidence versus Nature’s Power”)。
  在第二、三届东亚环境史协会的年会举办期间,我因有教学任务及其他事项耽搁而未能参与,没能亲耳聆听休师的演讲,不免感觉遗憾。在2017年10月举办的第四届东亚环境史学大会期间,我又一次见到了休师。这一次,休师是应时任协会会长、南开大学王利华教授的邀请,由女儿乔伊陪伴前来南开大学参会的,虽年事已高,但他再一次做了主题发言的文本准备和安排。10月28日午餐我们见面时,休师还亲手将帕姆送的一条真丝围巾交给了我。令人痛心的是,那天午餐过后,休师突然发病,于是在南开大学校长的亲自关怀下被紧急送往天津的一家医院。是故,他未能按计划出席和点评我主持的小组专题讨论会,他的大会主题发言也只得临时取消,他不得不在天津的一间病房里度过第四届东亚环境史大会的会期。但即便如此,当我的一位研究生前去协助看护时,还是深为高龄病中的休师的乐观情绪所感染。
  在天津留院观察、治疗一段时间后,休师被家人和医护人员护送回国。此后,他和我继续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系,并安慰我们说,他恢复得很好,今后虽然不大可能参加国际环境史学会议,但出席美国国内的环境史会议不成问题。这样,在2018年3月14—18日于加州河滨市(Riverside)召开的美国环境史年会上,我的学生李韶星见到了休师,并兴奋地发来了他俩的合影。而且,据乔伊说,这次病重前不久,休师还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准备提交参加2019年美国环境史年会,以缅怀2018年离世的约翰·奥佩(John Opie)。而我们在新年来临前还互致问候。我于12月27日给休师发去问候新年的邮件,并告诉他,我很喜欢现在的学校和同事。他一如既往地快速回复了我,说很高兴收到我的信,并很欣喜地告诉我,他们在佛罗里达有了新公寓,他喜欢那个新公寓和那里的好天气,阳台视野很好,有许多鸟在空中飞过。他还告诉我,他对清华大学有美好的回忆,看到我说我很喜欢这所美丽的大学和新同事,他感到很高兴。谁料,不到一个月,我从乔伊的邮件中得知他病重的消息,而一周多之后他就溘然长逝,去天国陪伴其环境史老友了。
  休师就这么走了,给我们留下了一串串回忆。我不敢肯定,他自早年和中年走过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在晚年又踏足东方这片热土、开启其环境史东渐之旅后,东方尤其是中国在其环境史版图中占有多大的分量,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从此更加关注东亚环境史研究,坚持参加东亚环境史协会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并开始执着于东、西方环境史和环境问题之比较,至耄耋之年仍为拓展世界环境史研究范畴,以将东方纳入其中而积极努力。由此可以瞥见他晚年来中国讲学、交游的良好效果,以及其中蕴含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这样,我们从阅读和翻译《什么是环境史》开始,通过接触并吸收一位环境史长者卓越的学术成就,不仅系统地了解了什么是环境史,还认识和理解了谁是休斯,为什么要称其为“休师”,休师为环境史乃至国际学术界留下了什么。这位师长对环境史学术的热爱,对环境史意义的认识,对环境史传播的努力,及其在学术之外散发的人格魅力,无疑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将持续地滋养环境史学人和学术。
  责任编辑:安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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