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训诂学教材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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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训诂学是我国高校人文学科开设的一门基础性课程，相关的概论性著作和教材也已有多部。其中，洪诚和郭在贻先生各自所著的《训诂学》以及周大璞先生主编的《训诂学初稿》三部各具特色的教材均问世于20世纪80年代，在当时的训诂学重新繁荣时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今也常为各高校所采用。本文以洪诚《训诂学》为主要讨论对象，以各书的体例，对三部训诂学教材做了一定的比较，为目前训诂学教材的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教材;内容;体例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6-0127-02
训诂学是为阅读古代书面语服务的一门科学，它研究如何正确理解古代书面语的语义，以求了解它的思想和内容。我们对于诸如《诗》《书》《礼》《易》《春秋》等古代文化经典的正确阅读和理解都离不开训诂学。因此，训诂学也成为我国高校人文学科开设的一门基础性课程。在古代汉语的教学实践中，对于一词一句的解释，无处不是训诂方法的应用[1]1。
训诂学是我国传统语言学（旧称“小学”）中的一个分支，由先秦发展到清代，积累了丰富的训诂资料和训诂论著，特别是经过有清一代乾嘉学派的推动，训诂理论和训诂方法逐渐形成，为近代训诂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国传统的训诂学受到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各高校也竞相开设训诂学课程，训诂学从经学附庸蜕变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内部的理论方法体系逐渐建立起来。民国时期开始有以“训诂”或“训诂学”为名的著作（如何仲英《训诂引论》、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齐佩《训诂学概要》等），其后训诂学概论性质的著作迭出（如林尹《训诂学概要》、陆宗达《训诂简论》、周大璞《训诂学要略》等等）。但长久以来，训诂学概论的著作在有关训诂方法等理论问题上存在分歧，并且旧的训诂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此，洪诚先生所著《训诂学》（以下简称“洪书”）通过自身的体例和内容安排指明了解决此类分歧的道路，而且通过引入文例、语例和语法分析两条途径有效地补充了旧训诂方法的缺陷。与洪书基本同时期问世的还有两部影响较大的训诂学教材：一是郭在贻先生的《训诂学》（以下简称“郭书”）[2]，二是周大璞先生主编的《训诂学初稿》（以下简称《初稿》）[3]。三部教材都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洪书出版于1984年，郭书出版于1986年，《初稿》第一版出版于1987年），并且在80年代训诂学重新繁荣时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今也常为各高校训诂学课程所采用。笔者曾以洪书为中心比读过三部教材，发现各位著者对于训诂方法这一核心理论问题的理解体现在其内容的编排体例中。因此本文将以洪书为主要讨论对象，从各书的内容编排体例入手，对三部训诂学教材做一定的比较，为目前训诂学教材的建设提供借鉴。
将三部教材统而观之，训诂学概论性著作的撰写涉及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训诂与训诂学的定义、内容或任务;二是训诂的条例、方式及方法;三是训诂材料的书面情况;四是训诂或训诂学的运用;五是训诂或训诂学的历史源流。其中第一、第二方面是训诂学的理论核心;第三方面是前两方面的基础，可做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分析;第四方面则是前三方面的实用性的延伸;第五方面的叙述则取决于对训诂学理论的把握角度。
首先可以看出，《初稿》在体例的形式和内容上明显地受到洪书的影响;而郭书则有更多的别创，尤其在训诂的方法、俗语词研究和文献参考要目三方面，给予后学者颇多启示，并为之指点门径。
要之三书，体例的安排又可归于训诂学二领域的划分，即：“训诂学的材料”与“训诂学的理论和方法”。①前者又可分为：作为训诂对象的书面材料与作为训诂工作體现的注疏、字书、专著等。训诂学的理论和方法的问题较为复杂，也是理论分歧所在，由《初稿》与郭书在训诂的“条例”“方式”“方法”等名词使用的差别中便可看出。
三书都有介绍训诂源流的部分。其中洪书以时代为划分依据，又首重《尔雅》，可见师传之迹。黄侃先生云：“《尔雅》之作，本为齐一殊言，归于统绪。”又云：“《尔雅》者，正故训，纲维群籍之书也。”又云：“《尔雅》为诸夏公之言，皆经典之常语，为训诂之正义。”[5]洪先生又进一步说：“词语分类以此为始。”[1]11这是对词语的分类其实也就是训诂方法发展的一种体现。其后洪书又提及《方言》和《说文解字》，指出两者都体现了不同的训诂方法与途径。洪书最重要的是宋代部分，因为宋代在训诂学方法上的贡献巨大，尤其是在古音学方面。洪书归纳了宋代训诂学的五种新发展：一是字分虚、实、半虚半实，词类区分更精细;二是古音学萌芽，初步发现古谐声偏旁相同的字古音必同部的规律;三是注释中用彝器铭文说《诗经》成语;四是强调语法在训诂上的作用;五是文字学变化，“右文说”的出现。古音学基础奠定后，清代训诂学的发展就是必然之事。可见洪书虽以时代为划分，但以方法为贯通是确实的。《初稿》同样注重这一点，归纳每个时期训诂学的情况、特点、成就，及其原因，更为翔实。郭书则尤其注重两汉和清，主要介绍研究的书面成果，长在资料。
洪书关于训诂的运用，没有辟专章讨论，诸如“阅读古书”“整理古籍”“编纂辞书”之类。但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则散见于全书各处，当然并不追求面面俱到，是限于全书体例安排的完整性。例如，有关校勘的内容集中在第二章第三节“传写有讹误”一节，不但指出了书面材料中存在的具体情况，而且为校勘的一种情况（即“根据他书引文校订本书”）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本书字句显有讹误不通之处，非改不可;二是所根据的引文必须是出于众书同引，对于孤证最宜慎重，主观推测必须废止[1]43-51。此为《初稿》和郭书所无，其所举段玉裁误校删《说文解字》的例证颇为繁难，亦极见功力。又有关标点句读的内容集中在第二章第六节“古书没有句读，当如何断句”一节，除简要地介绍了句读源流外，同样提出了几条实用的原则。其中定下判断句读是非的三个标准：一是上下文的整体意义;二是当时的语言通例;三是当时的社会情况[1]59-65。前两个标准是有关语法、文例的分析对于训诂的作用，而三个标准的内在方法意义都是对传统训诂方法的补充和制约。这种将文献语言的书面情况同与训诂相关的文献整理方法相结合的做法无疑更加提纲挈领。 以此观之，洪书在表面上看似乎不及《初稿》与郭书之体例的完整与明晰，主要是不以理论化语言命名各章而造成的表面现象。实际上，洪书牢牢抓住了材料与方法两大主线，以精深功力融会贯通二者，并将对实践性的理解深入到阅读的层面，从而由材料中发现问题，归纳现实情况，并提出方法用以解决实际问题，详略得当，结构平稳，体例严整。
洪书的第二章“与训诂有关的书面上的基本情况”，谈论书面材料的情况，归纳了其中影响阅读的主要问题。参照《初稿》与郭书，均在“绪论”章后续以这方面的内容，《初稿》以“训诂体式”为名，郭书以“训诂学的内容”为名。差别之处在于《初稿》不讨论作为训诂对象的书面材料的具体问题，而代之以介绍作为训诂工作体现的注疏、字书、专著等，是为第二类材料，且所占篇幅很大，接近于全书规模的一半。郭书则在此章中兼论了训诂的任务（释词与解句，且例证精纯，值得反复体味），以及第一类训诂材料的情况。这都是在洪书中所未及或论而疏略之处。可见三部教材实有互补之功效。
总而言之，三部教材中，洪诚先生的《训诂学》内容相对最为精深，其中多有著者的独到见解与创获，尤在驳误申说的例证中显示出来。如绪论一章第三节证《尔雅》之成书在《毛传》前，以经传之本文体例互证，证据确凿，为前人所无;又在节末附注中罗列前人误说之大概，旁引他籍，从文献历史角度进行正反论证，令人信服。得结果之过程，即学问之方法与途径所在。就体例和内容而言，郭书略失之于简散，但长于新领域之开拓、举例之精纯及资料之搜罗;《初稿》则略失之于繁杂，但长于体系之构建与术语源流之介绍，且采自洪书者颇多。
推敲不同之处的由来，一个主要的原因便是各自著者对“实践性”理解的不同。训诂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郭书与《初稿》都将此实践性做偏向于外的理解，于是都设有“训诂学的效用”或“训诂的运用”一章，主要谈训诂与教学、阅读、古籍整理（校勘、标点、辑佚等）、辞书编纂等的实用关系。洪书则直接将此实践性的核心规约在阅读古代书面语这一主题上，这也是洪书的提纲。如此则训诂学的内在特性便得到了体现，回到对文本语言的解释上，训诂学的方法意义在这一层面下才能与实例很好地结合并得到阐发。
参考文献：
[1]洪诚.训诂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2]郭在贻.训诂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3]周大璞.训诂学初稿[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4]胡朴安.中國训诂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11-12.
[5]黄侃.黄侃国学讲义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6：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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