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国外助推理论研究述评及进展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杨超

　　摘   要： 助推是行为经济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哲学、公共政策学等多领域社会科学的新兴热点交叉议题，自2008年提出后，备受国外学界关注。公众选择不免会落入认知误区，助推以自由父爱主义为精神内核，利用不同选择架构工具推进助推目标，既为公众自由选择提供了选项，又增加了做出“更好的选择”的几率。但不可否认，助推也在伦理道德上饱受质疑。
　　关键词： 助推; 政策助推; 自由父爱主义; 行为研究; 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 C91-06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20.01.013
　　Abstract： Nudging is a newly emerging research topic in several social sciences fields， including behavioral economics， social psycholog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public policy， etc. Since it was first proposed in 2008， it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s. Public choices can fall unavoidably into cognitive bias， and nudging theory is to provide tools to push forwards the policy targets to help the public to make right choices while keeping the freedom options based on the liberal paternalism. This paper represents the 10-year development of this theory in four aspects： theoretical origins， environment analysis， application fields and doubts and controversies， and eventually concludes with potential research focu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nudging; policy nudging; liberal paternalism; behavior studies; literature review
　　如何优化公众选择，突破个体“有限理性”？诺贝尔经济学家泰勒（Richard H Thaler）和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桑斯坦（Cass R Sunstein）于2008年提出“助推”（Nudging）的概念，从选择心理角度设计一套选择架构（Choice of Architecture）帮助公众做出“更好的选择”。随后，“助推”很快被应用到多政策领域，在国外学界引发了大量讨论、研究和管理实践。助推介于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之间，是选择科学兴起的产物，试图以预言的方式改变人们的选择或者经济行为，协助脱离认知误区或既有短见[1]。助推重释了心理学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衍生出行为科学的一个特色领域。
　　 以助推理论为基础的管理实践在国外得到了大力推进。英国行为洞察小组（Behavioral Insight Team，BIT）是世界上首家政策助推组织，于2010年由英国政府内阁办公厅建立，在医药健康政策、教育政策、财政政策、能源政策、慈善捐助政策等领域协助政府政策设计并开展行为科学实践评价。此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澳大利亚政府等机构也都实施了一些特色鲜明的助推管理实践。
　　 鉴于新兴理论已经在政策设计和社会变革中产生的重大影响，国外相关研究渐成规模。本文从理论缘起、要素分析、环境解构和争议质疑四个角度述评了助推理论从萌生到发展的十年演化历程，为深入理解理论和进一步实证研究提供整体框架。
　　 一、理论来源：自由父爱主义的政策转化
　　 政策实施过程中，是专制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更有利于公众做出更好的选择？行为经济学研究者泰勒等较早提出了介于这两种理念的“第三条道路”，这种理念在英国和美国政府部门得到广泛认同，已经成为一种政策设计和推行的重要方式。这不只是因为它提供了折中的思路，而且有着深刻的理论演化背景。一方面，从政策转移（Policy Transfer）到政策转化（Policy Translation）的范式转换变革日渐兴起。政策转移指的是政策在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国家、不同组织机构等环境下的复制性空间位移。政策转化突破了政策转移的机械性特质，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政策生产过程。助推是政策转化的关键，是促进政策制定目的与政策效果匹配的手段[2]。另一方面，既有治理模式不能满足治理需求。等级治理（Hierarchy）、市场治理（Market）、网络治理（Network）、规劝治理（Persuasion）是存在较久的四种治理模式，尤其是前三种非常普遍。规劝治理虽然较新，但社会营销的投入成本过高;助推治理降低了政府影响公众行为的成本，又能获得更好的治理效果，已经成为第五种治理模式[3]。
　　 基于这种治理实践需求，助推从单一概念发展为以助推程度、助推过程和助推方式为内部构件的多维度、多视角的新兴理论，整理得到如图1所示的架构。Baldwin（2014）指出，自由父爱主义（Libertarian Paternalism）是助推的哲学内核，既保证了公众选择的自由，又提升了政府促进公众有益行为的可能性;依据决策者对个体自主选择的影响程度，可以将助推细分为三种程度：初级程度的助推仅仅是向个体提供简单的提醒信息，并尊重个体的自主选择;中级程度的助推则是利用行为或意念局限引导个体做出偏好于政策设计者意愿的选择;高级程度的助推则采用战略框架、情绪反馈或隐蔽技术影响个体的偏好，远远超出前两种助推程度对个体的行为操纵[4]。与Baldwin相似，Mongin（2017）则按照个体受到干涉的程度将助推分成了三個层次：助推1通过轻微改变选择条件引导个体选择;助推2将个体的理性失灵作为工具实现决策干涉;助推3的干涉是通过缓解理性失灵的不利影响实现的[5]。由此可知，不论是从决策者还是个体视角，不同程度的助推是以约束个体自由的方式和程度的差异为界限的。助推程度反映出的是自由父爱主义在自由和专制之间的变化量。 　　 就政策干涉对个体行为影响的过程而言，政策助推只是该过程的第一个阶段[6]。那么，助推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其运作机理和实现工具是什么？Thaler和Sunstein（2008）、Amir（2008）、Selinger等（2011）和Mogin等（2017）认为，助推的内在起点在于利用心理学中的系统1和系统2两套认知系统偏好预测个体行为[1][5-7]。John等（2013）更深一步地提出有限理性是助推理论得以奏效的前提[8]。与前述学者不同，Mols（2015）辩证地分析了助推的运行过程，在认知系统的基础上，又补充了社会身份对个体行为的影响[3]。上述研究表明，助推利用个体认知模式和反思模式偏好帮助个体超越有限理性，并做出选择判断，同时受到社会性的影响。
　　 助推是治理的手段之一，也是政府意愿影响个体选择的行为学方法。虽然存在很多不同的助推工具，但都是通过改变选择架构发挥作用。不同的助推目的，催生不同的选择架构，从而影响个体的选择。Thaler和Sunstein（2008）提出，“选择架构是指人们做出选择时所处的背景”，改变选择背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选择行为[1]。Johnson等（2012）将其进一步解析为“决策者呈现选择的方式构造”[9]。因此，选择架构成为助推理论和实践的关键内容。
　　 不论是助推的程度、阶段抑或是执行方式，都是以自由父爱式的政策内容，促成个体做出合理的判断，进而实现助推的目的。
　　二、环境解构：选择架构下的政策轴线
　　利用助推实现政策有效转化的主要工具为选择架构。选择架构为助推的受众群体提供了环境背景，直接关系政策设计目标能否如期实现，是衔接政策设计和政策受众的中间路径。大量研究围绕选择架构工具类别以及影响选择架构的因素展开，初步形成了选择架构工具下助推政策设计的轴线。
　　（一）工具分类与功能匹配
　　从泰勒和桑斯坦提出助推概念以来，学术界和实践界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选择架构工具，决策者可以根据政策目标来选择不同的工具，提升助推的效果。虽然如此，但只有少量学者对这些工具的分类进行了研究和概括。
　　 第一类学者是按照不同的决策目标对选择架构工具进行分类的，代表性文献有Thaler（2008）等。早期的文献根据政策实现的领域和特征，将选择架构工具分为偏见谬误控制类、诱惑抵御类、社会影响控制类、满意度提升类、选择体系优化类、保险理财类、社会保障体系类、医药健康类、慈善捐助类、环境污染控制类、教育政策类等[1]。显然这种分类方法较为宽泛，没有形成更具指导性的选择架构的工具类别，但这些行为经济学、心理学和公共政策学相关的政策类别和实例，一方面直接为决策者提供了工具箱，形象地展示了选择架构实验和实践的内容，另一方面又为工具的进一步细分和优化提供了来源。
　　第二类按照个体选择难题的阶段将选择过程分为三段，典型文献为Johnson（2012）。首先是建立选择任务阶段。如表1所示，这一阶段个体常出现四类失误：选项过载、决策惯性、短视拖延、搜索过程长。第二阶段为个体对选项的认知错误：分类错误、禀赋过载、非线性禀赋。第三阶段个体操作性问题：个体差异和结构价值评判[9]。
　　第三类学者着重于选择工具干涉的性质分类，主要文献有Holland（2013）。在这种分类中，决策者可以通过改变选择载体的特质来助推个体选择，具体包括改变选择的外部环境或者气氛、改变环境的功能设计、为选择物品贴标签、改变物品外观、改变物品的数量，等等;决策者还可以改变选择物品的位置，调整物品选择的可获性和临近性，影响个体的选择判断;同时，选择工具的干涉还可以将上述二者结合使用，利用环境暗示和非个性化信息唤醒个体的行为意识[10]。
　　由此，选择架构的分类和功能研究表现出如下趋势：第一，选择架构工具的类别越来越明晰，早期研究按照工具的应用领域区分，使得同一工具在不同领域重复出现，分类的模糊性强，不便于决策者形成清晰的政策设计思路，而近期研究逐渐从应用领域转向个体选择偏误和工具干涉的性质等方面，工具的重叠性降低，应用性增强;第二，选择架构工具的实践性越来越强，利用选择架构工具实现助推目标的案例频繁出现，印证了助推已经从理论走向实践。
　　（二）设计者能力
　　选择架构设计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关键环节。设计者在助推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改变选项的顺序和内容、初始设置等[9]。那么，究竟什么样的选择架构设计者能被认定为合格的设计者？既有研究者从四个方面解答了这个问题。
　　 第一，设计者必须熟知个体选择的误区和个体对选择环境的认知，形成良好的推断能力。虽然泰勒和桑斯坦认为，每个人都能够成为选择架构的设计者，但显然任何一项政策的设计都离不开基本的能力要求，必须能够识别选择偏误和环境认知[1]。为获得预期的助推效果，必须弄清个体选择的触发点，并依照助推目标改变选择环境。推断力和信息反馈能够把握个体选择的偏好[7]。例如，Egelman采用实验比较法分析了智能手机用户在不同选择架构下为隐私信息保护的支付意愿，发现多数智能手机用户关注隐私保护，并愿意为此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11]。推断能力必须基于一定的管理实验，才能准确锚定个体选择环境认知和误区。
　　 第二，设计者的可信度受到异质性和利益相关性的影响。关于助推的伦理讨论都会涉及决策者的助推目标，“无形的手”是否会更趋向决策者自身的利益，而非个体的最优选择。一项助推决策能否在另一个区域成功复制，需要决策者突破自身的局限[7]，深入理解公众的价值目标，不能一味地按照自身利益诉求，否则，助推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第三，设计者需要将管理实验和助推政策范围相结合，合理区分二者的范围和关系。Selinger和Whyte（2010）认为，若选择架构是管理实验的补充，那么實施选择架构成功与否则主要由设计者的专业能力决定;若实验和政策保持平行关系，那么设计者就需要将实验和政策深度融合[7]。如Benartzi等（2007）设计的退休储蓄实验中，设计者合理调节了实验和政策的关系，发现选择架构设计变化对储蓄率和投资选择有深刻影响[12]。 　　 第四，设计者需要具备自由父爱主义导向的审视能力。政策助推受到的批判主要来自于将政治意图以助推的方式促进为公众选择。为了应对来自伦理道德的批判，设计者应该以自由父爱主义为标杆，以有利于个体的最佳选择为导向，引导公众的选择[13]。
　　 选择架构设计者的能力与信任问题，是助推能够推行的关键。既有研究已经形成了初步的能力和信任建立的思路，但缺少更为深入的设计者分类和政策目标匹配，如何将推断能力、可信度、试验与政策一致性以及政治理性等多种能力集聚并促使个体信服，是后续研究的方向。
　　（三）心理认知与认知误区
　　心理认知是个体参与选择架构设计的推动力，也是助推能够发挥作用的心理学基础。现有文献不仅关注了认知和记忆对选择架构设计的影响，还有不少实证研究重点研究了认知误区与选择架构助推效果的关系。
　　认知误区导致选择个体偏误，因此，误区识别将有利于选择架构的针对性设计。整理现有研究发现，主要存在四大误区。一是偏见：偏见导致的选择谬误，反映了人类思考方式的局限性，很难在直觉思维系统和理性思维系统之间保持平衡，通常会过多依赖直觉思维系统，从而导致谬误，案例包括幸福指数与约会频率关系、哮喘病比龙卷风更可怕、手热的球员命中率更高，等等[1]。二是诱惑：自制力的牵引作用，导致计划和行动发生思维冲突，导致选择失控，比如惯性选择问题，习惯性选择行为促成了饮食过量，最终造成肥胖[1]。三是从众：多数个体会跟随社会群体的选择趋向做选择，这既有可能是弊端，也可以成为助推施行的工具[1]，比如罪恶感在选择架构对可持续消费行为影响过程中的作用[14]，利用了个体的从众心理和社会心理压力设计出了有助于可持续消费行为的选择架构。四是厌恶：损失厌恶会影响行为者的选择方向，如非洲农民将施肥成本高作为理由拖延施肥时间，进而导致农产品产量低和生产效率低下，而助推政策的實施改变了农民害怕短期损失的心态，提升了农民的施肥意愿，增加了农产品的生产效率[15];消费者面对隐私数据泄露付费可能同样存在损失厌恶的心态，但当设计一定的选择架构后，多数消费者仍然愿意为保护个人隐私数据支付费用[11]。
　　 现有研究已经发现个体选择存在多种认知误区，但就认知偏误而言，可能还有诸多认知误区尚未发现和探讨。后续研究不仅应该关注认知误区本身，还应解释如何能够快速发现误区并针对性设计选择架构，为决策者提供切实可行的选择架构设计方案概略。
　　（四）语义差异与语篇理解
　　多数选择架构工具是依赖语义差异和语篇理解实现的。泰勒和桑斯坦指出，个体受到设计者提供的选择架构的语义语篇刺激，形成认知反馈，从而做出“更有利于自身”的选择[1]。选择架构很难撇开语义差异和语篇理解的讨论，尤其是在不同的背景文化环境下，对同样的语篇表达的理解和助推理解也存在差异。
　　 一方面，选择架构利用语义信息助推个体行为选择，主要由三种语义类型：一是授权控制型，谷歌的安卓市场通过用户授权许可认证来读取用户个人信息，用户可以支付一定费用来减少隐私数据授权[11];二是标签引导型，利用颜色标签区分不同健康水平的食品，提升个体选择健康食品的几率[10][16];三是评估助推型，不同评估模式会对个体的信息处理过程和旅游产品选择偏好产生影响[17]。
　　 另一方面，选择架构的语义问题会受到国籍、文化背景、种族、宗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少学者研究了影响选择架构功效的因素，同一种语义信息在不同国籍或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含义会导致个体的实际导向与选择架构设计的助推方向偏离[18]。例如，同样面对抽一支古巴雪茄的邀请，普通美国人可能会认为古巴雪茄很可能是走私货，存在潜在风险，而古巴裔美国人可能将其视作是思乡的情调。因此，面对复杂的个体行为，如何对助推受众合理地分类[19]，降低个体理解的误差，做到不同个体的语义无差异（Semantic Invariant），是决策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三、效应分析：助推工具的多领域应用
　　 助推工具已经在国外政府政策实施中得到了大量应用，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其政府在医药健康、能源供给、慈善事业等多项政策中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且在经济学、心理学、法学、社会学以及公共政策等领域已有不少探讨，此处以话题为中心进行归类和评述。
　　（一）健康饮食和生活习惯
　　个体健康选择的助推政策已经被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推行，甚至早在1976年美国和1986年加拿大政府健康政策中就已经有了通过改变消费环境来促进健康饮食的政策指南[20]，但直到泰勒和桑斯坦提出助推理论后，这种既保证了个体选择自由又能够潜移默化地推动健康食品选择的政策方式得到了更多政府的认同，这些政策的效果也在不少研究中得到了证实。
　　个体选择健康水平和生活习惯受到食品包装、摆放位置、经济刺激等多种要素的影响。（1）从食品包装入手，Thorndike等（2012）采用二阶段试验，第一阶段是红黄绿三色的标识干涉阶段，红色代表不健康食品，黄色代表一般健康食品，绿色代表健康食品，在食品包装上予以标注，第二阶段采用了选择架构干涉，增加了绿色包装食品的可识别性和可获得性，进而计算消费者对不同颜色标识食品的选择变化，在统计上证实了颜色标签对健康食品选择的推动作用[16];Thorndike等（2014）做了进一步地跟踪研究，发现上述颜色包装标识能够有超过两年的持续影响作用，食品环境干涉显然能够促进个体的健康食品选择[21]。（2）从食品摆放的位置和厨师水平出发，通过调整健康食品在餐厅或者学校食堂的位置，将高健康水平的食品放在更易被个体发现的位置，低健康水平食品放在不易拿到的位置，测验了位置变化对个体的影响[21];Cohen（2015）比较了两个低收入城区的十四所中小学在2011-2012学年的学生健康食品消费情况，发现新增专业厨师和智慧餐厅能够促进对学生选择消费健康食品[22]。（3）从经济刺激角度，Paloyo等（2015）检验了700位肥胖人群受到经济刺激后的减肥效果，成功在四个月内减肥者能够获得一笔150或者300欧元的经济奖励，说明物质奖励能够一定程度上激发个体的减肥动力[23]。 　　 除了助推健康食品的研究外，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同样受到选择架构工具的影响。虽然吸烟和酗酒会伤害身体已经成为常识，但Schmidt（2016）研究认为，助推政策并没有削减个体的吸烟自由，而是保障个体自由选择权利的方式，个体的自由选择程度可以根据助推的力度加以判断[24]。Houk等（2016）从控制吸烟的助推政策、助推概念和实践自身、政治自由的概念三个角度批判性反思了Schmidt（2016）的观点，指出助推应是颠覆个体选择的理性动机，塑造个体选择偏好，而这种颠覆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个体的自由，而关于自由的争论关键应该权衡烟草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个体追求的共同目标[25]。此外，烈酒消费受到英国政府的关注，出台了最低限价等一系列政策限制人们大量饮用烈酒，工党政府和联盟党政府采用了不同的助推工具，试图约束非理性个体的烈酒消费水平[26]，反映出了新自由主义和助推工具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显著影响。
　　（二）可持续发展与消费
　　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农村建设、社区建设、节能水平和可持续消费行为，采用助推工具能够更好地推动可持续行为。施肥能够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增加经济效益，但政府是否应该提供施肥补贴，不同国家政府的态度并不统一，Duflo（2011）比较研究了肯尼亚施肥补贴的不同助推干涉模型，证明了小额和限时的助推式补贴政策比自由放任或高额补贴政策更能刺激农产品的产量[15]。Langlois（2012）和Duflo的视角相近，也是从宏观政策入手，研究了三年社区综合发展计划对青年和社区居民的行为变化，发现助推在培养服务领导水平、探知项目可利用能源、支持共同空间、加强纽带联系以及关注社区结构五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进而引导发展评价者揭示发展理念和社区居民之间的复杂关系，助推工具为社区青年广泛参与学习活动、技能培训以及意见反馈提供了平台[27]。与Langlois不同，Theotokis等（2014）则从微观着眼，将消费者的愧疚感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不同选择架构工具对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影响，发现将可持续消费行为作为预置选项，消费者出于愧疚感，不易退出绿色消费行为[14]，这也证实了Thaler和Sunstein（2008）选择退出（Opt-out）假设。但是，是否能源消费的助推工具是千篇一律的，是否能够开发出更为个性化的能源助推工具契合绿色节能需求，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节能行为能够扩大节能的收益[28]等问题尚未得到解答。
　　（三）养老、教育和医疗政策
　　养老、教育和医疗政策在各国经济发展和民众福利中都受到广泛重视，使用助推工具减轻政府压力，提升民众的满意度，是助推研究和实践的重要内容。在养老政策方面，Benartzi等（2007）分析了选择架构设计对养老储蓄的影响作用，主要讨论了两个案例：一是从2006年养老金保护法的设计中，发现雇员的储蓄行为中有明显的选择惯性现象;二是从退休到期基金和一站式投资组合基金的选择角度，雇员在不同风险等级的投资组合基金和不同时间标注的退休到期基金中自由选择，发现退休到期基金增强了年龄和风险分摊行为的负相关关系，一站式投资组合基金增加了3个百分点的雇员的投资市场参与水平[12]。受到助推理论的影响，英国教育政策长期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正在回归理性，通过择校问题和少年服务政策文本两个案例，Bradbury等（2013）诠释了助推工具推动政策内容、政策制定者以及政策技术变革的过程，并将变革作为新自由主义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得以延续的战略[29]。助推在医疗政策中已经得到大量应用，如器官捐赠、减肥与健康饮食、吸烟与酗酒控制，等等。但如何将助推合理地融入医疗政策，改变选择环境和条件[30]，促进个体选择符合助推方向，仍是医疗政策实践的难题。
　　 综上所述，由助推研究触发的跨学科研究和管理实践已经初具规模，但助推效应分析主要存在如下缺失：第一，多数研究都在验证选择架构工具是否对个体选择行为的影响，却较少关注影响的程度;第二，不同领域研究分布不均，尤其是在可持续发展与消费、教育政策等领域，助推的管理实践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第三，虽然现行研究方法覆盖了实证研究和理论反思等多种形式，却多与选择架构的环境解构结合不够紧密，尚未充分解释助推在不同政策应用中的触发机制。
　　四、争议质疑：自由约束的伦理反思
　　自助推理论提出以来，尤其是英美等国政府助推式政策实施之后，国外学界对助推的伦理道德质疑不断，形成了较为鲜明的支持派和质疑派。
　　几乎所有质疑派学者都将助推可能产生的伦理问题归咎于决策者的能力和信任度上，更进一步而言，争论的核心在于如何确信助推设计者的专业水平和能力会为公众谋福利[31-33]。從宏观角度，主要存在三点质疑：一是保留自由选择项能否足够证明助推不是父爱主义（Paternalism）过度;二是自由父爱主义的助推方向如何确定、决策者的专业化水平如何保证、政府是否会滥用助推工具以及在缺少助推的环境下个体是否会做出不利于自身的选择;三是是否现行的市场机制真的对个体不利从而需要受到助推[34][35]。从狭义上看，助推个体选择的过程，通过对个体施压，具有一定地操纵和胁迫性，削弱了个体自身对选择的控制力[34][36];从成效上看，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单单依靠一些助推工具，不足以化解这类综合性强、复杂程度高的大难题[36]。除了上述宏观分析外，也有学者分别对健康政策领域的奖金激励（Incentive）、预置选项（Default）、视觉影响（Salience and Affect）、习惯的传递（Norms and Messenger）、秩序优化（Priming）、签约协定（Commitment and Ego）六种助推工具可能涉及的伦理问题提出了见解[37]。
　　虽然质疑派在上述方面各持己见，但都普遍认同：助推工具对自由选项的保留，使得个体仍然能够选择拒绝助推的其他选项，保证了个体的自由选择权。以桑斯坦（2014）为代表的支持派至少从五个方面反驳了质疑派的观点：第一，选择架构不可避免，存在于个体选择的方方面面;第二，助推是否存在道德问题应该视情况而定，应该禁止非法目的的助推，助推和操纵存在区别，一些助推更侧重于操纵，而另一部分助推则处在操纵的边缘;第三，如果能够让个体获得更多的福利，那么政府助推显然是必要的，即使将自由作为导向，助推也仍然必要，部分助推更有利于自由;第四，个体可以降低选择的时间成本[38];第五，选择架构能够为个体选择行为提供长期和潜在的保障[39]。相较之下，Hansen等（2013）对助推持有中立的态度，采用心理学双过程理论（Dual Process Theory）批判了完全支持和完全否定助推的思想，提出助推不一定是影响选择，而是影响个体的“行为”;不一定是操纵，而是透明程度的差异[34， 40， 41]。由此，根据心理学的类型1和类型2以及透明程度，将助推模式分成了透明-类型1助推、透明-类型2助推、不透明-类型1助推、不透明-类型2助推四个象限[41]，使得各类助推案例和工具得到了较为准确的锚定。 　　從上述激烈的学术争论可见，助推理论仍有很多尚不明确的条件和方法有待探索，尤其是如何保障选择架构设计者具备良好的设计意图，使得助推不被滥用，受到不同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深刻的反思。
　　五、结论与展望
　　从助推概念提出到英美等国的助推政策实践，助推已经从单一概念逐渐发展为多领域的政策设计的内核思想，并日渐为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而目前国内仍处于助推理论引进阶段[35]，还没有借助助推工具的政策设计，只有个别学者开始运用助推理论为中国政策设计改革提供创新思路，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策创新[36]。
　　 本文从理论来源着眼，解析了助推的环境条件和政策应用领域，并梳理了争议质疑，较为完整地概括了助推理论近十年的发展历程，旨在为国内相关研究和政策设计实践提供完整的理论进展。针对现有研究的盲点或缺失，提出未来研究的五个导向。第一，现有助推概念的定义仍需进一步明晰，自由父爱主义和个体有限理性作为助推的理论依据的解释不够详尽;第二，环境架构是政策设计的关键维度，但对设计者能力、心理认知与记忆以及语篇语义理解的政策设计主轴线的实证论证不够，重点需要解答选择架构设计者的资质确定标准以及如何确保选择架构的助推有效性;第三，助推工具在健康管理领域的应用较多，但在可持续发展、教育等政策领域仍有非常大的空间，后续研究可以通过行为试验法验证不同工具在这些领域的效果;第四，助推引发的伦理反思已经较为深刻，但却缺少对助推政策设计者和利用者的态度研究，这些反思能否得到助推参与者的认同尚需解答;第五，应该重点研究中国的微观政策设计如何吸纳助推思想，选取合适的选择架构工具，增强政策的定制化和个性化水平，从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等多种理论视角，内推个体的行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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