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主体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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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近年来，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加快转型。采用问卷调查法，基于TPB理论，分析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主体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各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结果表明，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态度、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主观规范、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的感知行为控制通过影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进而影响其绿色技术创新行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态度、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主观规范、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的感知行为控制均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的部分中介效应影响其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发生。基于以上，提出了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加强绿色技术创新的对策。
　　关键词：中国;体育用品;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计划行为理论;中介效应;行为主体
　　中图分类号：G 80-052          学科代码：04030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China’s sporting good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re accelerating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based on TPB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behaviors of China’s sporting good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these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China’s sporting good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ffect th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willingness of China’s sporting good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then affect their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behaviors. China’s sports good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 and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can affect the occurrence of their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behaviors through part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willingness. Based on the above，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strengthening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China's sports good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China; sporting goods; sporting good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mediation effect; behavioral agent
　　綠色技术创新是在企业的工艺制造流程中应用生态环保技术及融入绿色发展理念，其目的是为企业带来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在企业的产品研发过程中着重关注绿色文化、绿色产品、绿色研发[1]。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我国的制造业企业越来越注重生态环保，所以绿色技术创新也将为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竞争创造可能性[2]。当前，体育用品制造业越发显示出全球化、集约化的特点[3]，但我国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多数以来料加工起步，只赚取加工费用，缺乏技术创新，位于微笑曲线的中间部分[4]，虽然近几年迎来了发展机遇期，但依然存在一些挑战，例如国外的某运动品牌的某系列产品可以完全实现生物降解，并可循环利用。由此，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提升产品竞争力，实现转型升级迫在眉睫。纵观已有的研究可知，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不仅能规范体育用品生产流程，而且能制造出环保的绿色体育用品，有利于提升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发展及增强其市场竞争力[5]。Chen认为，产品的绿色创新与生产流程的绿色创新能够正向提高企业的效益及市场竞争力，所以企业需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关注度，并为绿色技术创新创造条件[6]。可见，绿色技术创新不仅能增强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也是解决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式，那么，影响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因素是什么，其影响过程及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又如何？以上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力求从源头分析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形成过程，以期为增强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提供理论参考。 　　1   理论基础与假设模型
　　1.1  理论基础
　　计划行为理论（以下简称TPB理论）是由Ajzen提出的，TPB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该理论认为：行为主体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这3个因素通过影响行为主体意愿的发生进而促使行为的产生[7]665。TPB理论涵盖了影响个体行为的各种因素，其中态度体现了个体自身的认知与想法，主观规范则体现了外部因素对个体产生的压力，感知行为控制体现了个体对行为特征的感知程度[8]。而且，TPB能体现个体的行为意图、解释个体的具体行为[9]。
　　有学者已阐明：TPB理论能应用在中小企业的主体行为分析上，这是由于中小企业的主体行为选择多是由个人所决定的[10]。此外，在降低污染[11]，碳标签食品生产[12]等绿色技术创新行为选择方面，TPB理论也被广泛应用，绿色技术创新可以说是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解决当前环境污染问题的战略选择，由于体育用品制造业大多为中小企业，所以绿色技术创新行为本质上是企业决策者选择的行为。相关研究已说明，TPB理论能阐释企业行为的发生，所以，选取TPB理论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来分析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此外，以往的研究大多为实证研究和个案分析，较少系统地分析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技术行为各因素间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而TPB理论综合了影响个体行为发生的各个方面的因素。因此，本文试图以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为研究对象，运用TPB理论构建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并进行验证分析。
　　1.2  研究假设模型
　　TPB理论认为，行为主体意愿是态度等其他主观因素与行为之间的联通管道，是某一行为主体对某一事件所表明的观点、标准、控制性的主观认识，体现行为主体要促成某一行为发生而愿意付诸的努力程度，其是判断行为能否产生的主要要素[13]。行为主体态度指行为主体对在既定情境中产生某一特定行为的喜爱程度的评估，及其对行为预期的综合评价，能影响行为主体意愿的产生[14]。主观规范是指由他人的期望而使行为主体作出特定行为的倾向程度[15]，可以说是影响主体行为发生的外部因素。从理论而言，感知行为控制能够减少行为主体意愿对其行为的影响，因此，行为主体正向意愿只有在感知行为控制比较强时才能引发行为。而从实践而言，行为主体意愿和感知行为控制往往都会直接对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彼此没有明显的交互作用[15]。行为主体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作为TPB理论的3大要素，从概念上虽然可完全区分开来，但三者之间并不是相互孤立的，3个要素是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影响[16]。
　　从以上分析可知，行为主体意愿是影响主体行为的主要因素，根据本文研究主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主要体现的是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对产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及绿色生产流程管理的程度，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就是体育用品制造企业选择绿色技术制作、采用绿色工艺及进行绿色体育用品研发等行为[17]。当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意愿越强，就越容易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且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也会更多。行为主体态度影响行为主体意愿的产生，当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对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评价是正面的，即能预期到较好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时[18]，将产生积极的行为态度，并且行为主体的意愿增强。主观规范是影响行为主体意愿产生的外在因素。从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发展而言，可以理解为由于外在因素的作用促使体育用品制造企业作出是否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决定，这些外在因素可能来自各级政府规制、体育用品行业协会、合作方等[19]。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的感知行为控制指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对自身进行绿色技术创新难度的认知，这又受到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身具有的资源、能力及客观条件的制约。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对于多数代工生产、研发创新能力不足、资源较少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来说，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难度较大，且仅以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内部资源是难以独立创新的[20]，因此，只有当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感知到有可用的外部资金、人才等，以及认识到已具备绿色技术创新的各种物质条件时，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主体才会有绿色技术创新意愿，或者直接产生绿色技术创新行为。
　　基于TPB理论及上述分析，笔者对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提出以下假设：
　　H1：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对其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存在正向影响。H2：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态度对其绿色技术创新意愿有正向影响。H3：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感知的主观规范对其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有正向影响。H4a：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的感知行为控制对其绿色技术创新意愿有正向影響。H4b：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的感知行为控制对其绿色技术创新行为有正向影响。H5：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态度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主观规范相互影响。H6：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主观规范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感知行为控制相互影响。H7：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态度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感知行为控制相互影响。
　　综上所述，笔者提出如图2所示的概念模型。依据TPB理论，感知行为控制可直接影响主体行为的发生，但行为主体态度与主观规范并未直接对主体行为产生影响，然而在本文中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态度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主观规范是否能直接影响其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尚未验证，因此，图2中用虚线表示。
　　2   问卷调查法
　　2.1  量表的设计
　　本文采用调查问卷收集数据，问卷主要采用李克特5分制量表，1～5分分别表示极不同意至十分同意。笔者依据TPB理论，调查问卷主要设计了5个方面的题项，即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态度、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主观规范、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的感知行为控制、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及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并在综合借鉴已有研究中的有效指标基础上，选取相关指标编制了问卷。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态度选取企业家认知、收益预期和市场需求3个调查指标[21];体育用品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观规范选取政府规制、合作企业压力、标杆企业示范作用和企业文化4个调查指标[9];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的感知行为控制选取企业资源和能力、产-学-研合作条件和国家减免政策3个调查指标[22];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选取愿意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程度、愿意承接绿色技术创新任务和愿意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作广告宣传3个调查指标[9];绿色技术创新行为选取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研发人员比例、绿色技术创新理念融入研发过程、绿色技术创新经费和应用绿色技术创新项目4个调查指标[23]。调查题项见表1。 　　2.2  数据收集
　　本文的调查对象是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本文借鉴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将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分成球类体育用品制造企业、体育器材及配件制造企业、训练及健身器材制造企业、运动防护用具制造企业及其他体育用品制造企业5个类别。据此，笔者向5个门类中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发放了调查问卷，从2017年9月至2017年10月，通过电子邮件、互联网线上问卷和实地发放问卷的形式对5类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84份，剔除填写不完整、所填选项为极端值、全部选项一样的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160份，问卷的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92%和86.9%。对有效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并依据统计数据进行了相关假设的验证与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信度与效度
　　本文运用SPSS软件对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以克朗巴哈系数进行问卷的可信度分析，由表3可知，各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在0.7以上，大于可接受的检验标准，说明数据有较好的信度。效度分析是通过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以及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检验，收敛效度通过因子分析来验证，各变量的KMO值都在0.50以上，Bar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概率均在0.001以下，各变量的因子载荷量在0.690～0.830之间，各变量的AVE值大于0.50的检验标准，说明统计数据有较好的显著性，表明问卷收敛效度较好。
　　由表4可知，每个变量AVE的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和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说明调查问卷数据的判别效度也较好。此外，采用AMOS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合度指数为：自由度为1.918，在1～3的范围之间;IFI为0.916，CFI为0.914，TLI为0.91，均大于0.09;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SEA的值为0.076<0.08，说明数据拟合较好，理论模型与样本数据存在较好的一致性。综上，问卷数据有较好的可信性及有效性，能够确保本研究实证分析的准确性。
　　3.2  全模型分析
　　本文使用AMOS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软件，验证TPB理论框架中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计算出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间的相关性路径分析模型，如图3所示。
　　经过模型修正，结果显示：绝对适配度指数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R的值为0.045，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SEA的值为0. 049，小于0.05，说明模型适配度良好;适配度指数GFI大于0.09，说明图3与实际数据有较好的适配度。增值适配度指数χ2/ ？酌，即NC值为1.38，在范围1～3之间，说明假设模型的适配度较佳;TLI和IFI均大于0.09;简约适配度指数PGFI的值为0.622，大于0.05。说明统计数据能较好地拟合修正模型，模型拟合度分析结果见表5。
　　本文通过AMOS软件对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态度、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主观规范、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的感知行为控制均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有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的感知行为控制均对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具有直接促进作用，由此可知，假设H1到H4b都得到了验证。其中：假设H1到H4a的验证结果说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具有中介作用[24]。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态度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主观规范的相关系数为0.764，达到了0.001的显著水平，且相关系数值为正，说明两者为正相关关系。假设H5也得到了验证。同样，假设H6、H7也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且相关系数为正，假设得到了验证。3.3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如前所述，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具有中介效应。基于此，本文使用Bootstrap方法进一步检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的中介作用，即完全中介作用或不完全中介作用，以此来探究各个影响因素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程度。首先，检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在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态度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如图4所示。Bootstrap通过自抽样1 000次，数据迭代到第9次得到收敛，模型卡方值为37.5，自由度为32，模型卡方值与自由度之比为1.172，P值大于0.05，各项拟合指数皆较理想，说明模型拟合度良好，可以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本文通过BC（bias-corrected）偏差校正法估值總体效应、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的标准化估值的下限值、上限值（95%置信区间）和双尾显著性检验来验证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的中介效应，见表7和表8。由表7可知，中介效应值为0.303，置信区间为（0.078，0.678），不包含零值，说明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态度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在总体效应、直接效应及间接效应的统计结果中，路径系数a、b、c、c’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且c’<c，因此，在本文中，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在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态度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起到了不完全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7.8%，说明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态度通过47.8%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的间接效应间接影响其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并通过51.1%的直接效应直接影响其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同理，验证了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在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主观规范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的感知行为控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
　　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在主观规范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间的中介作用，见表9和表10，经过模型修正，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可以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由表9可知，置信区间为（0.154，0.503），不包含零值，说明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主观规范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由表10可知，各项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在本文中，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在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主观规范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起到了不完全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72%，说明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主观规范通过72%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的间接效应间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并通过24.4%的直接效应直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行为。 　　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在感知行为控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见表11和表12。Bootstrap通过自抽样1 000次，数据迭代到第8次得到收敛，模型卡方值为41.4，自由度为32，模型卡方值与自由度之比为1.294，P值大于0.05，各项拟合指数皆较理想，说明模型拟合度良好，可以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由表11可知，中介效应值为0.509，置信区间为（0.119，1.155），不包含零值，说明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的感知行为控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在总体效应、直接效应及间接效应的统计分析结果中，相关系数也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在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的感知行为控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起到了不完全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8.5%，说明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的感知行为控制通过28.5%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的间接效应间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并通过70.3%的直接效应直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行为。
　　4   结论及对策
　　4.1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是影响其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发生的直接因素，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态度、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主观规范、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的感知行为控制均能促使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的产生。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态度、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主观规范、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的感知行为控制通过影响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进而影响其绿色技术创新行为。本研究通过Bootstrap方法得知，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态度、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主观规范、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的感知行为控制均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的部分中介效应影响其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发生，并且分别通过51.1%、24.4%、70.3%的直接效应影响其綠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发生，其影响程度不同，其中：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的感知行为控制对其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最大，通过70.3%的直接效应影响其绿色技术创新行为，是仅次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第2大影响因素，由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态度、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主观规范、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的感知行为控制三者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这也说明，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态度越积极，受到政府规制、合作企业压力等的影响越大，其感知到的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可控性就越大，那么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的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就越明显，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
　　4.2  对策
　　1）加大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帮扶力度，为其积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创造客观条件。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愿是影响其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直接因素，只有当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意识到有良好的创新条件和经济效益时，才会有积极主动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由于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多数是“代加工”，资金短缺，绿色技术创新难度大，这也导致了我国的一些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了消极意愿。因此，外在因素是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缓解资金短缺，降低创新风险，达到收益预期，转变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的消极意愿的动力和重要影响因素。首先，金融机构应加大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金融政策扶持力度，将面临资金短缺又有绿色技术创新需求和能力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作为重点金融扶持对象。其次，我国的体育用品行业协会应加强面向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增强该平台的咨询与服务功能，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提供绿色技术创新咨询与服务，并开展绿色技术创新风险评估，降低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风险。再次，加强体育用品制造业的财税政策引导。对已经研发或正在积极研发绿色技术的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给予财税政策倾斜，通过主观规范激发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第三，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要加强消费者的消费意愿调查，强化绿色理念，尽快转变观念，加强绿色体育用品的制造和广告营销。例如通过开展绿色运动健身大赛等活动宣传绿色体育用品。
　　2）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要完善企业内部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本研究发现，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主体的感知行为控制对其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十分显著，所以，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应从内部建立绿色技术创新机制，为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筑牢基础。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虽然从业人员数量比重大，但是从业人员多数受教育程度不高，绿色技术创新意识不强。因此，首先，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要建立企业内部人才激励机制，以绿色技术创新为目标，完善内部人才激励机制，鼓励和激励企业内部员工参与绿色技术创新，激发其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其次，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要拓宽绿色技术创新的渠道。由于我国的一些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多为“代加工”企业，自身缺乏进行体育用品绿色技术创新的客观条件，鉴于此，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要建立技术引进机制。例如，与科研机构、高校等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通过建立绿色技术创新平台或者委托科研机构或高校，研发绿色体育用品或对科研机构及高校的已有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进行转化。还可通过聘请科研机构或高校的专家到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指导，以此激发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内部员工的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从而促进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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