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原住民运动的诉求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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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典恩
摘要：20世纪80-90年代，台湾原住民精英在世界原住民运动和岛内“反对运动”的影响与推动下，在党外反对势力的介入与扶持下，通过“个案服务”与“街头抗争”的形式发动了一场旨在提高和改善原住民经济地位与政治权利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因运动理念模糊、组织涣散、领导层内讧以及外部势力的操控，导致运动存在难以克服的困境，以致最终式微。
关键词：台湾；原住民运动；诉求；困境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3）06-0049-06
台湾原住民运动是指20世纪80-90年代台湾原住民精英在世界原住民运动以及岛内“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与推动下，协同党外反对势力发动的一场以提高和改善原住民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利为抗争目标的社会政治运动。鉴于祖国大陆学界对台湾原住民运动研究甚少，本文拟对这场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和发展历程作简要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剖析导致原住民运动理念与路线前后有别的深层原因，评议其所取得的成就及其遭遇的困境。
一、兴起的背景
台湾原住民运动的兴起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会与政治背景。国际上，二战后美国退役的印第安士兵为族人争取公民权利所发动的社会运动自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向世界各地扩散，并逐渐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世界性原住民运动。这给台湾原住民精英以莫大的启发和鼓舞，使他们有意识、勇气和信心去为提高和改善族人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利进行呐喊和抗争。
在台湾岛内，随着20世纪70年代台湾当局在外交上的溃败，民众开始对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提出质疑，要求其取消戒严、解除党禁报禁、结束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政治的呼声此起彼伏。蒋经国为了笼络民心，维系政权，开始推行“革新保台”措施。然而，改革的结果非但没有达到巩固国民党政权的目的，反而使党外反对势力迅速成长壮大，社会抗争运动风起云涌。1983年至1986年间，台湾共发生了2894次抗议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以“中坜事件”和“美丽岛事件”最为著名。在“中坜事件”中，国民党当局妥协让步，让党外反对势力尝到甜头，信心倍增。此后，为扩大舆论宣传，党外反对势力不断突破禁令，创办各种刊物宣传反对国民党。1979 年 12 月 10 日是世界人权日，《美丽岛》杂志编辑部欲借机申请游行集会，但未获批准。不过，组织者依然决定如期在高雄发动游行示威。当天晚上，游行集会活动按计划进行，国民党当局出动镇暴军警强行驱散，引发激烈冲突，双方多人受伤。随后，国民党当局下令拘捕有关组织者，并捣毁查封《美丽岛》杂志社。尽管如此，事后蒋经国依然表示，此次事件“不会影响我们推动民主法治的既定政策及决心。民主法制之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1]。可以说，蒋经国改革政策所营造的较党国威权主义时期宽松许多的社会政治环境为台湾原住民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契机，而党外反对势力的抗争则为台湾原住民运动起了示范作用。
此外，台湾当局民族政策的失误亦是促使原住民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国民党的民族政策虽有成功之处，但失策之处也甚为明显。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只注重改善民生，强调提高原住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却忽视了对原住民传统文化的保护。国民党为了消除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先是要求原住民全面恢复或改用汉姓，然后采用刚性手段推行“国语教育”。这种带有强制性同化意味的民族政策给台湾原住民的传统文化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在短短几十年间，台湾原住民的母语基本消失，风俗习惯流失严重，民族认同感减弱，汉化趋势明显。在土地政策方面，“山地保留地”政策并没有严格实施，原住民传统领地被侵占现象频发，他们的生存空间日益减少。台湾原住民传统社会、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延续发展面临巨大威胁。民族政策的失误以及由此产生的系列社会问题是台湾原住民运动兴起最直接的原因，也是原住民向台湾当局抗争的最主要内容[2]。
二、原住民运动的历程
台湾原住民运动最初由台大的原住民学生发起，后在党外反对势力的支持与介入下，运动的理念由初期的唤醒原住民自救图存提升为追求区域自治，运动组织随之日趋完备与多元，运动路线也由“个案服务”转变为“街头抗争”。
（一）组织与理念：从《高山青》到“原住民族权利促进会”
1983年初，台湾大学的原住民学生伊凡・诺干等人在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影响下，针对原住民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日益边缘化的境况，决定创办《高山青》杂志来抨击国民党当局的民族政策，并激发族人团结奋进。同年5月1日，《高山青》第一期出刊。在这本标有“内部发行”及“看后请传阅”字样的手写体油印本杂志里，他们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高山族正面临种族灭亡的危机；二是提倡高山族民族自救运动。同年10月，《高山青》第二期又出刊，主题为“吴凤是我们杀的，因为他是奸商”，同时指出创办这份刊物目的是“探讨山地问题，唤起山地自觉，关怀山地社会，进而自助自救”[3]。因当时台湾尚未解除戒严，《高山青》属非法出版物，所以到1988年停刊时总共才发行了6期。尽管《高山青》的发行量甚小，但影响却颇大，台湾原住民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
诚然，伊凡・诺干等希冀借助《高山青》来激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原住民团结起来自觉自救。可是，杂志的创办者都是涉世未深，缺乏社会资源的在校大学生，他们要想将自己的理念付诸社会运动实践，若没有其他社会力量的扶持恐怕难以实现。1983年底，原住民歌手阿勒・路索拉门在台北新公园为党外人士助选立委时控诉原住民的困境。夷将・拔路儿借机递给他一份《高山青》杂志。这位歌手发现《高山青》的理念竟与自己所提倡的“为原住民助醒，为平地同胞助识”之主张完全契合，于是开始与伊凡・诺干等交往。凭借着阿勒・路索拉门与党外运动领袖之间的私谊，伊凡・诺干与“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取得联系，并有机会向他们介绍《高山青》的理念。1984年4月4日，“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针对原住民问题成立“少数民族委员会”，成员为《高山青》杂志的骨干及部分党外人士，并于同年6月24日发表成立宗旨，印发《台湾高山族自救解放宣言》，正式开启了原住民运动与党外反对运动之间的互惠发展关系[4]。由是观之，《高山青》的理念得以走出校园，逐渐在台湾成为一股有影响力的社会运动思潮，阿勒・路索拉门的引介与党外反对势力的协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实，“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成立“少数民族委员会”并非毫无私利地为台湾原住民争取权益。“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可能是觉得《高山青》是一种新的政治资源，可以借助原住民的悲惨命运来号召和组织更多的人参与到反抗国民党威权统治的队伍当中，同时赢得原住民对党外反对运动的支持，扩大群众基础。
1984年底，“少数民族委员会”中的原《高山青》骨干感觉附属在“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下没有自主性，自己的理念与力量无法尽使，于是决定单独成立以原住民为主体的组织以施展抱负。是年12月29日，包括原住民及汉人在内的24人在台北的马偕医院成立“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5]，以取代原来的“少数民族委员会”。“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以下简称“原权会”）标榜以“服务、文字、言论、和平行动等方式，保障并促进台湾原住民之权利为宗旨”，入会者“不分种族、宗教、党派、性别、职业”。会员大会为“原权会”的最高决策机构，下设促进委员会与执行委员会。促进委员会包括五位委员，大会选出会长，副会长，总干事等领导干部；执行委员会负责行政业务，下设总务、学生、组训三组。另设研究、服务和开发三部。其中，“研究部”策划执行有关原住民研究、调查、资料收集、刊物出版等，设有总编辑，负责编辑《原住民》杂志，以期成为原住民沟通的渠道。“服务部”则联系各山地服务性团体，提供最迫切、最直接而具体的服务。“开发部”协助经费筹措、出版物的发行与推广，并规划有关山地文化事业的经营[6]。“原权会”的成立是台湾原住民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它以组织化的形态开始正式开展活动。
台湾原住民运动的领导者在完备组织建设的同时，理念也在不断地发生转变。初期，台湾原住民运动的理念仅在于试图唤醒原住民的民族意识，促进其组织各种团体，以自己的力量主动争取应有的权利和地位。同时呼吁政府尊重，保障原住民的基本权益。“少数民族委员会”的理念主要在于为原住民的个人权益提供服务，并力图促使原住民的政治觉醒。“原权会”的理念则基本上集中在政治权益诉求方面，甚至提出原住民实施区域自治，并将行动层次定位为原住民与国家之间的谈判协商。这样，台湾原住民运动的理念由初期的唤醒原住民自救图存逐渐转变为政治权益诉求，党外势力的介入与干预是最根本的原因。而正是由于台湾原住民运动过渡依赖外部力量，丧失了自主性与纯洁性，以致诉求逐渐远离初衷，且有渐行渐远之势，从而使运动的性质受到质疑，成就大打折扣。
（二）路线与形式：从“个案服务”到“街头抗争”
回顾台湾原住民运动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抗争路线与运动理念一样前后有别。在此，我们不妨依据组织路线和活动形式将台湾原住民运动分为“个案服务期”和“街头抗争期”两个阶段。
1.“个案服务期”。从1984年12月“原权会”创立到1987年3月，台湾原住民运动的活动形式基本上是以受理都市原住民个案问题为主。“原权会”成立后秉承“以服务的方式，保障和促进台湾原住民权利”的宗旨，致力于免费为原住民解决生活中碰到的棘手问题，并试图藉此向原住民灌输权利观念，宣扬“原权会”的理念；也借着个案服务的机会，更切合实际地了解原住民的困境，强化原住民运动发展的决心。“个案服务”期间，“原权会”帮助许多原住民的个人与家庭解决了迫在眉睫的问题。但是，在外部势力的介入与引导下，“原权会”逐渐认识到原住民问题错综复杂，对一个财力与人力都极其有限的运动性组织而言，根本无法解决原住民多如牛毛的个案问题。况且，原住民问题是国民党统治体制所造成的，个案服务无疑是在替统治者减轻社会问题，纵容其继续实行错误的政策，社会大众也不会改变对原住民的刻板印象与态度。所以个案服务尽管对原住民的个人与家庭具有迫切性，但对于整体上改善原住民的处境却于事无补[3]。个案服务进行了2年多时间，耗掉了整个组织的人力与财力，加上运动领袖接二连三地投入公职选举，“原权会”几乎瓦解。1987年3月，“原权会”进行改组，运动路线随之作了调整，即由个案服务转变为以实际行动向统治者抗争。
2.“街头抗争期”。1987年3月，以“原权会”为主体的原运团体为抗议南投县政府以妨害“风景区景观与地方繁荣”为由，强行挖掘信义乡东埔村布农族祖坟，并任意将尸体暴露，而前往南投县政府、“行政院”及“总统府”抗议，自此一连串的原住民抗争运动正式展开。抗议对象及活动的地区由“首都行政”区延伸到各级地方政府、机关学校，甚至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自1987年至2001年，原住民的街头抗争总共发生279次，即平均每年有20次左右的街头抗争行动。抗争诉求涉及政治、经济、教育、环境、社会、法制、医疗、媒体、外交、司法、文化等11个议题[7]。在这些街头抗争活动中以“还我土地运动”、“正名”与“宪法条款运动”的规模与影响最大。
1988年7月11日，台湾原住民运动团体组成“台湾原住民族还我土地运动联盟”，开始动员和组织还我土地运动。8月25日，来自全岛各地的2000多原住民身着传统服装高喊“为求生存，还我土地”，游行于台北街头，是为“第一次还我土地运动”。1989年9月27日，原住民再次为争取土地权益走上街头，是为“第二次还我土地运动”。第二次游行的人数与第一次相当，他们高呼“土地就是生命”、“土地就是母亲”等口号。1993年是国际原住民年。原运团体在参加国际原住民会议后，吸收了国外原住民争取土地经验，于1993年1月23日发动了“第三次还我土地运动”，参加游行的人数超过1000人。“还我土地运动”诉求未得到政府的妥善回应，却引起了汉人的恐惧。1993年4月，居住在南投县仁爱乡与信义乡的汉人，组成“山地乡平地人民权益协进会”，并串联其他“山地乡”的汉人于1994年3月22日动员近400人前往“行政院”与“立法院”抗议，要求政府开放汉人可以取得保留地的所有权，保留地可以自由买卖，以及开放让汉人参与山地乡的选举。自此，“还我土地运动”不仅要继续向政府抗争，同时还要面对汉族既得利益者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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