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３０年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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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彭青龙
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文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继1973年帕特里克・怀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将“澳大利亚文学带到了世界的版图”之后，又有一大批澳大利亚作家在国内外文坛上屡获大奖 3人4次获得布克奖，4人5次获得英联邦作家奖，彼得・凯里、托马斯・基尼利、亚历克斯・米勒和蒂姆・温顿等人业已成为英语文学界的著名作家。其中彼得・凯里两获布克奖，是自1968年布克奖设立以来世界上两次获得该项桂冠的两位作家之一。这些大奖的获得极大地提高了澳大利亚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和影响。
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日趋繁荣。国内学者利用改革开放的良好契机，披荆斩棘，辛勤耕耘，成绩斐然。研究成果从零星译介到鸿篇巨制，研究队伍从单兵作战到团队合作，研究基地从屈指可数到“燎原之势”，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潜力。虽然与国内同期的英美文学研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它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外国文学研究的艰难与辉煌，并成为外国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将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分为起步(1979―1988)、发展(1989―1998)和繁荣(1999～2008)三个阶段，论述各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和特点，从而勾勒出改革开放30年期间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成就。
起步阶段(1979～1988)：蒿草萌芽方破土
1979年初，当中国向世界敞开大门的时候，首批年轻的中国学者黄源深、胡文仲、胡壮麟、侯维瑞、杜瑞清、龙日金、王国富、杨潮光、钱佼汝一行9人，承载着国家的重托和期盼，来到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开始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求学生涯，同时也正式拉开了中国学者研究澳大利亚文学的序幕。1982年，“澳帮”9人学成归国，在国内首先竖起了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大旗。
然而，此时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成果寥寥。外国文学类杂志只登载了部分澳大利亚作家的翻译作品，其中以短篇小说居多。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88年，共有46位作家的短篇小说、18位作家的诗歌、19位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和长篇小说、4位戏剧家的5部作品被翻译成中文。澳大利亚著名作家亨利・劳森的《劳森短篇小说集》和朱达・沃顿的短篇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儿子》也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版面世。在被翻译的长篇小说中，既有现实主义作品，如马库斯・克拉克的《无期徒刑》、罗尔夫・博尔特沃德的《武装行劫》，也有现代主义作品，如帕特里克・怀特的《人类之树》和《风暴眼》。就发行量而言，考琳・麦卡洛的《荆棘鸟》稳居第一，达185，000册，充分说明了中国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
除翻译作品之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译介性文章和零星的论文。1980年《外国文学》第4期刊登了约翰・麦克拉伦和沙江合著的文章《我们文学中现实的形象――兼论派特里克・怀特的作品》(节选)，该论文是中国学者翻译介绍澳大利亚文学的第一篇文章。从内容可以看出，虽然文章的观点出自国外作者麦克拉伦，但沙江通过翻译整理，使中国读者了解到“一个作家的成就与整个民族的关系”。同年5月，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悉尼大学英语系教授列奥尼・克拉默博士应邀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访问，并就澳大利亚文学发展情况发表了演讲。松延整理后，以《克拉默教授谈澳大利亚文学》为题刊登在同期的《外国文学》杂志上。这是澳大利亚学者首次在中国介绍澳大利亚文学，并与中国学者面对面地交流。
首位论述澳大利亚文学的当属吴辉。他在《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发表了《澳大利亚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亨利・劳森》一文，介绍了亨利・劳森的文学成就和他对澳大利亚文学的影响。一年后，胡文仲以“悉尼来信”的方式为澳大利亚文学“画了一个轮廓”。该论文从“澳大利亚的诗歌”、“澳大利亚的小说”、“澳大利亚的戏剧和电影”和“澳大利亚的文艺评论”四个方面论述了澳大利亚文学发展的概貌和所取得的成就，为后来的学者研究澳大利亚文学提供了参考资料。在此后的几年里，胡文仲继续发表多篇文章。从内容来看，他早期的论文主要分为四类：“一类是对于澳大利亚文学的评论，一类是对作家的访问记，一类是书评，最后一类是对于澳大利亚文学教学的探讨和对于澳大利亚文学翻译的初步调查。”其中“关于帕特里克・怀特本人及其作品的却占了大约一半的篇幅”。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在起步阶段就对怀特十分关注，其原因是他“在澳大利亚文学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几乎与此同时，黄源深在80年代连续在多家报刊发表研究性论文，较为系统地介绍和论述澳大利亚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成为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先行者。1981--1988年，他分别在《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外国语》、《译林》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文学和学术期刊上发表了10篇文章，其中宏观论述5篇，微观文本分析5篇。这10篇文章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黄源深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国内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
起步阶段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呈现几个特点：其一，翻译作品多，研究论文较少。本阶段发表论文21篇，翻译83篇，后者是前者的4倍之多。其二，研究的内容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对澳大利亚文学的整体论述和主要作家身上，即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时期、流派和帕特里克・怀特、亨利・劳森的作品等方面。其三，论文作者比较集中。21篇论文中，黄源深和胡文仲分别发表了10篇和4篇，各占47％和19％，而其他学者只发表了7篇。其四，《外国文学》和《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是发表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成果的主要平台，前者先后在1980年、1984年和1987年出版澳大利亚文学专刊，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设立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专栏的学术杂志，后者先后登载4篇论文，成为国内发表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性文章数目最多的高校学报。其五，澳中两国学者间的交流平台开始建立。1988年首届澳大利亚研究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功召开，来自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各国学者齐聚北京，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展开讨论。
呈现以上特点的原因在于中国改革开放时间不长，澳大利亚文学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仍然是一片亟待开垦的处女地，加之中国尚未形成研究澳大利亚文学的氛围和传统，因此研究成果不多，处于起步阶段就不足为怪了。但王佐良早在1980年就在《外国文学》上撰文指出，“对于一个文学史家，澳洲文学是一个理想的研究对象。”虽然处于起步阶段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还比较稚嫩，但假以时日，定能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道奇葩。
发展阶段(1989～1998)
一棹白花次第开
这一阶段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与国外的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入，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也逐渐步入了
发展时期，具体表现在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在国内高校开始建立，论文和专著的数量和质量有大幅提高，高级别的研讨会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召开，澳大利亚文学课程开始在高校开设，个别学校甚至开始招收澳大利亚文学方向的研究生，为研究澳大利亚文学培养后备力量。
继1983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国内建立第一个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之后，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苏州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先后成立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除了继续从事文学研究之外，还将其领域延伸至政治、经济、外交、文化、贸易、法律等方面。同时，利用这些平台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1989--1998年间，先后在厦门、上海、合肥等地举办了5届澳大利亚研究国际研讨会，会议规模由当初的二三十人发展到后来的近百人，其学术影响日益扩大，中澳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强。
国内学者继续通过外国文学杂志和高校学报发表学术论文。其中有关澳大利亚小说的论文居多，虽然这些文章的内容和风格各异，但它们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中国学者对澳大利亚小说的理解和研究水平。与此同时，研究澳大利亚诗歌和戏剧的文章开始出现，但数量不多，这些有关诗歌和戏剧的论述增加了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内容的多样性，有利于中国读者对澳大利亚文学较全面的了解。
令人瞩目的是，这一阶段出版了几部有重大影响的学术专著。它们分别是黄源深的《外国文学・大洋洲文学》(1990)、《当代澳大利亚社会》(1991)、《从孤立走向世界――澳大利亚文化简论》(1993)、《澳大利亚文学论》(1995)、《澳大利亚文学史》(1997)、《澳大利亚文学选读》(1997)和胡文仲的《澳大利亚文学论集》(1994)。其中《澳大利亚文学史》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是澳大利亚文学史研究的扛鼎之作。该书结构清晰，内容翔实，文笔优美，获得教育部高校人文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澳大利亚文学选读》也是国内第一部拓荒之作，作者选取了50位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许多年过去了，书中的论述仍然独具匠心。胡文仲的《澳大利亚文学论集》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书内收录了他多篇发表在外国文学杂志上的文章，尤其是他对怀特的论述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其真知灼见值得年轻学者参考。
这一时期的翻译成果也值得一提，主要作品包括黄源深翻译的《我的光辉生涯》(1989)、胡文仲与李尧合译的《人树》(1991)、《当代澳大利亚短篇小说选》(1993)、胡文仲与刘寿康合译的《探险家沃斯》、李尧翻译的《树叶裙》(1993)、怀特的自传《镜中瑕疵》(1998)、《牛津澳大利亚历史》(1993)、曲卫国翻译的《奥斯卡与露辛达》(1998)等。其中，《牛津澳大利亚历史》是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澳大利亚历史的学术著作，对于中国学者了解澳大利亚有着积极的作用。
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第二个10年呈现如下特点：其一，研究成果增多，学术专著的出版具有划时代意义。本阶段共发表各类学术论文38篇，比第一个10年多出17篇。《澳大利亚文学史》、《澳大利亚文学选读》、《澳大利亚文论》和《澳大利亚文学论集》是国内学者研究澳大利亚文学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对于研究澳大利亚文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二，研究的内容较前一阶段更加宽泛，开始出现论述澳大利亚诗歌和戏剧的文章。其三，研究队伍有所壮大，但主要集中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其四，中澳之间的学术交流增强，主要表现在召开了5届澳大利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呈现以上特点的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扩大，中外文化的交流日趋频繁。老一批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学者厚积薄发，取得了阶段性和标志性的成果。但与英美文学研究相比，除了个别学者影响巨大外，整体上仍然处于边缘地位，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把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推进一步。
繁荣阶段(1999～2008)：
清姿馥郁艳群芳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中澳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密切，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间国内学者承担有关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个，发表学术论文83篇，出版专著7部，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几乎覆盖了中国的六大区域，总数达23个。近年来，澳中理事会增加了对高校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财政支持的力度，各种文化活动更加频繁。本阶段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并呈现多元化的态势。除了对帕特里克・怀特、亨利・劳森等人的作品表现出持续的热情之外，国内学者还对澳大利亚著名作家彼得・凯里、女性文学、土著文学和华裔文学高度关注。从发表文章的数量来看，有关著名作家怀特、劳森、凯里的研究成果仍然独占鳌头，论文达43篇，占本阶段论文总量的51.8％。其次是女性文学和土著文学，分别是15篇和11篇，各占总量的18.1％和13.2％。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为非主流文学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从而使女性文学和土著文学能够迅速发展。同时，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文艺理论对国内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研究内容和视角呈现多元化特征。
第二，研究的内容更加深入、细致和系统。虽然这一阶段没有像《澳大利亚文学史》那样影响巨大的学术专著，但也出现了当代澳大利亚经典作家研究的系列丛书，它们分别是王光林的《错位与超越――美、澳华裔英语作家的文化认同》(2004)、吴宝康的《论怀特小说的悲剧意义》(2005)、彭青龙的《写回帝国中心――彼得・凯里小说的文本性与历史性研究》(2006)、徐凯的《孤寂大陆的陌生人――帕特里克・怀特小说中的怪异性研究》(2007)、梁中贤的《解读伊丽莎白・乔利小说的符号意义》(2007)等。这些单个作家的学术专著，是中国年轻学者系统研究澳大利亚当代文学的最新成果，它们不仅有抽象的理论阐述，而且有细致的文本分析和解读，对于深入了解澳大利亚文学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本阶段还出现了普及型的文学史、文学批评专著，如黄源深与彭青龙合著的《澳大利亚文学简史》(2006)、陈弘等著的《澳大利亚文学评论》(2006)等。
第三，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数量快速增加，但研究力量相对集中，这可以从发表论文的数量和承担的国家级课题明显看出。1999～2008年间国内学者发表在外国文学杂志和高校学报上的文章共计83篇，其中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期刊《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为34篇，排在前四位的单位分别是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苏州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安徽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和上海理工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
心，四个中心发表在上述刊物的论文占总量的76.5％。此外，排名前三位的中心还分别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它们分别是彭青龙的《彼得・凯里小说研究》、王腊宝的《澳大利亚文学的批评传统》和叶胜年的《殖民主义时期小说研究》，这三个国家级项目的研究有利于提高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在国内学界的地位。
第四，论文发表的杂志成多样化趋势。这一时期的论文大多发表在外国文学杂志和高校学报上。根据1979～2008年期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发表在《外国文学》上的文章最多，达23篇，30年间呈增加趋势，《当代外国文学》则紧随其后，达15篇，尤其是近10年发表的文章数量最多，《外国文学评论》位居第三，达10篇，排在后两位的分别是《外国文学研究》和《国外文学》，这说明前三份杂志是澳大利亚文学发表文章的主要平台，而不是当初只有《外国文学》杂志一枝独秀。就高校学报而言，刊登有关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论文最多的学报是《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达11篇；其次是《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达7篇；再次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达6篇。近年来，随着研究人员的分散化，刊登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成果的杂志也日益增多。
本阶段呈现上述特点的原因可谓多种多样。一方面，澳大利亚文学多元化的特点和趋势使然。进入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文学多元化的态势更加明显，女性文学、土著文学、华裔文学蓬勃发展，也受到越来越多批评家的关注。曾经是白人文学主导一切的时代基本结束了，文学多元时代已经来临。受此影响，中国学者研究澳大利亚文学的范围更加扩大，发表论文的渠道增多。另一方面，年轻学者开始崭露头角，出版学术专著。据调查，虽然国内招收澳大利亚文学硕士研究生的高校不少，但招收澳大利亚文学博士生的学校只有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据了解，在黄源深培养的10名博士生中，5名都集中在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因此他们的研究力量强，发表的论文和专著最多也就不足为奇了。苏州大学和安徽大学是国内研究澳大利亚文学较早的高校，是不可忽视的研究力量之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0年，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研究中心建设和后备力量的培养等方面。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与英美文学研究相比，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仍然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固然与英国、美国的强势文化地位不无关系，但是作为世界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文学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值得中国学者花大气力去研究，从而为中国文学创作提供借鉴。
(本论文是上海市教委科研项目《澳大利亚文学是如何走向世界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6MS056)
(彭青龙：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邮编：20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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