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和李伯清的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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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龙 静
摘要:传播是人类交流信息的一种社会性行为,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他们所属的群体、组织和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所进行的信息传递、接受与反馈的行为总称。近年来赵本山以及他的传人们掀起了一股东北方言艺术作品的热潮,但是全国知道李伯清的散打评书,沈伐的《王保长歪传》的人却并不多,对于这一现象,本文拟从传播学的原理出发,对四川方言与东北方言的接受程度等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
关键词:传播学 方言 受众 宣传
近年来赵本山以及他的传人们掀起了一股东北方言艺术作品的热潮,这些作品中包括小品、电视连续剧、二人转、电影、电视节目等等,全国各地也都针对自己当地的方言创作发展了方言节目和方言电视剧等,比如杭州电视台西湖明珠频道的《阿六头说新闻》,湖南卫视的《越策越开心》,四川电视台的《天府龙门阵》,重庆台的《雾都夜话》等等方言节目。在四川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李伯清、沈伐、刘德一等人的艺术作品。是放眼一看,全国对赵本山为代表的《昨天今天明天》、《卖拐》、《卖车》、《不差钱》等等小品节目耳熟能详,但是全国知道李伯清的散打评书的又有几人?想必当中必是有原因的,本文拟从传播学的原理出发,对四川方言与东北方言的接受程度等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
一、传播学原理
传播是人类交流信息的一种社会性行为,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他们所属的群体、组织和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所进行的信息传递、接受与反馈的行为总称。①从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到德福勒的社会系统模式,传播学的研究经历了线性的单一模式到复杂的循环模式,让我们对传播的实质有了飞跃的认识,
通过奥古斯德-施拉姆模式,表明信息会产生反馈并可以为传播双方所共享,受众甚至成为了传播的最重要因素。在现代资讯时代,地球已经成为一个村落的时候,信息传播也成为了一种商业运作的时候,受众的作用已经成为了传播是否成功的衡量因素。
二、四川方言的特点
(一)四川方言在北方方言中的特殊语音、语速、语调
方言是语言的变体,一般而言我们所说的是地域方言,它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全民语言的不同地域上的分支。四川方言属于北方方言,而北方方言包括东北方言、华北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四个分支,四川方言就是比较特殊的西南方言分支,根据中国方言分布规律,我们可以看到在地域上越靠近北方的方言区在语音词汇上就越接近现代语,而越靠南语音就相对越接近古音。从字面上我们都能看出另外三个分支与“北”字有关,而四川方言却是“南”的,所以四川方言是综合有北方另外三个分支的因素和南方各种方言的特点的方言,所以相比较另外三个分支,四川方言的语音、语调、语速就存在一定的特殊之处。然而语音、语调、语速这三者确是在交流中“听懂”这一环节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一方面的差别就这就给四川以外地区方言区的人在接受四川方言上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在词汇上四川方言与另外三个分支的用词差别并不是非常大,但是语音、语调和语速上却存在很大的差别,对于四川以外的人来说,来到四川之初对四川方言基本听不懂,原因主要就是来自于语音语调语速的差别,但是时间一长就基本能懂了,但是谁也不愿意为了看电视剧而去学习自己不熟悉的方言。所以赵本山为代表的东北方言,其词汇与全国推广的普通话大致相同,语音、语调及语速又与普通话相差不大,所以在接受上来说,是优于四川方言的李伯清的。
(二)湖广填四川形成的四川方言具有强大的兼容性
明末清初,四川的人口锐减,“数千里城郭无烟,荆棘之所丛,狐狸豺虎之所游”,“成都所属州县,人烟断绝千里,内冢白骨无一存”②。于是清政府倡导并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四川,此次移民籍贯复杂,由于移民中以湖广人口为多,所以称之为“湖广填四川”。文化传播学派的先驱F・拉策尔认为:“一切的民族连同自然民族都有其历史性,有必要研究他们的遭遇,这些遭遇大部分是迁徙的结果。民族及文化在迁徙时,互相接触互相影响,其相互影响程度,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语言在这次迁徙中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在这次迁徙之后,各种方言在一起交流碰撞。在新的环境中,政府大力推广“官话”,因此四川地区的方言在受了各种方言的影响之后,还在以官话为主导的环境下成长为了北方方言的一个部分,这样的大杂烩就造就了四川方言的强大兼容性,但是恰恰是因为他的兼容性强大,使得任何方言区的人都在短时间内找不到太多与自己方言相似的东西,造成接受从起点就比较难,于是大部分人就放弃了接受,这就造成了传播的中断。但是东北方言与全国推广的普通话相差不大,与我们所熟悉的官方语言相似,于是我们在接受起来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
三、 普通话普及的政治与文化强势造成四川方言的没落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中国大力推广普通话,而普通话是以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的方言北京话为其标准音,这样一来,受众就会以在心理和行动上不断让自己的语音接近普通话,这就给在无形中给予了普通话政治力量,然后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这就赋予了普通话强大的群众基础,接下来全国各地上至中央电视台下到各省、市、县电视台均以普通话为标准音制作、播出节目,受众就开始不断接受普通话以及与普通话相近的方言,于是赵本山等人的方言作品,甚至民间的“二人转”也被搬上了荧幕,而且一部分作品还上了春晚,也就是作为绝大部分民众能接受的作品在推广,这其实就是一种政治的无形的推动力。
在文化上,中国的文化中心亦是北京,这其实与中国这个传统的入世的思想有很大关系,孟子曾说“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也就是说无功名,不能考秀才进士求得一官半职,为家扬名吐气,是为二不孝。这就从文化上决定了政治与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上的强势或者说政治上的支持,使得北方文化成为了一种主流的或者说是强势的文化,人们大部分都是接受的主流的强势文化,而这样的文化又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本身的文化。这使得全国各地的方言(包括四川话)多少程度的都在没落,曾经有人呼吁要保留住方言,但是在今天,保留已经不能挽救方言的存在了,方言在遮掩更强势的政治文化因素中慢慢失去了自己的声音,这也是四川方言艺术作品普及范围狭窄的原因之一。
四、四川方言艺术作品本身的不足
(一)范围、表现力、与农民生活的贴近性不足
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受众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的需求和兴趣来加以解释的,需求总是具有特定的内容,并且随着满足需要的具体内容和方式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而在商业运作市场下的作品就必须满足这一规律。
比如电视连续剧,小品,纵观这些作品的题材范围,主要是写的小人物的生活,但是这样的小人物并不是完全的农民或者完全的市民,而是成都特有的人物,比如《王保长今传》、《傻儿军长》、《老坎客栈》、《胖哥逗人爱》中的王保长、樊傻儿、梅老坎、胖哥等等,都是四川特有的“普通人”,他们不是中国传统的农民,也不是像上海大都市弄堂里成长起来的小市民,更不是京都的一般平民,他们有自己特有的生活状态与行为习惯,他们有中国农民骨子里的善良、诚实、幽默、乐观、坚强,但是却又一点小市民的精明、油滑、贪小便宜等等,但是在大问题上又会变得很大气,这就是四川人的特点,他们是介于城市市民与农民之间的群体。然而中华民族是传统的农耕民族,中国文化也是在农耕文化的根上生长出来的,无论中国的社会如何变迁,经济如何发展,文化如何被影响,这个根是没有变的,所以在拥有9亿农民的中国,农民文化仍然是主流。而四川方言文艺作品主要题材是成都市民文化,这就形成了对受众的接受形成了一种间接影响,也就是这部分作品并不是现在受众所需求与期待的,这是四川方言剧的不足之处。另外四川方言艺术作品中的题材范围主要是人们周围发生的琐事,并且主要是夹杂着戏谑的方言调侃这样的生活,这样的题材范围使得四川方言艺术作品成为了搞笑无聊的代名词,这样的误解导致这些作品流传不广泛。
其次就是四川方言剧的表效力不够强,我们就以李伯清的《假打外传》和赵本山的《刘老根》来说,李伯清饰演的假打一角,在表现的时候显得并不是很自然,刻意表现的地方很多,但是《刘老根》在表现的时候虽然用的是方言,但是表演的很到位,确确实实的演出了人物的味道。因此在受众接受《假打外传》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这不是“好”的电视剧,这也是四川方言剧流传不广泛的原因之一。
(二)宣传因素
为了分析人类传播的这种社会性行为的不同特征和传播语境的层次等级,我们对传播语境进行了五层分析,由低到高依次是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其中组织传播就是指由各种相互依赖关系结成的组织网络,为应付环境中的不确定而创造和交流讯息的过程,是一种有组织、有领导、有一定规模的讯息交流活动。作为最高层次的大众传播则是指职业化的传播组织通过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报纸、广播、电影、杂志、书籍――对其广泛的受众进行的信息传播过程。因此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处于越高的层次,受众的面就越广泛,相对而言,资本运作的收益也会更大,然而在现实中主要就是体现在宣传上,宣传的效果直接影响到受众的接受与传播的效果。
首先我们谈《刘老根》,赵本山是凭借自己已有的影响来宣传他的作品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赵本山还将自己的作品放在东北各省的卫星频道宣传,接下来是央视的宣传,还有在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宣传,他看准了市场,并凭借这些条件宣传自己,这是他的正确策略。但是对比《假打外传》、《王保长歪传》等等作品,李伯清、刘德一、沈伐等人的知名度没有赵本山大,这个我们且不说。但是仅仅是在成都电视台进行宣传和播放,在成都地区以外的受众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些作品的存在,不过也有一部分作品确实是在四川电视台宣传,但是因为考虑到方言交流的因素,四川电视台并没有大力宣传,仅仅是在成都地区宣传和播放。这也是四川方言剧走不出家门的原因之一。这在传播语境的层次上仅属于是组织传播,还没有完全成为大众传播,因此从学理上讲,李伯清与赵本山的较量中,赵本山就已经赢了。
当然四川方言剧的流传不广并不只是上面所分析的原因,肯定还有更复杂更深刻的原因,我们只是从传播学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想从中找到原因为将来的多元的文化交流和四川方言剧的改革提出一定的建议。
注释:
① 吴文虎:《传播学概论》,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② 芮逸夫,《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人类学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
作者:龙静,女,1986年7月生,籍贯:四川 盐源,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08级硕士研究生,文艺学专业,文艺美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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