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工成本对家庭农场规模扩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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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共识，而兼具家庭经营与适度规模特征的家庭农场是当前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近年来，中国农业劳动力成本远远快于同期其他要素成本的增长速度，作为家庭农场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家庭农场规模扩张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为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全国种植业家庭农场监测数据，采用OLS回归模型和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GPS）分析了雇工成本对农场耕地转入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雇工成本对农场规模扩张决策的影响效应呈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具有典型的“U”型特征。这主要是因为随着雇工成本上涨，当其超过一定的阈值之后，将彻底扭转农业生产中机械投入较之于劳动投入的比价劣势，从而提高了家庭农场的规模扩张激励。基于此，本文认为在推进农业适度规模化进程中，尤其是鼓励家庭农场发展壮大时，要高度重视农村雇工市场带来的影响，考虑劳动力要素成本对家庭农场土地转入的促进作用。另外，要考虑雇工和农业机械的相对优势变化会对家庭农场规模扩张决策有差异化影响。因此，预计随着雇工成本的进一步上涨，家庭农场会越来越多使用农业机械，相应的土地转入需求也将逐渐增加，政府需要做好前瞻性预判和针对性应对。
　　关键词：雇工成本;家庭农场;规模扩张
　　中图分类号：F32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002-2104（2019）12-0087-08 DOI：10.12062/cpre.20190608
　　当前，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已经成为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共识。过度分散且规模较小的传统小农经济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成为中国农业发展刻不容缓的选择。但在较长一段时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仍较为缓慢。为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在坚持农业生产中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2014年，原农业部又专门下发了《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切实加强政策扶持和工作指导。这就意味着，在未来，以家庭经营和规模经营相结合为特征的家庭农场模式将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主导模式。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积极扶持和推动下，从事规模化经营的家庭农场数量增长十分显著。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符合统计标准的家庭农场120多万个，经营耕地面积约2亿亩[1]。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对于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建设现代农业发挥着重要的促进和支撑作用，是当前农村改革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2]。
　　 然而，当前中国家庭农场经营也面临过度规模化、雇佣劳动力缺乏、生产成本上涨、社会化服务落后等诸多风险[3]。其中，家庭农场过度规模化问题尤为突出，经营者行为逻辑与国家政策目标严重背离，不少家庭农场的实际经营方式已逐渐突破家庭经营的基本范畴，开始偏向于企业化经营，部分家庭农场的土地规模也超出了其经营能力。究其背后原因，一方面固然与多数地区对家庭农场经营规模界定不明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了家庭农场专项补贴政策的激励影响。除此之外，也有学者认为，持续上涨的农业生产成本日益挤压了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利润空间，促使家庭农场经营目标从追求收益最大化向依靠规模扩张和寻求政府补贴转移[4]。相关研究已经表明，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至非农产业，中国农业劳动力成本从2004年开始就呈现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同期化肥、农药等其它要素成本的增长速度[5]。那么，作为家庭农场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雇工成本会影响家庭农场规模扩张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将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提出研究假说，并使用近期调查的全国家庭农场监测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通过本文研究，不仅有助于增强对当前中国家庭农场过度规模化现象及其成因的认识，也能够为相关农业部门制定和完善家庭农场扶持政策提供经验启示。
　　1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说
　　1.1文献回顾
　　 家庭经营在当前仍是世界范围内农业经营最主要的方式。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耕地越来越向大规模农场集中[6]。经调查发现，这一分化现象在中国也不例外[7]。在宏观层面，Lindsey等[8]认为农业收入增长是促使大规模农场继续扩张的主要动因，收入较高的农场，规模扩张较快，而收入较低的农场，规模则呈萎缩之势。Viaggi等[9]通过对比欧盟国家在实施共同农业政策前后的农场规模，发现土地政策引起了农场规模变化，由此认为土地制度是影响农场规模最主要的因素。朱庄瑞等[10]认为土地集约政策还要综合考虑资源禀赋、生态环境等因素。事实上，在此之前，Kislev等[11]曾使用美国1930—1970年要素相对价格和农场规模数据研究发现，要素价格变化能够解释农场规模变化的绝大部分。之后，Atwood等[12]使用美国1950—2000年部分地区的统计数据，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农场收入增长及资本投资价格下降对农场规模存在显著促进作用。郭熙保等[13]使用历史数据对发达国家农场规模变化的决定因素也进行了考察，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制造业-农业工资比以及劳动-资本价格比的提高是农场规模不断扩大的重要因素。在微观层面，近年有个别学者分析了劳动力工资变化对农场耕地转入决策的影响。例如，Yamauchi[14]利用印度尼西亚2007年和2010年两次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农业劳动力工资上涨越快，农场耕地转入规模越大。与之类似，Wang等[15]利用中国6省农户面板调查数据研究表明，非农就业工资对农场规模扩张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农业劳动力工资对农场规模扩张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
　　 总体上，对于农场规模的决定因素，已有一些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涉及的因素包括农场收入变化、土地政策、要素相对价格、技术进步、劳动力价格等多个方面。其中，对于劳动力价格变化究竟会怎样影响农场规模变化这一问题，为数较少的微观研究目前尚未给出一致答案。结合当前中国家庭农场实践，本文将主要考察雇工成本对家庭农场规模扩张的影响，并揭示其背后的作用机理。这是因为，一方面，伴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家庭农场的劳动力结构也发生了改变，逐渐由以家庭自有劳动力为主或少量雇工向主要依靠雇工转变;另一方面，从效率角度判断，当前中国有不少家庭农场的规模存在过度扩张现象，致使劳动力和农资要素投入数量不足，生产过程过于依赖农业机械服务[4]。有学者就曾呼吁，家庭农场在发展过程中应防止无效而盲目的规模扩张，适度规模经营才是提升要素配置效率的关键[16]。因此，需进一步揭示家庭农场规模扩张的潜在诱因，制定相应政策抑制其过度规模化，使其转向适度规模经营的“理性”轨道。 　　1.2理论假说
　　 在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纷纷涌向了城市和非农产业，改变了既定价格水平上的劳动力供给量，从而造成农村劳动力市场上供应曲线向内移动，大大抬升了农村劳动力价格，并且上升速度远远超过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上升速度[17]。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势必会影响到农户生产经营决策，特别是对雇佣劳动力依赖性较大的家庭农场，雇工价格上涨直接增加了要素使用成本，挤压了农场利润空间。面对劳动力成本上涨，普通农户选择的调整策略有三种：①改变种植结构，选择收益率较高的经济作物来替代收益率较低的粮食作物[18];②转出耕地或撂荒，转而外出务工来赚取更高收益[19];③使用农业机械代替劳动投入，并在逐利动机下适度扩大耕地规模[14]。其中，后两点涉及到耕地规模调整。
　　 本文认为，对于家庭农场，雇工成本上涨对其规模扩张决策存在正负两方面的潜在影响。当雇工成本处于低位上涨时（此时雇工成本相对较低），自购农业机械作业替代农业投入缺乏经济性，生产作业仍需依靠劳动投入，农场面临收益下降压力，其结果是促使其调整作物种植结构或减少耕地转入规模。但是，调整作物种植结构将需要雇佣更多劳动力，劳动投入成本必然进一步上涨，并且相较于粮食作物，种植经济作物也需要投入更多的化肥、农药等其他生产要素。受当前农村信贷市场不完善的约束，家庭农场更有可能采取减少耕地转入规模的决策。有研究指出，在劳动力成本较低且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的条件下，小规模农户的土地生产率相比大规模农户而言具有明显优势[20]。因此，此时家庭农场通过调减农场规模有助于提高土地生产率，也能够规避雇工成本上涨造成的收益损失。相反，当雇工成本处于高位上涨时（此时雇工成本相对较高），自购农业机械作业替代劳动投入的优势开始凸显，此时家庭农场自行购置农业机械的动机会越来越强。需要注意的是，在农业机械不可分性的限制下，家庭农场在农机设备上的投资与自身耕地经营规模之间不可能实现完全匹配，农机设备生产能力出现过剩的情形在现实中普遍存在。为了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尽快收回农机投资成本，这些家庭农场除了向周边农户提供有偿农机服务外，还可以通过继续扩大自身耕地规模来实现[4]。从效率角度讲，上述逻辑也揭示了雇工成本与家庭农场最优规模之间的关系（图1）。也就是说，在雇工成本较低时，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较具效率优势，农场最优规模会相对较小;在雇工成本较高时，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开始具有效率优势，农场最优规模会相对较大。
　　基于以上阐述，本文提出理论假说：雇工成本对农场规模扩张的影响效应先下降再上升，具有“U”型特征。
　　2數据与实证方法
　　2.1数据与变量
　　 本文数据来自于全国家庭农场监测数据。受原农业部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自2014年起对全国约3 000个家庭农场开展长期固定的监测工作。在样本选择上，首先按照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在每个省级行政区选择2～4个样本县，再在每个样本县随机选择30～50个家庭农场，然后由县级农业主管部门组织家庭农场主进行在线填报问卷。2016年初，全国共有3 073个家庭农场进行了数据填报，内容涉及2015年全年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本文选取样本中以种植业为主的家庭农场，剔除达不到家庭农场最低经营规模要求、填报信息有误、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本文最终获得1 379个有效样本。
　　 雇工成本是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在衡量时，雇工成本使用家庭农场临时雇佣的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的平均工资（元/人·日）作为指标。受限于调查问卷本身，本文只能使用这一绝对数来体现雇工成本，而无法提供雇工成本与当地工资水平比较的相对成本。对于规模扩张行为，本文使用家庭农场从外部转入的耕地规模（亩）作为指标。借鉴已有成果，本文引入的控制变量涉及户主特征、经营特征和外部环境等维度的因素[4，7，15]。其中，户主对家庭农场的农业生产决策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引入户主的规模种植年限（年）、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大专及以上=4）、村干部（是=1;否=0）、技术培训（是=1;否=0），来控制这一层面特征的影响。家庭经营特征事关家庭农场的发展，本文引入自有劳动力数（个）、平地地形（是=1;否=0）、固定资产投资（万元）、参加合作社（是=1;否=0）、雇工年龄（30岁及以下=1;31～40岁=2;41～50岁=3;51～60岁=4;60岁以上=5）等变量来予以控制 。外部环境，考虑到土地流转补贴对农户规模扩张有较为关键的影响（能获得=1;不能获得=0），因此也予以控制。
　　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根据统计，样本农场耕地转入规模最小的为20亩，最大的是2 000亩，平均约321亩;雇工成本介于30～200元/人·日之间，平均约102元/人·日。户主从事农业规模种植年限平均约6年，并以初中和高中学历为主，两者之和占84.1%;约有16%的户主为村干部。样本农场中，有85%参加过专门的技术培训，农场固定资产投资平均约64.6万元/户。样本农场的地形以平地为主，占68%。雇主年龄以41～50岁为主，占51.1%，其次为51～60岁，占27.6%。另外，有34%的样本农场参加了合作社，能够获得土地流转补贴的农场占23%，存在借贷约束的农场占31%。
　　2.2实证方法
　　 为验证上述理论假说，本文先不考虑雇工成本的内生性问题，直接采用OLS回归模型来分析雇工成本对农场规模扩张决策的影响。具体函数表达式为：
　　 其中，Si为农场耕地转入规模（亩），wagei为雇工成本（元/人/亩），wage2i为雇工成本的平方项，旨在检验雇工成本对农场耕地转入规模是否存在非线性影响，controli为一组控制变量（见表1）。β0、β1、β2和β3为待估计参数，εi为随机扰动项。
　　 上述OLS方法的估计结果尽管能对雇工成本如何影响农场规模扩张决策这一问题做出初步回答，但却无法确切地得出结论，这是因为雇工成本外生于农场规模扩张决策的假设很可能不成立。首先，农场规模扩张本身也会反向影响农场向雇工支付的工资价格，规模越大的农场所需的雇工数量越多，为了解决农忙作业，在农村劳动力开始短缺的背景下，必须提高雇工待遇来吸引足够多的劳动力资源。其次，某些不可观测因素可能会同时影响雇工成本和农场规模扩张决策，如农场主创业动机。创业动机强的农场主通常更期望使自身农场规模保持在一个相对较大的水平，并且也更加看重与雇工间的契约关系能够持续稳定，故而会给出较高的工资价格来激励雇工履约。鉴于雇工成本是一个连续性变量，加上很难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本文使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Generalized Propensity Score， GPS），将在每一个处理水平上评估雇工成本对农场规模扩张决策的影响[21]。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相似，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GPS）假设在控制协变量X（共同影响雇工成本与规模扩张的变量）的条件下，雇工成本取值对应的农场耕地转入规模相互独立，也就是雇工成本取值具有随机分布性，因此，该方法可以消除所有与协变量X相关的估计偏误。 　　 实现广义倾向得分匹配估计有三个步骤：第一步，在给定协变量X的情况下，估计处理变量的条件概率密度分布。首先，估算处理变量T（需满足正态分布条件）的条件分布g（Ti）：
　　 其中，N为样本观测值，r^（t，Xi）为处理变量的条件概率密度预测值。根据（5）式，将处理变量的取值范围T=[t0，t1]划分为m个子区间Tm（m=1，2，…，m），在每个子区间都能够分别估计雇工成本对农场规模扩张决策的因果效应。如果将不同取值范围下的因果效应用线连接起来，则可得到整个T（t0，t1）区间内因果效应大小与雇工成本之间的函数关系图。
　　3实证结果分析
　　3.1OLS回归结果分析
　　 表2汇报了（1）式的OLS回归结果。其中，模型Ⅰ与模型Ⅲ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加入了控制变量;模型Ⅱ与模型Ⅲ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考虑了地区固定效应。可以看出，雇工成本及其平方项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水平具有较强的稳健性。雇工成本的系数负向显著，其平方项的系数正向显著，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雇工成本上涨将促使农场耕地转入规模先减少再增加，从而证实了前文理论假说的判断。本文以模型Ⅲ的估计结果为依据，通过计算发现，在雇工成本<82.5元/日/人（=3.14÷0.04）的区间内，雇工成本上涨，农场耕地转入规模减少;在雇工成本≥82.5元/日/人的区间内，雇工成本上涨，农场耕地转入规模增加。并且，经计算还发现，雇工成本=82.5元/人·日对应的最小农场耕地转入规模约为315亩，表明雇工成本对农场耕地转入规模的影响始终为正，但在雇工成本的不同水平上，其效应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此外，在模型Ⅲ中，自有劳动力数、固定资产投资、参加合作社、流转补贴、规模经营年限和村干部等变量对农场耕地转入规模也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农场自有劳动力数越多、固定资产投资越大，其耕地转入规模也越大;参加合作社、表示能获得耕地流转补贴或户主为村干部的农场，耕地转入规模也会相对较大。但是，农场主规模经营年限越久，耕地转入规模反而越小，这可能是规模经营年限越久的农场主，越能够意识到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性，从而能够使农场规模维持在一个与自身資源禀赋和经营能力相匹配的水平。
　　3.2GPS估计结果分析
　　 在使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GPS）时，处理变量T必须满足正态分布这一条件。本文通过对雇工成本分布的偏度和峰度进行联合检验，发现服从正态分布的原假设被拒绝。因此，本文对处理变量（雇工成本）做了Box-Cox变换处理，正态分布检验（Kolmogorov-Smirnov test）结果显示对应的伴随概率为0.113，从而满足了正态分布条件。
　　使用前文给出的协变量为自变量、处理变量为因变量的广义线性方程估算广义倾向得分值。鉴于估计系数没有实际意义[22]，为节省篇幅，估算结果未列出。然后，检验经过广义倾向得分调整后的协变量能否通过平衡性检验。如果通过检验，表明本文列出的协变量是充分的。本文将所有观测对象分成4组，然后比较任意一组中某个协变量的均值与其他三组合并后该协变量的均值是否具有显著差异，检验方法为t检验。如果所有的均值比较均在统计上不显著，就表明完全满足平衡性检验。表3汇总了本文研究中10个协变量4组个案均值比较的40个t值。结果显示，经广义倾向得分调整后仅剩余2个t值大于临界值1.96，较为理想。最终检验结果显示，10个控制变量的设定在1%的统计水平上能够使平衡性检验获得通过。
　　在平衡性检验之后，对（4）式进行OLS估计。鉴于估计方程的系数并无实际意义，估计结果此处省略。值得说明的是，在（4）式估计结果中，λ3和λ4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证实了雇工成本具有内生性。最后，利用（5）式估算雇工成本在不同位置上农场耕地转入规模的期望值（E^[S（t）]）及其边际变化（E^[S（t′）]-E^[S（t）]），见图2。由于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GPS）很好地控制了协变量的差异，此时农场耕地转入规模的增长或减少可以解释为雇工成本的变化对农场耕地转入规模的因果效应。从图2可以看出，雇工成本对农场耕地转入规模的影响始终为正值，但影响效应的大小呈先下降再上升的“U”型趋势，从而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假说。
　　为了进一步揭示雇工成本在不同位置上对农场规模扩张的影响效应，表4汇报了雇工成本在区间[30，200]上，步长t′-t=10处的耕地转入规模期望值E^[S（t）]。结果显示，①在雇工成本处于较低水平时（区间[30，50]），随着雇工成本上涨，其对农场耕地转入规模的影响效应逐渐下降;②在雇工成本处于中等水平时（区间[60，70]），雇工成本对农场耕地转入规模的影响不显著;③在雇工成本处于较高水平时（区间[140，200]），随着雇工成本上涨，农场耕地转入规模急剧增加，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显著。
　　4结论及启示
　　 近年来，以家庭农场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得以快速发展，其发展壮大也得到了国家政策的鼓励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至非农产业后，农村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以至于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鉴于中国家庭农场在农业生产经营中较为广泛的使用雇佣劳动力，劳动力成本已经成为其经营决策中不可缺少的关键影响因素。因此，本文从雇工成本视角探讨了家庭农场的规模扩张决策。基于农业部2015年全国种植业家庭农场监测数据，本文采用OLS回归模型和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GPS）分析了雇工成本对农场耕地转入规模的影响。研究显示，雇工成本对农场规模扩张决策的影响效应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具有典型的“U”型特征。之所以呈现上述规律，是因为一开始雇工成本上涨还不足以让农业机械变得相对划算，从而对家庭农场扩大经营规模的促进作用相当有限。但当其超过一定的阈值之后，将会扭转农业生产中机械投入较之于劳动投入的比价劣势，导致农业机械投入变得更加划算。此时，为了匹配农业机械带来的效率改进，家庭农场有着更强的激励进行规模扩张。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兩点启示：首先，本文证实家庭农场的雇工成本会影响其规模扩张决策，随着雇工成本的上升，家庭农场始终有动力去扩大经营规模。因此，在推进农业适度规模化进程中，尤其是鼓励家庭农场发展壮大时，要高度重视农村雇工市场带来的影响，考虑劳动力要素成本对家庭农场土地转入规模的促进作用及其效应变化。这也间接说明家庭农场规模扩张除了与政府扶持政策有关，也与外部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密切相关。其次，本研究表明雇工和农业机械相对优势变化会对家庭农场规模扩张决策有差异化影响。在农业机械具有比价优势时，家庭农场有更强激励去转入耕地来扩大农场规模，这不仅能够有效应对劳动力成本上涨，而且能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家庭农场的获利能力。可以预见的是，如果雇工成本进一步上涨，家庭农场会越来越多地使用农业机械，相应的土地转入需求也会日渐增加。政府需要做好前瞻性预判，从农机补贴、规范和培育土地流转市场等多方面做好针对性的应对。
　　（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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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Moderate scale is the consensus of the theoretical and policy circles， and the family far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y management and moderate scale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current rur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China’s agricultural labor costs have shown doubledigit growth rate， far higher than the growth rate of other factor costs in the same perio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duction cost of family farms， what impact will this have on the scale expansion of family farms？ In order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OLS regression model and generalize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GPS） method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labor costs on the scale of farmland transfer based on the monitoring data of national plantation family far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employment cost on the decision of farm scale expansion first decreases and then increases， with a typical ‘U’ shape. This is mainly because as the cost of employment increases， when it exceeds a certain threshold， it will completely reverse the relative price disadvantage of machinery input compared with labor input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us increasing the incentive for family farms to scale expansion.Based on this， the paper believe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moderate scale of agriculture， especially when encouraging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family farms，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nfluence of rural employment market and consider the role of labor factor cost in promoting the transfer of family farms to land. In addition， considering the change of relative advantages of employees an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the family farm scale expansion decision will have a differential impact. Therefore， with the further increase of employment costs， it is expected that family farms will use more and more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the corresponding demand for land transfer will gradually increase.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make forward prediction and targeted response.
　　Key wordshiring costs; family farms; scale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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