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教育中“身体技术”的追寻与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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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技术对人类生活方式产生了显著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了独立于身体之外发挥作用的器具技术。而同样作为两大技术类型之一的身体技术，器具技术“离身”的自主性，再一次让技术哲学家们陷入了无限循环的技术伦理批判与辩护的困顿之中。吴国盛认为，由于我们长期忽视了身体技术，所以物化技术的本质就不容易找到，对于如何处理物化技术的自主性束手无策[1]。身体技术作为人类最原始的技术，先于器具技术而存在，是技术对象的同时也作为技术手段而存在，探寻器具技术的自主性规律及其本质，首先应着眼于身体技术的内生逻辑。马塞尔·莫斯指出，在使用身体技术的所有这些要素中，有关教育的各种事实是占主导地位的。教育的观念和模仿的观念重叠在一起[2]。因此，使人类摆脱对自主性技术的恐慌与不安，存在两条合理路径：一是回到器具技术的本源；二是在技术教育中寻找“身体技术”的生成之道。本研究将目光投向器具技术的本源——身体技术，梳理身体技术发展的历史脉络，重新检视“身体技术”的概念内涵，描述其在技术教育中的类别呈现与突出特征，以寻求技术教育中“身体技术”的生成之道。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技术教育不是传统意义上在固定场合开设技术类课程实行教与学的过程，而是属于宽泛意义上的，其不拘泥、不指定时间、地点、教学对象、教学工具的技术教与学过程，可认为是学习者开展自我技术教育的过程，也可是主体间开展技术教育的过程。
　　一、“身体技术”的历史回溯
　　“身体技术”的概念最早由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在1934年写给《法国社会学心理学》一文中所提及。莫斯指出，存在一个不使用工具的技术领域，并批判了自然科学中某些具体现象的学科还未从中得出概念甚至没有被有机组织起来的时候，已被贴上了“多样性”标签的陋习，从而确立了“身体技术”的人类学起源。随着当代哲学由“身心二元论”转向“身心一元论”，以海德格尔、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现象学派揭示了“身体”在世界之中存在，梅洛庞蒂则将身体奉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身体是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3]，拥有“身体技术”便可参与及意识世界上的某些计划与沉浸于具体的技术环境之中，其身体理论引起了哲学界乃至其他学界的广泛讨论。唐·伊德结合了实用主义与传统现象学的理论，在《技术中的身体》中系统论述了三个身体理论：物质身体、文化身体、技术身体，提出了由技术构建起来的“身体三”，从而实现了身体与技术的关系描述由人类学转向现象学。
　　（一）发轫：以马塞尔·莫斯为代表的“身体技术”
　　莫斯认为，“身体是人第一个、也是最自然的工具，或者不要说成是工具，是人第一个、也是最自然的技术对象，同时也是技术手段”[4]。身体技术先于器具技术的出现，是集体及个人实践的理性表现，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习得的。莫斯举了一个年轻土著妇女督促女儿注意走路步态的例子，母亲严格训练女儿在走路时松散地扭动他们的胯部，这种步态在我们眼里看起来相当不雅观，但对于某些民族却相当欣赏。每当女儿忽视了这种走路步态时，母亲都会提醒她保持这种姿势。可见，某种具体身体技术的形成与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密不可分，“不同的社会、教育、礼仪、习俗、声望等”，影响着身體技术的呈现方式，身体技术是技术教育的产物，“是通过他接受的全部教育，通过他为所属的社会、他所占据的位置等要素聚集而成”[5]。
　　莫斯将身体技术根据性别、年龄、效率以及传承形式划分为四类，以个人年龄的增长及生命历程对身体技术作了传记式列举，分别列举了生育和分娩时的技术、孩童时期的技术、青少年时期的技术以及睡眠技术、休息技术、运动技术、照顾身体的技术、用食技术、生殖技术等成人时期的技术。这些身体技术的形成都源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典范与命令，是类似教育的规则使他们去做的。莫斯还指出，在青春期所习得的有关身体的决定性技术将会一直贯穿他们的整个成人生活，也就是说群体间“身体技术”的某种约定（亦可理解为技术教育的产物）影响了今后“身体技术”的行为表现，身体技术受技术教育的支配与限制。
　　（二）兴起：以莫里斯·梅洛庞蒂为代表的“身体现象学”
　　梅洛庞蒂强调现象学应“重返自身”和“回到实际体验世界”中去，即“对世界的启示的现象学都是以自己为基础”[6]。“身体作为世界的枢纽”，是体验世界的媒介物，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体，就意味着如何去感知世界，如何去把握实际生活世界中各种技术的存在。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分别从知觉、空间、运动、表达、性别等五个视角阐述了身体的可感性、整体性、可塑性、表现性、可能性。“知觉身体”意图揭示身体是一个共通的感觉体，感官间的联觉化解了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物理屏障，从而使身体更好地进入了世界深处。梅洛庞蒂用听觉与视觉的联通解释了身体是感知世界的“理解力”的一般工具，当鸟儿飞离树枝时，我们听到了树枝的摇动声音就仿佛看到了它的柔韧与弹性，也能区分出这是何种树的树枝。身体的空间性并不是指“位置的空间性，而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如果我站着，手中紧握烟斗，手的位置不是由领先我的手与我的前臂，我的前臂与我的胳膊，我的胳膊与我的躯干，我的躯干与地面形成的角度推断出来的”[7]，而是身体以一种绝对的能力确定烟斗的位置与手的位置，即身体的空间性是身体缩成一团以实现其目的处境性空间；恰如一位头顶着长长的鸡毛帽子的妇女不需要抬头计算帽子与门框的距离，便可在不损坏帽子的前提下安全地通过门框，这都是身体具备空间感知力与表现力的体现。身体的运动机能重新塑造了“意义”一词，“身体利用最初的行为，经过行为的本义至达行为的转义，并通过行为来表达新的意义的核心”[8]，在完成行为转义的过程中，“工具周围的文化世界为即时的运动提供了可重复的动作与独立的生存”，即器具技术的意向性为身体技术的同化提供了新意义，身体的运动技术的强化依附于器具技术的文化指向。梅洛庞蒂认为，“成功的表达活动不仅为读者和作家本人提供一种记忆辅助物，而且还使意义作为一个物体在作品的中心存在，使意义在词语的结构中永存，使意义作为一种新的感官置于作家或读者中，并向我们的体验开辟一个新的场或一个新的领域”[9]。诚如我们在演唱会现场，歌手的舞蹈动作以及肢体、面部语言增强了观众对这首歌的记忆，并赋予了歌曲、演唱会新的情感意义及体验，这是歌手的身体分泌出的一种特殊“意义”是身体在表现，也是身体在言说。作为性别的身体向我们阐述了一个自然的身体，具备向着未来、向着活生生的现在或向着过去的运动、学习、成熟、与他人建立联系的能力，这种自然的身体技术是在世界中形成的。 　　（三）转向：以唐·伊德为代表的“技术身体”
　　唐·伊德系统地提出了三个身体理论：“身体一”是以胡塞尔、梅洛庞蒂的观点为基础提出的肉身建构的身体；“身体二”是以福柯、女性主义的观点为基础提出的文化构建的身体；“身体三”延续并试图超越海德格尔等前辈的现象学传统，由技术构建的身体。在唐·伊德的“技术身体”中，身体的体验是由技术赋予的，不能够掌握技术的身体无法立于生活世界之中，更无法谈及其“主体性”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在构建身体的同时，赋予了身体以技术，从而形成了技术与身体的具身关系，塑造了身体技术，实现了身体的“身体性”。如隐形眼镜让更多近视患者更为清晰地了解事物，尚若无法掌握配带隐形眼镜的技术，近视患者无法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地位，不能轻松地数清楚远处树枝上鸟儿的个数；而患者一旦成功掌握隐形眼镜的配带技术后，患者的身体与隐形眼镜便形成了具身关系，仿佛恢复了正常的视力。技术在构建身体的同时也让身体具备了技术，即“身体”与“（器具）技术”的融合构建了“技术身体”，从而生成“身体技术”的过程；此处的“身体技术”中的“身体”不单是“纯粹的身体”，而是技术教育下融入社会文化、器具技术构建的“身体总和”，此处的“技术”不是独立于身体之外的“器具技术”，而是承载于身体之上，联结“器具技术”与“肉身”的技术。
　　通过对“身体技术”的历史追寻，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身体技术”并不仅仅拘泥于莫斯提出的“一个不使用工具的技术领域”，也不止是梅洛庞蒂眼中“纯粹的肉身技术”，而是广义上的“身体技术”：是指在技术教育中受“不同社会、文化、习俗、声望影响”的“身体技术”，利用身体去发明、设计、创造、使用“器具技术”的“身体技术”，以及整合外部“器具技术”不断构建“身体”的“身体技术”；二是绝大部分身体技术不是天生就具备的，而是后天练习、规训而成的，或许可以这么说，身体技术是在技术教育中逐步完善与形成的，是经验的；三是身体是技术的承载体，技术依附于身体呈现，身体是技术的身体，技术是身体的技术。
　　二、技术教育中“身体技术”的分类与特征
　　（一）技术教育中“身体技术”的分类
　　鉴于上文中对“技术身体”的历史回溯，“身体技术”可依据与“器具技术”的“亲疏关系”分为三类，在技术教育中呈现不同的形式。
　　1.“不使用器具技术”的身体技术
　　“不使用器具技术”的身体技术是指以身体为手段或媒介的技术，是通过身体“介入一个确定的环境，参与和置身于某些计划之中”的技术。想要追寻“不使用器具技术、纯粹的”的身体技术，首先应对“身体”进行分析。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结合莫斯与涂干尔的理论提出了“两个身体”说：自然身体与社会身体。道格拉斯秉承了莫斯的观点，“身体技术是通过他为所属的社会、他所占据的位置等要素聚集而成”[10]，自然身体是社会身体存在的基础，社会身体则赋予了自然身体社会、文化属性，两者相互影响，迭代而生，形成了“身体”的一体两面。从道格拉斯“两个身体”的观点，可以将梅洛庞蒂“身体”所具备的属性理解为自然身体的表现，一个集能动性、感知性、运动性、表达性的在世存在物；莫斯与福柯的身体则可理解为社会身体，受社会、文化、习俗等类似教育的规则培养与规训而形成的。
　　在技术教育中，自然身体下“不使用器具的”身体技术主要表现为肉身经验的自我构建。如在接受瑜伽训练时，学习者通过长期的拉伸与力量训练实现了规范化的“下犬式”瑜伽体式，构建了身体对该体式的记忆与生成技术；盲童在接受“雪”这个概念时，通过感受雪花冰凉的触感，听到雪花被踩发出的“沙沙”声，仿佛“看到”了雪花的质地与模样，破除了各感官间形成的屏障，形成了视觉、听觉、触觉等器官的联通。
　　社会身体下“不使用器具的”身体技术主要表现为政治、礼仪、习俗、声望等社会化因素构建出来的身体经验。如从中国古代开始，相见时常以作揖向人敬礼；而随着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作揖这样优美的见面礼逐渐被中国人摒弃，开始接受并使用握手礼，敬礼方式的改变见证了文化对身体技术的構建。同样，社会习俗也驯化着身体技术，如对“吃相”的要求，东南亚很多国家规定男性吃饭时不准用左手拿食物，我国大部分家长不允许孩子吃饭时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这些身体技术都是由社会礼仪与习俗塑造而成的。
　　2.“与器具技术交互”的身体技术
　　“与器具技术交互”的身体技术是指身体使用、开发、设计、评价、解释技术人工物的“技术”，是与身外器具技术开展交互的技术。“与器具技术交互”的身体技术是基于“不使用器具技术”的身体技术生成的，是自然身体、社会身体运用其肉身经验与器具技术交互的技术经验之和。在技术教育中，此类身体技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身体默会技术，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言说的身体技术，如“使用一顶帽子，一辆汽车或者一根手杖”[11]的身体“习惯”技术，从“熟悉的管风琴到新的管风琴快速上手”的身体“理解”技术，“开车的人不需要下车就能通狭小空间”的身体“感知”技术；第二类是身体明言技术，如“庖丁解牛”的解剖技术、农民种植庄稼的“施肥”技术、工程师设计智能机器人的“开发”技术等，这些身体技术的实施都可以用语言论述清楚。
　　3.“与器具技术融合”的身体技术
　　“与器具技术融合”的身体技术是指身体整合“器具技术”的身体技术，这是一个身体不断汲取“器具技术”外部力量，完成自我构建的技术生成过程。“与器具技术融合”的身体技术不再只关注于身体对器具技术的使用、开发、设计、评价、解释等交互方式，而是从理解“器具技术”的角度去理解身体性，着重关注“器具技术”在身体上的烙印及意义生成。在技术教育中，此类身体技术表现在“肉身功能的延伸或缩小”，如乒乓运动员在长期训练中对瞬息万变的击球有较强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从而形成了身体神经系统的灵敏性与协调性；虚拟现实技术在医学教学中有很广泛的应用，学生可在虚拟实验室中，进行“尸体”解剖和手术练习，可重复地模拟手术，移动人体内的器官，寻找最佳方案以提高自身身体的熟练度与精准度。器具技术构建了一个新的身体，身体以强有力的包容性容纳了器具技术，两者相辅相成、迭代而生，生成了“融合器具技术”属性与特质的身体技术。 　　（二）技术教育中“身体技术”的特征
　　1. 自然性
　　技术教育中的“身体技术”以身体为存在形态，身体技术的自然性是其首要突出特征。身体技术的自然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身体技术行为动作的自然性，其表现在“我通过我的身体去意识世界”，让身体的动作行为、态度意识置于自然世界中，获得体验，与世界、他人建立联系，这是自然身体技术的表征之一。第二，身体技术情境的自然性，其表现在身体所处情境的自然性，梅洛庞蒂指出，只有将身体置于所安排的自然情境中，身体才成完成一系列的灵巧动作，若提醒这是实验情境，那些动作的流畅性则荡然无存[12]。第三，身体技术表达的自然性，身体可以分泌一种不知来自何处的“意义”，通过其动作、言语改变身体的面貌，以自然的符号表达了思想与意向。
　　2. 社会性
　　罗伯特·赫兹指出，“无论什么时候适用于这种或那种姿势的反应，都会有一个动作的社会选择原则，”[12]即身体技术的动作呈现具有社会性特征。身体技术中社会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身体技术的实践理性，表现在身体技术“惯习”的社会性观念，如饭桌上手的摆放位置，英国孩子坐在桌旁不吃东西则会将两肘贴在腰部，双手放在膝上，而法国孩子则会两肘前伸成扇形，将肘部放在桌子上，这些身体技术“惯习”都是具备了实践理性、受社会礼仪约束的。第二，身体技术的传承性，“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技术的传承，并且极可能是口头传承这些方面，”[13]恰如走路的姿态、奔跑的动作、吃饭的仪式都是通过文字记载或口耳相传等方式承传的，且在青春期受到的技术教育会直接影响成人世界。第三，身体技术的伦理性。很多身体技术与道德伦理密切相关，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整容手术让越来越多的人获得身体选择权与自由权的同时，也成为了一种违背自然的欺骗行为，颇具道德伦理的争议。
　　3. 默会性
　　在技术教育中，身体技术具有默会性特征，即身体技术无法被其行动的语言提示所穷尽，也不能被语言充分说明。比如存在一些能人异士，可以在人群中一眼识别出所见过人的样貌，其眼睛捕捉人脸特征的敏锐度却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其身体技术的内在逻辑他也无法清楚的表达。同样，与“器具技术交互”的身体技术也表现了其默会性特征，如在完成“吹玻璃”制作过程中，无论技术高超的师傅如何描述制作过程，徒弟也不可能仅依赖其语言指导就吹出完美的玻璃，还需熟悉师傅的亲身示范，再加上自已的长期实践，才能学会这项技能。
　　4. 生成性
　　大部分身体技术不是先验的，而是经验的，是在技术教育过程中逐渐完善与生成的，具有生成性的特征。首先，身体技术的生成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熟能生巧”“游刃有余”皆是量到质的突破。因而，技术教育中反复加强对身体技术的训练，其目的也是为了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破。其次，身体技术的生成借助于社会文化、习俗礼仪的规训，对成人来说，没有纯粹不受社会规则约束的身体技术，也没有一种“天生的方式”，都是对有声望行为的效仿。再者，器具技术重塑了身体技术，麦克卢汉说过，“媒介即人体的延伸”，器具技术内化于身体之中，生成了更为强大的身体技术。
　　5. 创造性
　　创造性特征在“与器具技术交互”和“与器具技术融合”的身体技术中较为突显，分为三类：第一，原创型，指开发、设计、制造出某种技术人工物所具备的身体技术；第二，改良型，是指根据身体感受，对现存的技术人工物或器具技术进行改良；第三，反作用型，指身体在原创和改良了器具技术的基础上，器具技术反作用于身体技术，赋予身体新技术的能力，创造了一个融合器具技术的身体技术。
　　三、技术教育中“身体技术”的生成之道
　　（一）关注身体体验，创设学习情境
　　想要重塑技术教育中的“身体技术”，首先应重新审视“身体”。回到身心一元论的立场，身体不再是机械的、被动的外壳，而是集感知、运动、表达、空间能力于一体，具备主体性地位的实在。技术教育中应充分挖掘身体的各种可能性，使身体各部分形成联结以发挥最大价值，借助身体体验“明白”和“理解”身体技术，进而加强对某些身体技术（如舞蹈、歌唱）的意义认识。
　　技术学习情境的创设也至关重要，梅洛庞蒂提及，“病人在思想上置身于具体运动与之相称的实际情境中，才能完成具体运动”[14]。因而，在技术学习中，若将学习者（技术新手）的身体与真实生活情境分开，置身于想象的情境中，那么技术新手一系列的身体技术则无法顺利形成。创设回归真实生活世界、满足现实需求、保证学习者主体地位的学习情境，能有效保证身体技术的形成。
　　（二）树立榜样人物，加强技术传承
　　莫斯指出，身体技术的发生“都是对有声望的行为的模仿。孩子、成人都只模仿那些成功的行为，那些他们看到由他们信任的、比他们有权威的人做出的成功行为”[15]。这种身体技术是由外部向他们身体内部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去完成某种身体技术的学习。在技术教育中，树立技术榜样力量至关重要，恰如每个舞蹈学习者都有自己的偶像，他们不停地模仿他们的舞姿与神态，追寻着他们成长的脚步。
　　过去信息技术不发达，身体技术都是以肉体为载体进行传承，但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因而身体技术在传承过程中某些关键细节极易被忽略，导致一些特殊的身体技术面临着失传的危险。技术教育中身体技术的传承应借助文字、图片、视频、声音等现代化手段记录下来，依靠政策力量与社会舆论等手段提升公众对某些身体技术传承意识，从而使某些身体技术精准地、毫无遗漏地传承下来。
　　（三）重视默会能力，通过寓居而认知
　　身体技术默会能力包含技能、鉴别力、判断力、理解力等等，波兰尼认为，“在技能和鉴别力的培养上，具体范例比一般规则更为重要”[16]。在技术教育中，应尽可能举出多样化的范例以供技术新手展开类比与推理，重视第一手经验与知觉性亲知，形成身体的直接鉴别力与理解力，强化身体技术的形成。
　　梅洛·庞蒂认为，身体在人类经验和意义中具有优先性，是在世的媒介。波兰尼在赞同梅洛·庞蒂“身体观”的基础上，认为我们的认知活动是通过寓居而展开的，任何知识都有其身体根源。身体技术亦是如此，上述三种身体技术皆是以身体为本，建立了身体本身与外部事物的联系，实现了心灵的认知，因而关注自己身体的辅助觉知，将其纳入我们的身体，实现身体技术的生成。
　　（四）融合器具技术，实现道器合一
　　如何看待身体，就意味着会具备何种身体技术，具备何种身体技术则意味着学会如何与器具技术融洽相处。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身体作为联结“道”与“器”的媒介，应打开身体去纳入器具技术，使之拓展身体的功能，让器具技术化入身体，实现以道驭器，以器兴道，道器并用，承载于身，从而使身体技术和器具技术达到高层次的会聚。
　　参 考 文 献
　　[1]吴国盛.技术哲学讲演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86.
　　[2][4][5][10][12][13][15]莫斯，等.论技术、技艺与文明[M].蒙養山人，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82.85.85.85.88.84.82.82.
　　[3][6][7][8][9][11][14]梅洛-庞蒂，姜志辉.知觉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16.18.138.194.238.190.143 .
　　[16]郁振华.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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