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礼志》载诸“门”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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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辽史·礼志》记载的诸多朝仪中，“洞门”“閤门”“便门”出现的频率很高。它们的名称实际上体现了其所处礼仪性建筑的差别，证实了辽朝时期朝仪举行地点的不固定性。同时，这些名称不同的门不仅在辽朝的朝会、朝觐、封册等多种仪式上发挥了分割空间的礼仪功能，而且还透露出诸多国家礼仪举行地点的信息，反映了辽代朝礼在仪式形式上和内容意涵等方面的制度特色。
　　关键词：辽史;洞门;朝仪
　　中图分类号：K246.1;K892.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7-0001-05
　　10世纪后，伴随着国家制度的建设，辽朝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国家礼仪制度。在《辽史》中著录的《礼志》就是对辽朝时期国家礼仪制度的整体记录。在《辽史·礼志》中所著录的辽朝时期的诸礼仪仪式之中，多有“门”出现。“门”在《说文》释：“从二户，象形。”[1]“《玉篇》人所出入也。在堂房曰户，在区域曰门。《博雅》门，守也。”[2]即“门”有供人出入的作用，同时也具有防护、守卫的功能。在建筑物中，由于门的存在就分割出了门里与门外不同的实体空间，于是门就成为建筑中由外部空间转换到内部空间的重要渠道。因此，宫殿之中的门也因其承担空间转换的职能，而成为国家朝礼仪式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即从《辽史·礼志》记载的诸礼仪仪式中“门”的使用情况出发，分析辽代朝仪的特点。
　　一、《辽史·礼志》载诸“门”概况
　　辽朝时期重要的礼仪诸如祭山仪、{1}柴册仪、再生仪等礼仪都在室外举行，因此在所记录的仪程之中，没有类似于宫殿中用于分割空间的门存在。但在诸多的朝会、朝见礼仪之中，门作为仪式的重要道具，出现的频率较高。在《辽史·礼志》中所记载的门，主要有洞门、閤门、便门3种。它们出现的情况见《辽史》仪式中出现的“门”一览表。
　　二、仪式中的“洞门”
　　“洞门”《汉书·董贤传》中称，汉哀帝“诏将作大匠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师古曰：“重殿谓有前后殿，洞门谓门门相当也。皆僭天子之制度者也。”[3]由此可知，重殿、洞门都是皇帝宫城之中殿堂的营造样式。又重殿洞门并举，那么洞门即前后殿相连之门。然则《辽史·礼志》之中的洞门似乎与此有所不同，按照仪式程序来看，洞门应当是进入殿庭之门，类似于閤门、便门之设。现代汉语之中，洞门常指开于院墙之上仅有门框的造型门，显然与此处所提及的洞门也存在一定差距。遍检诸史，唯有辽代的朝仪之中使用“洞门”，因此，可以推定此洞门当是辽朝时期独具特色的宫殿设施的组成部分。从方位来看，称东、西洞门，则帝后所升之殿当为坐北朝南;而称南、北洞门，则帝后所御之殿当为东向无疑。
　　辽朝的朝仪举行地点主要是京城宫殿以及行宫毡帐。按照契丹传统习俗，牙帐均东向，如上京城中“昭德、宣政二殿与毡庐，皆东向”[4]，因此门皆设有南、北。但是辽朝中后期，随着汉文化影响的日深，中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的观念也随之进入契丹。中京、南京城内固定的汉式建筑，多系南向，因而门有东、西之分。既然东、西洞门与南、北洞门都在文本中出现，那么姑且先不论及方向，仅探究“洞门”从何而来。
　　记为洞门的仪式，多为正旦、辽帝、后生辰朝贺之仪。据《辽史》记载可知，辽朝从太宗时期起，始设生辰节。终辽一代即有太宗天授节、应天太后永宁节、景宗天清节、圣宗千龄节、圣宗仁德皇后顺天节、兴宗永寿节、钦哀太后应圣节、道宗天安节、兴宗仁懿皇后坤宁节、天祚帝天兴节。虽名为生辰节，但并未确定专在生日那一天庆贺。兴宗以后帝后生辰常常改期受贺，一般都把受贺日期定在每年的十二月及来年的一月[5]，所以，北宋所遣之贺生辰使往往与贺正旦使抵达辽朝庆贺的时间相近。由此可知，辽朝中后期的贺生辰、贺正旦的仪式大都在岁尾年头举行。《辽史·营卫志》称辽国“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6]。其中辽朝皇帝在冬捺钵时，除“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时出校猎讲武”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即“受南宋及诸国礼贡”。因此，北宋所遣贺生辰、贺正旦等使，多汇集于广平淀，并在辽朝的冬捺钵行宫之中完成出使使命，即《礼志》中所记载的宋使见辽帝、后以及正旦朝贺等诸仪式大多都在行宫之中举行。
　　辽朝的冬捺钵行宫直到圣宗朝之后，才固定在广平淀，且至少在辽朝晚期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固定建筑结构。皇帝每年来此坐冬，并于行宫中举行朝贺、朝见诸仪式，因此产生了结合固定建筑结构搭建庐帐，设置守备营卫的行宫设施。如冬捺钵行宫中的省方殿及殿北约二里的寿宁殿，“皆木柱竹榱，以毡为盖，彩绘韬柱，锦为壁衣，加绯绣额。又以黄布绣龙为地障。窗、槅皆以毡为之，傅以黄油绢。基高尺余，两厢廊庑亦以毡盖，无门户”[7]。据此可知，所谓的省方殿、寿宁殿，均是建筑在高出地表面尺余的台基之上，采用立木为柱、横竹为椽的框架建筑结构，在皇帝坐冬时加以毡盖、围毡等，形成半固定的宫殿。宋人彭汝砺在《广平甸诗》序中，描述了道宗时期的冬捺钵行宫：
　　“广平甸，谓虏地险，至此广大而平易云。初至单于行在，其门以芦箔为藩垣，上不去其花，以为饰其上，谓之羊箔门。作山棚，以木为牌，左曰紫府洞，右曰桃源洞，总谓之蓬莱宫。殿曰省方殿，其左金冠紫袍而立者数百人，问之多酋豪，其右青紫而立者数十人。山棚之前，作花槛，有桃杏杨柳之类。前为丹墀，自丹墀十步谓之龙墀，殿皆设青花毡。其阶高二三尺，阔三寻，纵杀其半，由阶而登，谓之御座。”[8]
　　在彭汝砺的描述中，尤为特殊的是出现在羊箔门左右的分别名为紫府洞、桃源洞的两处山棚设置。
　　曾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金天会三年）出使金朝的许亢宗，在《行程录》中记述了他在冒离捺钵朝见金太宗时的情形，如下：
　　翌日赴虏廷朝见。……行入宿围。西设毡帐四座，……阁门使及祗坐班引入，即捧国书自山棚东入，陈礼物于庭下……近贵人各百余人上殿，以次就坐，余并退。其山棚，左曰桃源洞，右曰紫极洞，中作大牌，题曰翠微宫，高五、七尺，以五色彩间结山石及仙佛龙象之形，杂以松柏枝，以数人能为禽鸣者吟叫山内。木建殿七间甚壯，未结盖，以瓦仰铺及泥补之。以木为鸱吻及屋脊用墨，下铺帷幕，榜额曰“乾元殿”，阶高四尺许，阶前土坛方阔数丈，名曰龙墀，两相旋结，架小苇屋，幂以青幕，以坐三节人。殿内以女真兵数十人分两壁立，各持长柄小骨朵以为仪卫。……[9] 　　由于当时距女真灭辽时日尚短，金主行宫与辽帝行宫布置当是十分相似的。从金代的冒离捺钵来看，其与辽代的冬捺钵行宫一样，都是由毡帐以及半固定的建筑构成。另外也设有山棚，不仅形制、装饰基本一致，而且方向与名字皆雷同。可知女真接见宋使制度当仿自辽朝。从许亢宗的记载中可知，行宫之中山棚的作用与汉式宫殿之中的门一致。宋使要在閤门使等引导之下，经由名为洞的山棚，进入殿庭。据此可知，辽朝时期冬捺钵行宫之中，名为紫府洞、桃源洞的两处山棚，当具有同样的功能，因此亦可统称之为“洞门”，是外国使臣及契丹南北臣僚进入殿庭的通道。
　　在辽朝皇帝驻跸的行宫中，洞门分左、右设于羊箔门之侧，由此可知，洞门应当是效仿汉式宫殿之中正门旁的小门而设。在举行朝仪时，臣僚经由门进入殿庭的仪式程序，被契丹人完整地照搬到行宫之中。因此，作为空间分割界限的门，就有了以洞为名的山棚的演绎。这说明，为了适应辽代朝仪举行的场地需求，契丹国家在捺钵的行宫中效仿汉式宫殿，使用门进行空间划分。可见辽朝时期不仅举行朝会、朝见的地点存在差异，而且《礼志》之中所记载的诸多朝会、朝见仪式的史料来源也并不一致。通过“洞门”的设置及使用，有理由认定，记“洞门”的朝仪文本当源自辽人自己的记录。
　　由此可知，在契丹国家朝会、朝见等礼仪生活的影响之下，到辽朝中后期，汉式建筑设施包括固定的“门”，已经开始在行营之中出现。与此同时，不仅是冬捺钵，其他捺钵之地也开始了固定建筑的营造[10]。虽然辽朝时期的政治运行仍保留行朝特点，但是四时捺钵驻跸之地也开始呈现了行宫固定化的趋势。辽朝时期礼制建设，尤其是辽中后期朝仪的完备，促进辽朝的封建化进程。而辽朝中后期冬捺钵行宫的地点、建筑出现的固定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礼制建设对辽国行朝政治体制的影响。
　　三、宫殿建筑中的“閤门”与“便门”
　　“閤門”《说文》中释：“閤，门旁户也。”段注称：“按汉人所为閤者，皆门旁户也。皆于正门之外为之。”[11]在中原宫城中，正殿与便殿之间都有閤门之设。
　　辽朝太宗时期曾效仿五代礼制分别于原本为汉地的燕京、汴京宫殿中两行入閤礼，其入閤礼的制度渊源即与閤门设置有关[12]。辽太宗之后史文中再无契丹皇帝行入閤礼的记载，当是辽朝中后期废止入閤礼使然。从《辽史·礼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辽代“閤”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多指皇城中宫殿正殿旁边设置的小厅，成为御殿帝后举行仪式时等候官员班齐或更衣休息的临时场所。如“册皇后仪”中，在命妇班齐，皇帝临轩后，皇后才出閤升座[13]。“曲宴宋使仪”中皇帝在歇宴时有入閤、出閤。而在朝仪中发挥空间转换功能的閤门，仅在宋使进遗留礼物仪中见有东、西上閤门，但是行礼的具体地点并不明确。不过既有东西上閤门的名称，可知，仪式的举行当是在固定的宫殿建筑中，同时门的东、西方向，也证实了宫殿南向建筑形制。另外，辽朝的中央官系统中还建置有东西上閤门司，从閤门司属官在诸多礼仪仪式中的职能来看，其与东西上閤门的设置并无太大关系，应当是辽初契丹统治者照搬五代官制的结果[14]。
　　“便门”，即大门或正门旁边的小门，与閤门类似。北宋文德殿举行常参时，有“正衙毕，宰臣、枢密出西便门，……朝堂吏引入殿东便门赴班”[15]等程序，可见北宋时期文德殿亦设有东、西便门。《辽史·礼志》中记为“东、西便门”的仪式均为册礼，而且文本中明确记载，皇帝于宣德门入殿受册，皇太后于元和殿受册，皇后于端拱殿受册，皇太子及王妃公主等于宣庆殿受册。
　　“皇帝受册仪”后，有修史者按语称，辽圣宗太平元年（1021）行此仪。《圣宗纪》中记十一月癸未，“上御昭庆殿，文武百僚奉册上尊号曰睿文英武遵道至德崇仁广孝功成治定昭圣神赞天辅皇帝，大赦，改元太平，中外官进级有差。宋遣使来聘，夏、高丽遣使来贡。甲申，册皇子梁王宗真为皇太子”[16]。昭庆殿、元和殿均在南京。{2}端拱殿，道宗大安七年（1091）六月丁未，记有“端拱殿门灾”[17]。可知举行册礼的宫殿均为位于京城中的汉式建筑，应均系坐北朝南格局。且《礼志》中所记之册礼，当是圣宗之后的仪式程序记载，与契丹民族的柴册礼区分开来，呈现出借鉴汉礼的文化面貌。从东、西便门的使用情况来看，《礼志》中所记册仪的史料来源一致，与前所论及契丹人自己的记录存在差别。
　　另据杨军在《辽代捺钵三题》中考证清宁四年（1058）道宗在广平淀冬捺钵期间，有先赴怀州行再生礼及柴册礼，之后赴上京御清风殿行大册礼，并再次返回广平淀朝见北宋等诸国使者等行程[18]。这也证明了辽朝时期行柴册礼与册礼地点的不同，京城之中的宫殿是册礼举行的常规场所，而行宫则承担朝见外国使臣的礼仪功能。并且通过将《辽史·礼志》中所记载册礼、朝贺礼的文本内容进行对照，很容易得出辽朝时期行宫与京城宫殿有分别承担举行不同类型仪礼的定制。虽然事实上这并不成立，如北宋使臣路振于中京武功殿朝见圣宗皇帝，于文化殿朝见承天太后;如圣宗在南京、中京及捺钵之中举行的上尊号仪等。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皆因为《辽史·礼志》中的史料系修史者未得见辽代礼典而杂乱取材的缘故。但即便是这样片面的记载，仍然可以看到辽朝时期虽然有着行朝的政治特色，但是五京所具备的礼仪性质仍是极其重要。
　　可以说，汉式朝仪的引进，极大地刺激了辽代都城的营建及宫殿、宗庙等礼仪性建筑的建造。如上京在天显元年的扩建，主要的扩建对象就是宫室，三大殿开皇、安德、五鸾，均为供奉历代帝王御容，文武百官祭祀之用。太宗时多次有御开皇殿接见晋使、举行上尊号仪式等礼仪活动。伴随着辽朝政治经济的发展，尤其的辽宋议和之后，国家有序的礼仪生活也影响到了都城的营建。如中京，圣宗统和二十七年（1009）以奚王所献牙帐地，始营建中京宫室，其建筑样式主要模仿北宋东京。其后又不断增修宫殿、庙宇等建筑，完善其都城的礼仪性建筑，用以满足契丹国家的日常礼仪生活所需。并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京成为辽朝政治的重心所在，与上京、南京一样，发挥了其礼仪功能，成为辽朝时期诸多朝仪的举行地。 　　四、辽代的朝仪及其特点
　　辽初虽沿袭其部族传统，即“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但也陆续营建城镇，至中期全五京之设。因此辽朝时期，捺钵之中的毡帐和位于京城的宫殿设施，是朝仪举行的主要场所。
　　由于辽朝的施政制度不记载于《百官志》而叙述于《营卫志》，说明了其行国状态的政权特性。在这样的行政体制之下，辽朝的国家礼仪生活呈现出与中原制度的极大不同。但是从《辽史·礼志》记录的“洞门”使用情况来看，辽朝时期朝会朝见等礼仪的举行地点虽然并不固定，但是呈现出捺钵行宫设施建设效仿宫殿建筑的趋向。而“閤门”“便门”的文本记载也表明，辽朝中期以后国家礼仪生活中以宫殿建筑为场地举行的朝会、朝贺、宴集等礼仪活动，渐次增加。如圣宗统和七年（989）二月壬子朔，上御元和殿受百官贺。秋七月乙酉，御含凉殿视朝[19]等，凸显了辽朝中后期固定的五京所发挥的国家礼仪功能。
　　辽朝时期虽然并未像唐宋一样形成规范的元日、五月朔、冬至行大朝会礼，但是也于元日举行大朝会。《辽史》记太祖二年（908）春正月癸酉朔，御正殿受百官及诸国使朝[20]。这是《辽史》之中首次出现的元日朝会记载，朝会地点不详，仅言正殿。但是同年十月才有建明王楼事，而营建皇都之事更是始于神册三年（918），其后才有于皇都之内修筑宫殿之举。那么此时所谓正殿，很可能是后世修史者修饰文辞的结果。虽然早在阿保机叔父述澜时期，就已经于契丹本土地区“兴板筑，置城邑”[21]，然而其营建汉式城郭的主要目的在于对掠夺人口的安置。如龙化州即“太祖为迭剌部夷离堇，破代北，迁其民，建城居之”[22]。因此，契丹本土地区虽然早有汉城营造，但是阿保机的行宫则仍由辎车、庐帐构成。据《旧五代史》记载，后唐明宗纂嗣，遣供奉官姚坤奉书告哀。至契丹谒见阿保机的情景，即是延入穹庐，阿保机与妻对榻[23]。
　　太宗即位之后，对中原礼制多有借鉴。尤其是出于巩固皇权的需要，对唐及五代朝会仪引进较多，如前文述及的“入閤礼”等。同时城市中宫殿设施的营建以及幽州等汉地的整体接收，都为辽太宗时期仿自中原的汉式朝仪实践活动准备了条件。如天显三年（928）冬十月癸卯朔，“以永宁节，上率群臣上寿于延和宫。甲子，天授节，上御五鸾殿受群臣及诸国使贺。”{3}[24]五鸾殿，位于上京城宫城内。据《辽史·地理志》可知，天显元年（926）平渤海之后，在对辽上京进行扩建时，修建3座名为开皇、安德、五鸾的宫殿建筑。太宗御殿受贺，开启了辽代皇帝宫殿礼仪生活的序幕。会同四年（941）十一月，又“以永宁、天授二节及正旦、重午、冬至、腊并受贺，著令”[25]。即太宗将辽朝时期于圣节、正旦、重午、冬至、腊等日举行升朝受贺的仪式，以令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也说明，太宗时期已经就朝会、朝贺形成了一定的礼制规范。穆宗在应历元年（951）诏“朝会依嗣圣皇帝故事，用汉礼”[26]，后又“诏用嗣圣皇帝旧玺”[27]，即说明了辽的朝会礼仪制度与汉礼的借鉴关系。辽朝的朝会礼仪中吸收了大量汉式礼仪因素，虽然行礼的地点有所不同，但是在礼仪设施及场景布置等方面则有了趋同的一面，即毡帐行宫中礼仪设施相仿宮殿建筑，使用“洞门”来完成仪式参与人的空间转换。
　　但是在辽朝时期的朝贺、朝见仪式中，臣僚班次及行礼次序，则体现了辽王朝鲜明的民族特点。如在“宋使见太后仪”中，皇太后御殿坐后，先是宣徽使押殿前班起居，然后契丹臣僚班起居，而后才是汉人臣僚自东洞门入，先是向西鞠躬，然后起居。即汉人臣僚入殿之时，要向已经班齐侍立的契丹官员行礼。这说明辽朝时期，虽然出现一大批地位显赫、职掌权柄的汉官，但是整体来说，契丹官地位明显是凌驾于汉官之上的。另外，由于辽朝有“贵东尚左”之习俗，因而契丹臣僚东面侍立、汉人臣僚西面侍立的方位，也证明了辽朝时期契丹官僚的地位高于汉官。
　　虽然在仪式中，出现的诸多礼节都源自中原汉礼，但是在具体的朝礼实践中，却出现了用汉式礼仪程序强调契丹与汉人等级差异的现象。也恰如北宋使臣苏颂在诗中写到的“朝仪强效鵷行列，享礼犹存体荐馀”一样，辽朝“礼意极厚，虽名用汉仪，其实多参辽俗”[28]。正如诸多朝会仪式中的“门”所反映的现象一样，契丹人在国家礼制建设中，虽借鉴了汉制，但是模式层面的模仿程度要远远大于制度本身，在汉式仪式行为包裹下的内涵则是契丹民族对自身文化的沿袭与传承。
　　注 释：
　　{1}《辽史》载“祭山仪”中以树象征君主、臣僚及偶植二树“以为神门”。此处的神门作为仪式的重要道具，构成了仪式的一部分，如君主率领孟父、仲父、季父三族三匝神门树。但祭山仪中的神门与固定的宫殿建筑无关，且在仪式中精神意涵十分丰富，因此不将其列入本文讨论范围，关于神门树的仪式功能笔者另撰专文论述，此不赘述。
　　{2}会同三年（940）辽太宗法驾入燕，御元和殿行入閤礼，之后又御昭庆殿，宴南京群臣。据此可知昭庆殿与元和殿同为燕京宫殿。
　　{3}天显三年（928）九月，癸巳，有司请以上生日为天授节，皇太后生日为永宁节。以帝王生日为节日始于唐，唐太宗时，以其生日为“千秋节”，是为全国性的节日。其后五代辽宋都因袭其制，以皇帝、太后、皇后等生日为节，但已经不再是全民性的普及节日，而成为官方庆典。此处天授、永宁节即是辽代皇后圣节之始，虽名为节，但是基本上是以朝贺的形式庆祝。其后随着儒家文化及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圣节的庆祝内容之中，增加了曲赦囚犯及饭僧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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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孙国军）
　　Abstract： Among the imperial rituals recorded in Li Zhi of History of Liao， words like Dong Men， Ge Men and Bian Men had appeared in high frequency. These words actually reflecte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ritual architectures which the gates belonged to， and proved the unfixed location of the imperial rituals in Liao dynasty. These gates with different names also played the roles of dividing space in different imperial rituals. They revealed a lot information of the location of the imperial rituals and reflected the system features of Liao dynasty in the ritual forms， intensions， and etc..
　　Keywords： History of Liao; Dong Men; Imperial Rit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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