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楼梦》诗词翻译看译者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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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译者是翻译的主体，译者主体性的存在直接影响着翻译过程，也影响着翻译结果。以杨宪益夫妇和David Hawkes翻译的《红楼梦》中的诗词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译者在接受原作过程中和在审美再创造过程中的主体性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本族语译者更能准确把握原作思想，而外族语译者在审美再创造过程中更易发挥译者主体性。
关键词：诗歌翻译；译者主体性；红楼梦诗词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16）02-0119-03
引言
翻译是两种文化的对话和协商，译者在翻译活动的诸多环节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是翻译得以进行的基础。传统翻译研究中，译者被置于从属、次要地位，被定义为“舌人”“仆人”。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西方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完成了由一元到多元的转变。在西学翻译的影响下，我国翻译界对翻译主体和翻译主体性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开始了对翻译主体性的系统研究。相关文章如《也谈文学翻译之主体意识》；《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译者形象化》；《论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意识》；《翻译主体的“发现”与研究――兼评中国翻译家研究》；《“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谁是翻译主体》等。由此可见，翻译主体性研究日渐受到重视，在中国翻译研究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瑰宝，承载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深邃文化，其中的诗词曲赋多达两百首。自成书至今两百余年来，被译成十几种语言，其中影响最大的英译本当属英国汉学家Hawkes的《石头记》及杨宪益、戴乃达夫妇的《红楼梦》。这两个译本也为译者主体性在诗词翻译中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素材。笔者以《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的诗词翻译作为个案研究对象，从译者在接受原作过程中的主体性和译者在审美再创造过程中的主体性两方面对杨译和Hawkes译的《红楼梦》中的诗词进行对比分析。
一、译者主体性与诗歌翻译
在传统翻译理论研究中，研究的重点一般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局限于语言层面的探讨，如严复提出的“信、达、雅”，钱钟书的“化境”，傅雷的“神似”；二是对翻译性质的探讨，即翻译标准和翻译技巧，如直译和意译的比较。这两种研究对译者本身缺乏深入和系统的探讨，局限于“一味地在译者标准的制定上分丝析缕地完善对译者的要求，满足一种唯主观的理想化译者的标准，忽略了译者作为主体的人与客体、与他人主体以及社会文化等构成的诸多张力”。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翻译研究出现重要转折，随着描述翻译学的兴起和文化研究取向的盛行，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翻译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打破了文本中心论，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空间，也使翻译主体性问题成为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译者主体性是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接受美学理论认为读者是文学现象的又一主体，同时积极地参与了作品价值的创造。译者首先是文本的读者，而且是最积极主动和富有创造意识和钻研精神的读者。同时，译者又是文学作品的阐释者，承担着对文学作品的输出工作。译者阅读和阐释不可避免地收到其本身所处时代和民族文化传统以及个人阅历修养和生活环境的影响。因此，译者的翻译或多或少会偏离原著，打上自己时代、历史、民族和个人风格的烙印。吕俊在《英汉翻译教程》中指出，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是客观存在的，主体即“活动的发出者、策划者等”，主体性即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译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对原作思想内容和风格特色的把握与再现两个方面。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中难度最高的翻译，译者的主体性在其中更是尤为重要。文化翻译学派的领军人物苏姗・巴斯内特曾指出，以前的研究很少有从非实践的角度出发研究翻译方法的，而这对于翻译研究恰恰是十分重要的。爱尔兰著名翻译理论家泰特勒曾提出“诗人诗译”的主张，认为只有译者本身具有诗人的情怀和气质，才能完成好诗歌翻译。郭沫若曾指出，“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他认为，翻译过程中译者自己的感情自然而然地参与和融入是必要的。本文用Hawkes翻译的《红楼梦》和杨宪益夫妇翻译的《红楼梦》中的诗词作为研究对象，来对比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二、译者在接受原作过程中的主体性
译者在接受原作过程中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译者对源语的熟练程度及其文化背景差异上。译者对源语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了翻译的质量，而译者的文化背景则客观决定了译者的思维方式和理念。
译者对源语的熟练程度是影响翻译的重要因素。译者能否准确理解原文是决定译文质量好坏的重要因素。译者在选定译文文本之后，第二步就是阅读和理解原文，这一阶段被称为解码。在这一阶段，译者首先需要掌握全面的背景信息和原文文本内容，包括原作者的相关信息，例如其教育背景、生活经历、写作风格等，以及原著的社会背景知识。由于生活经历、教育背景、价值观、意识形态、翻译目的等的差别，不同的译者对同样的作品常常会有不同的理解。当译者阅读原作时，他面对的不是静止的作品，而是一个动态的交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试图变成作者，去感知原作者想通过文字表达的思想感情，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受到译者自身自主性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译者对原作的独特理解。由此可见，译者主体性在解码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就《红楼梦》的翻译而言，两位译者杨宪益夫妇和DavidHawkes的文学文字功底都可谓博大深厚。杨宪益先生年少阅读大量的英文原著，后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在回国后与戴乃迭女士共同翻译了包括《红楼梦》《鲁迅选集》等中国古今名著100多部，其中很多都成为了经典之作。David Hawkes是著名的汉学家，曾翻译《楚辞》，“A Little Primer of Tu Fu”，而“The Story of the Stone”更是其杰出的成就。作为本族语译者和外族语译者，对原文理解的差别可从译文的不同选词看出。如对第37回中宝玉咏白海棠的诗句“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的翻译，杨宪益先生的版本是“Likelady Yang's shade，fresh from bath，ice-pure.Or xi Shi'smournful spirit fair as the jade.”（杨，1978）。而Hawkes的译本为“A Yang Fei rising naked from the bath，with a cool，chaste allure that she had not.”在对这句诗的翻译中，西子指的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并不存在于西方文化里。因此，如何翻译这一意象，采用直译还是意译，就成为了翻译的难点。杨宪益先生用同音词“Xi Shi”与原诗完全对应，而Hawkes在翻译时省略了“西子”的意象，而仅译出了诗的前半句贵妃出浴的内容。从对原文的忠实度来讲，杨译似乎更贴近原文。而这两种翻译产生差别的原因正是两位译者对原诗的理解不同。作为本族语译者，杨宪益先生在对原诗意象的准确把握上显然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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