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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消费市场一体化水平的一般均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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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城乡间一体化水平的测度成为理论上亟待突破的难点。本文在常规的城乡经济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将城乡消费水平差异纳入生产成本,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推导了城乡居民消费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利用贵州省1992-2016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贵州省的消费市场达到均衡时的城市化率为58.62%,而2017年贵州省的实际水平仅为42.15%。
  关键词:城乡消费   一体化水平   一般均衡
  引言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城市化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我国已经结束高速城市化发展时期,从一味追求城市化速度转向城市化质量与城市化效益并举阶段,在保证城乡一体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提高城乡消费水平一体化,成为了巩固城市化现有局面,优化城市化结构的最佳方法;另一方面,国家经济发展转为中高速增长,“供给侧”改革指向挖掘居民消费潜力。张慧省(2016)认为,提升城乡消费市场一体化水平,促进城乡商贸市场一体化建设,关系到国计民生。因此,建立城乡一体化消费市场体系,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首要任务。
  文献综述
  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得我国众多学者加入了对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探讨。王浩(2016)认为,商业发展是一体化发展的前提,只有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相适应,城乡发展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均衡。对于商业与城乡发展耦合度的研究表明,只有关注消费,才能够找出一体化发展的最优均衡点。类似的,杨建涛等(2016)通过建立ANP-TOPSIS模型,对我国宏观层面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从空间层面看,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城乡一体化水平远低于东部和东北地区。我国的“十三五”规划及新常态特征,都要求城乡一体化呈现出新的格局,魏后凯(2016)以新常态为起点,分析了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路径和最优城镇化率,认为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是与政策调整相适应的,但还需要更多投入和关注。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城市化水平的探索,而并没有进一步关注城市化水平内部所需的消费市场一体化。本文直接以消费市场一体化作为条件,进一步测定城乡居民消费达到最佳均衡时的城市化率,能够从更优角度观察区域最佳的城镇化率。
  理论模型和指标选取
  (一)理论模型
  本文在无进出口的封闭二元经济模型内,假设城乡居民均为理性消费人,产品市场及要素市场均为完全竞争市场。同时,设定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均作为生产者部门且因其产品获取相应收入。城市部门由于“群聚效应”带来规模经济,而农村部门由于散居不具备规模经济,城乡消费品市场规模取决于人口规模。由于城市收入高于农村,故农村人口会流入城市,但人口高于一定阈值后,会带来负外部性,因而会导致人口流出;当城乡人口消费水平相一致时,该人口转移会停止,此时的一般均衡情况即为城乡消费市场的一般均衡。
  农村部门。设某一期的农村人口为Nr,且每一个乡村居民均为独立进行农业生产的生产单位,其规模报酬不因时间而变动,本文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定义典型的农产品生产函数:
  式(1)中,yr为农村部门的生产水平,短期内技术水平不发生变化,Ar为农村部门的固定技术水平,kur为中间产品投入(化肥、农药、农机等),nr为人均劳动投入,由于农村人口与劳动力人口并不相同,加入这一项是为了分辨真正参与生产的劳动投入,假设劳动力投入为1时,用劳动力人口除以农村总人口即为人均劳动投入。lr为人均耕地面积,αr与βr则为对应的弹性系数,且有αr>0,0<αr+βr<1。
  农民的收入水平则为生产产品所获取的收益:
  同样的根据贵州省2016年投入产出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约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5%。本文在靖学青所测算的结果基础上,进一步计算了1992-2016年的贵州省固定资产存量。式(24)中,l代表劳动投入率,以工业部门劳动力除以總人口得到,r代表工业部门人均能源消耗,以万吨标准煤数量比总人口可得。
  数据处理及实证结果
  (一)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贵州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的数据来源于《贵州省统计年鉴》(1992-2016)和国泰安数据库。作为近三年来GDP增速均为全国前三的省,贵州的城乡一体化增速始终处在较高水平,其地理位置也决定了进出口对其经济发展影响并不显著,相对符合本文模型的设定。首先本文采用Eviews8.0对各生产要素指标、城市成本指标进行了ADF检验,检验过程中采用SC准则确定之后阶数,同时设定原假设为各变量有单位根。结果显示:所有模型内变量在5%显著性水平上均服从原假设,而其一阶差分在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由此可见,lny(t)、lnk(t)、lnl(t)、lnF及lnP均服从一阶单整,为I(1)类型。适用于OLS回归分析结果。
  为验证各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尤其是城市消费是否与人口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本文对该两序列数据进行了协整检验,lnF与lnP在5%的水平下存在协整关系,并存在异方差和残差项序列自相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采用AR(1)与AR(2)进行修正。本文采用SPSS13.0进行了VIF检验,发现人均资本存量、劳动投入和人口之间存在较强的线性关系,因此采用了岭回归方式。
  (二)实证结果
  据此分别得到了一般均衡分析中(21)式所需的所有参数数据,如表1所示。表1中,除由实证分析所得的参数值外,还引入了居民对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的消费倾向,本文依据杜莉(2017)文章中的设定,将均衡情况下的消费倾向设定为0.5。把表1中所有数据代入(21)式,求得贵州省的消费市场最优均衡下的城市化水平为z=58.62%。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在最优居民消费市场均衡下得到的贵州省均衡城市化率为58.62%,该水平表征了贵州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潜力与前景。贵州省在全国发展中,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但经济增速位居前列,与之对应的是城镇化水平的高速发展。目前贵州省的城乡收入差距仅为57.98%,说明城市部门还可以通过大量挖掘内生潜力,吸引乡村人口来进一步扩大规模效应,形成规模经济发展。但根据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截至2016年底,贵州省的实际城镇化率仅为44.15%,与本文所计算的最优消费市场下的一体化水平有较大差距,而贵州省所制定的2020年目标为50%,也远未触及本文所计算的一体化水平上限。纵观贵州省近年的城市化发展趋势,信息、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无不掣肘贵州城镇部门对于农村居民的吸引力,可以预计,贵州省短期内很难达到本文测算的最优一般均衡水平。
  从政策角度而言,贵州省应该把握以下重点:第一,加强整体居住环境建设,以优化城镇空间格局促进内部人口交流,进而完善城乡一体化建设。第二,促进城乡消费市场一体化建设,进而帮助城乡两部门生产交流,发挥城镇部门的辐射带动作用。第三,大力发展流通业,弥补城乡两部门间可能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风险,从而加快城乡消费市场沟通效率,最终惠及城乡一体化。
  参考文献:
  1.董巍.从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模式探讨政府和市场的关联性[J].商业经济研究,2016(8)
  2.张慧省.我国城乡商贸流通市场一体化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6(7)
  3.靖学青.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计:1952-2010[J].广东社会科学,2013(2)
  4.杜莉,罗俊良.房价上升如何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基于两阶段家庭最优消费模型的研究[J].财贸经济,2017,38(3)
  5.马飞峰.基于完善农村流通体系的城乡协调发展战略探讨[J].商业经济研究,2016(2)
  6.王浩.民族地区商业发展与城乡一体化水平耦合关联度评价[J].商业经济研究,2016(4)
  7.魏后凯.新常态下中国城乡一体化格局及推进战略[J].中国农村经济,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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