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处理文献材料的两种方法：引文与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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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引文、录文是《史记》处理文献材料的两种重要方式。《史记》引文包括三类转引引文和一般性引文，后者的使用频率最高。《史记》的一般性引文与录文的表象相似而本质、功用不同。一般性引文是为了引出或论证、论述史家的某种观点，以引者（司马迁）为中心，多称引经典的、具有高影响力、高认同度的言辞;录文则为记载事件、传述传主、展现原文等目的服务，以他者（传主或事件）为中心，不一定以典范、影响力为标准。《史记》一般性引文、部分录文都具有“著作权意识”的雏形，但二者的侧重点不同。二者发展源头不同，但录文的发展可能受到了引文的启示。
　　关键词 史记 文献处理 引文 录文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8-07-24
　　Two Ways of Dealing with Literature Materials in “Shi Ji”： Quotation and Lu Wen
　　Deng Guijiao
　　Abstract Quotation and Lu Wen were the important ways to deal with a wide range of literature materials for the book of "Shi Ji". The quotation of "Shi Ji" had three kinds of special quotation and ordinary quotation， while the latter was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The ordinary quotation and Lu Wen appeared to be similar， while their nature and functions were different. The purpose of ordinary quotation was to draw out or demonstrate some views of historians with the quoter Sima Qian as the center， so most quotes were classic words with high impact and high approval. However， the purpose of Lu Wen was to record historical events， transmit speakers’ words and present the original text with speakers or events as the center， so norm or influence might not necessarily be the standard. The ordinary quotation and some of Lu Wen both had preliminary copyright awareness， but their emphasis was different. Their origins were different， but Lu Wen's  development might be enlightened by quotation.
　　Keyword "Shi Ji"; literature dealing; quotation; Lu Wen
　　 《史记》是一部影响深广的煌煌大著，囊括了三千多年的历史，采用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大量的引文与录文，便是其处理文献材料的两种重要方式。但是学界目前只有极少数成果注意到《史记》的引文，而且大多仅局限于局部研究，普遍没有注意《史记》的录文及录文、引文间的关联。
　　 为表述的方便，本文将“录文”定义为“于自己的著作中著录他人的作品或著录自己其他的作品”。引文，一般解释为“引自其他书籍或文件的语句。也叫引语”[1]1054。鉴于《史记》等古籍的实际情况，本文将“引文”的定义进一步明确，指在说话或作品中称引他人的言语文辞以资己论的现象。因此引文有多种类型，除了一般性引文之外，还有类书引文、注释类引文、转引引文等等。类书引文与注释类引文分别主要出现于类书和注疏笺传中，都是出现于特定范围、用于特定的需要。《史记》所采用的引文主要是另外两种。
　　 一、《史记》引文情况
　　 《史记》对文献材料的引用主要有两种形式，即转引引文和一般性引文。
　　 1.《史记》的转引引文。《史记》的转引引文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引文内自身包含的引文，一种是所录作品中自身包含的引文，一种是传主（或其他非传主人物）言辞中包含的引文。引文内自身包含的引文，如：
　　 二十五年春，鸜鵒来巢。师己曰：“文成之世童谣曰‘鸜鹆来巢，公在乾侯。鸜鹆入处，公在外野’。”季氏与郈氏斗鸡，季氏芥鸡羽……[2]1861（《史记·鲁周公世家》）
　　 师己的话是司马迁的引文，但师己的话中又包含着一层引文，即文成之世童谣。该童谣于司马迁而言，属于转引之文。但是这种引文内自身包含的引文在《史记》中比较罕见。
　　 《史记》所录作品自身包含的引文，在《史记》中很常见。因为《史记》著录了传主或相关传主的大量作品，这些作品里往往自身携带了引文。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收录司马相如的《封禅书》，《封禅书》本身有引文：“《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2]3712《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收录邹阳狱中上梁孝王书，该书中曾引民谚：“谚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2]2995《史记·李斯列传》收录李斯阿二世意书，该书引《申子》语，“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2]3100。这类转引之文相对较多，不必一一列举。 　　 《史记》第三类转引引文是传主或其他人物的言辞中所包含的引文。如：
　　 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2]400（义帝《与诸将约》，见《项羽本纪》）
　　 太后称制，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2]508（高祖与群臣刑白马之盟约，见《吕太后本纪》）
　　 李兑谓肥义曰……肥义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属义也，曰：‘毋变而度，毋异而虑，坚守一心，以殁而世。’义再拜受命而籍之……”[2]2185（赵武灵王《命相国肥义傅少子》，见《赵世家》）
　　 王曰：“笑岂有说乎？”髡曰：“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瓯窭满篝，汙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2]3886（阙名《禳田祝》，见《滑稽列传》）
　　 在这三类转引引文中，第三类是《史记》转引引文中最常用的手法。这是由《史记》纪传体史书性质所致。因为史书的基本职责是记载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而“纪传体”更突出地以人物为中心，因此很容易涉及人物的语言。《史记》记叙人物的篇章主要集中在列传、世家、本纪中，这三种体例占据了《史记》绝大部分的篇幅。所以传主或其他人物言辞中所携带的引文在《史记》中十分多。
　　 然相对而言，《史记》中大部分的转引引文并不是司马迁主动所为的。诸如以上数例，对司马迁来说，他主要的目的是记录笔下人物的言辞或作品，因而被记录的言辞（作品）中自身携带的引文，得以一同被著录下来。故被转引之文，是传主（或其传中其他人物）所录所引，非史家（司马迁）直接地为之著录称引。故决定其被引用与否、引用的方式、引用的篇幅等情况的，主要是原引者，而不是司马迁。司马迁对这些转引之文，除了保留、删节或略去它们之外，基本没有别的主动权了。
　　 不过也有某些特殊情况，貌似被动地照搬他人言辞中的引文，实际上是史家（司马迁）着意于著录该人言辞中所称引之引文。如上文所举的《史记·鲁周公世家》的《文成之世童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的记载是：
　　 “有鸜鹆来巢”，书所无也。师己曰：“异哉！吾闻文、成之世，童谣有之曰：‘鸜之鹆之，公出辱之。鸜鹆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鸜鹆跦跦，公在干侯，征褰与襦。鸜鹆之巢，远哉遥遥，稠父丧劳，宋父以骄。鸜鹆鸜鹆，往歌来哭。’童谣有是。今鸜鹆来巢，其将及乎！”秋，书再雩，甚旱也。……季氏与郈氏斗鸡……[3]1676
　　 按：两相比较，《史记》之文本于《左传》。《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经”记载了八件事，其中鲁国事六件，“传”记载了十件事，其中鲁国事六件。而《史记》唯独记载了两件事，“鸜鹆来巢”居其一焉，然而这仅仅是一个自然现象而已，且此年还有“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两次雩祭，纵如此而仅录此事。可见司马迁把这个异象看得很重，引师己的话就是为了解释“鸜鹆来巢”的异象，而师己引《文成之世童谣》也是因为它包含了对“鸜鹆来巢”的阐释。司马迁不仅删略师己的话，所引《文成之世童谣》也经过大量的删节，其目的性十分突出，目的是表达“鸜鹆来巢”预示着国家将发生政变，“公在乾侯”“公在外野”。故知此童谣表面上看似司马迁在称引师己的话中被动地转引它，但实际上是司马迁着意于该童谣，如果师己的话没有引出该童谣，恐怕司马迁未必引师己的话了。至于司马迁本意想引用《文成之世童谣》却为什么不直接引用，却借师己之口拐弯转引，便是由于司马迁对资料来源处理原则决定的。
　　 首先，相比于《左传》，《史记》删改幅度十分大，虽然留下“师己曰”字眼，但已是十分简练经济了，且删节中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可见司马迁在处理文献材料时有过考辨过程，所谓“论考之行事”（《史记·太史公自序》）。
　　 其次，司马迁处理文献材料时，有“以信传信、以疑传疑”的原则。对有怀疑的材料，或者“疑则传疑”（《史记·三代世表》），或者“疑者阙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就前引《文成之世童谣》而言，司马迁完全可以删去“师己曰”三字，直接引童谣内容，然而却偏偏保留这三个字，这样便注明了该童谣的出处，删去师己对童谣所进行的义理发挥，使之理性、客观。这些正符合其谨慎的态度，即对于一些异象，虽采录而持谨慎态度，即所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史记·大宛列传》），并且效法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史记·天官书》），记载一些奇异的现象却不做义理发挥、义理阐释，保证历史书写的理性、客观。
　　 2.《史记》的一般性引文。《史记》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引文属于一般性引文。这类引文也是我们一般人写作中最常用的引文方式，即于作品论述中称引他人的言辞以资己论。如：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诗可异焉[2]2583。（《伯夷列传》）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2]2585（同上）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2]2587（同上）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殉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2]2588。（同上）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2]836。（《六国年表》）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2]3478。（《李将军列传》） 　　 这类引文与《史记》中转引引文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史家（司马迁）手中。它是否被引用，完全由史家（司马迁）决定;而史家（司马迁）是否引用它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它是否有益于史家的行文叙述的需要。因此，这类引文往往与史家的叙述语契合无间，或者为史家佐证论点，或者为史家引出论点，成为史家叙述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引引文则不同，它的主动权首先取决于原引者，它不一定契合史家的叙述语，却满足了史家记载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需要。
　　 二、《史记》引文与录文比较
　　 面对纷杂而众多的文献材料，《史记》除了大量引文之外，还大规模地录文，而且二者关系密切、表象相似。引文中的转引引文，与录文差别较大，很容易区分，但转引引文中有一种是属于所录作品中自身包含的引文，即所录文中的引文。一般性的引文与录文的表象十分相似，特别是与串述于文中的录文，几乎难辨甲乙。但实质上，《史记》的一般性引文与录文有着根本区别，以下分别论之。
　　 1.本质与功用有别。《史记》一般性引文与录文，都是夹杂在史家（司马迁）叙述语言中的他人的言辞（或完整作品，或片段，或一句几句话）。但是一般性引文是为了引出或论证、论述史家的某一观点、看法，成为史家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以引者（司马迁）为中心。录文则不为录文者（史家司马迁）本人观点的论述服务，而是为记载事件、传述传主、展现原文等其他目的服务。引文多称引前贤今哲、诗书经传、俗语谣谚等经典性的、典范性的、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社会认同度的言辞，一般比较简短凝练，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录文一般不受此束缚，通常不以经典性、典范性为唯一重要标准，而是在“纪”“传”篇章中常以人物为核心，在“书”“表”中常以事件为核心，以史家在各篇章中具体的传文立意、录文立意为标准，所录篇幅或长或短，但一般比引文的篇幅大。所以，《史记》的一般性引文一般与传主或相关传主的人物及其作品无关，相反，录文则紧紧围绕传主（及其他人物）或核心事件。所以一般情况下，在传主的本传中收录传主或相关传主的作品。比如韩非、司马相如、屈原等人，都被《史记》收录了一篇或几篇作品，但都毫不例外地收录于各自的本传中。
　　 从功用角度而言，录文的作用，或重所录之文或为相关之事，都与传主的生平、事迹、思想、德行、意志，或与核心事件本身有直接的关联。譬如《采薇歌》，这是传主即将饿死时所作的歌。《怀沙赋》是传主临终前的赋。《吊屈原赋》《鵩鸟赋》是传主贾谊书写内心苦痛的作品，且该文的创作背景涉及贾谊的生平事迹（贬谪，为长沙王太傅），此外《吊屈原赋》的写作对象即是合传之传主（屈原）。《河渠书》所录武汉帝《瓠子之诗》悲叹黄河泛滥，田蚡《上言勿塞决河》、郑当时《上言引渭穿渠》、番係《上言作河东渠田》、无名氏《通褒斜道行船漕对》、庄熊罴《上言穿商洛渠》等，都是直接围绕“河渠”之事的。《平准书》录孔仅、东郭咸阳《上言盐铁》，公卿请治缗钱书等，都是关于经济的，皆围绕着“平准”一事，等等。
　　 引文则不然，它与传主生平事迹、思想品德、事件本身等，一般没有直接的关联，其作用在于辅助史家（司马迁）的论说、论证。譬如上文所举《伯夷列傳》诸例，引文与传主事迹都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既不是传主之文，也不是叙述传主之文，也不是他人评价传主之文，仅仅是司马迁引以论说自己的观点、评论的辅助工具而已。又如《货殖列传》之引文：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2]3949-3969
　　 诸如此类，引文内容与传主及核心事件本身并无直接的联系。其被引用，乃在于吻合了史家（司马迁）论说需要而已。
　　 2.初具“著作权意识”，但侧重点不同。客观而言，《史记》的一般性引文与部分录文都体现了司马迁初步具有一定的“著作权意识”。怎么理解呢？
　　 《史记》一般性引文是引他人言辞为资己论，借用的正是该言辞本身或原作者的“光环”（经典性、影响性、认可度等），因此，这必然要对引文材料的“他人”的所属性有十分清晰的认识，这是毫无疑问的。而这种“他人”所属性的意识，用今天的话表达即是著作权意识。当然，《史记》一般性引文体现的“著作权意识”仅具雏形而已，距离今天所谓“著作权意识”的内涵还有较远的距离。因为司马迁对引文他属性的意识的出发点在于借用他人的“光环”，从而引出自己的讨论或增强论述的说服力而已，而不是为了尊重他人著作成果。
　　 《史记》的录文有多种方式，不同的录文方式所体现的录文意识深浅不一。其中明显有录文意识者（比如直接录文类、串述于文中的一般性录文等）则可以说已经清楚地注意到作品的归属权了。譬如为弱势贤者留名青史而为之立传录文者，因嘉赏某文文辞而特地录文，被某文震撼感染而特地录文等。如以“为之震撼感染而录文”为例，有屈原的《鵩鸟赋》《吊屈原赋》《怀沙赋》。司马迁自述立传之意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2]3034，《太史公自序》云“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2]4022。可见司马迁深受屈原作品的震撼、感染。又如韩非的《说难》，司马迁云“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故而不予著录，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老子韩非列传》）[2]2613-2622。正是因为被传主作品的魅力所震撼，而为之著录。如果在录文之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作品属于其原作者所有，则何谈借录文而为之立传、为之附骥尾呢，何谈嘉赏其文辞、震撼感染呢！正是因为司马迁明确意识到这些作品的归属性和作者的所有权，所以才能认识到作品在展现其原作者方面的价值，因此才能够因文立传、以文彰显其原作者。因而从这个角度讲，史书大量著录传主及相关传主的作品则是十分自然而然的事。因此，凡是有一定录文意识者（如化录则不在此例，只是取其史料价值而已），虽然所录之文可能未著篇名（当然有些作品原本无篇名，如书信），然总以不淹没它们的原作者为底线。 　　 可见，《史记》一般性引文和有意著录的录文都能反映出史家（司马迁）初具一定的著作权意识，然侧重点略有不同。一般性引文虽然明确意识到材料归属于对方，但核心在于借以为我所用，对著作所有权问题没有更深的在意。有录文意识的录文不仅仅注意到所录作品有其归属，而且进一步强化了著作归属权意识，并发挥这种归属性，进行因人录文、借文传人，甚至还因文立传。因人录文是《史记》中的普遍现象，即绝大数录文都是随作者著录于作者的本传之中。借文传人即借著录传主的作品替代对传主的传述。如邹阳传，全传几乎只写了狱中上书一事，对事情过程的叙述仅三两句话而已，约109字，却著录了长达1640余字的狱中奏书，借文传人之意显而易见。因文立传即因为某文的出色故而为其作者传述其人或为之记载相关历史事件，如《河渠书》，太史公云：“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2]1706
　　 3.渊源不同。
　　 《史记》一般性引文与其录文，不但本质不同且各有自己的发展源头。
　　 （1）《史记》一般性引文的发展源头当与中国古代要求人的行为举止必须合乎礼仪、道德的社会公共意识息息相关。引他文他书他人言辞作为自己行文立说的依据、论据，使得自己言必有据、行必有依。这种传统由来已久。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4]173，174。所以，春秋时诸侯聘享、行人往来都要引《诗》以言己志，听者又通过对方所赋之《诗》以察其志、观其意。汉朝结束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独尊儒术，立诸博士，不仅言行举止借儒家理论、先贤懿德为依据或表饰，批评他人著作时也需依经立义[5]。譬如《屈原贾生列传》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2]3010司马迁评司马相如赋“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司马相如列传》）[2]3722。故人们行文著述往往用“臣闻”、“盖闻”等引出自己的观点。天子、诸侯的诏、令亦不例外，如燕王喜以书谢乐间引“语曰：‘仁不轻绝，智不轻怨’”、“谚曰：‘厚者不毁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语曰：‘论不修心，议不累物，仁不轻绝，智不简功’”[6]1640，越王勾践《与国人誓》《誓众》皆云“寡人闻古之贤君……”[7]571，汉武帝赐卜式爵诏云“朕闻报德以德，报怨以直……”（《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8]2627、制书报胡建云“制曰：《司马法》曰‘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何文吏也……”（《汉书·杨胡硃梅云传》）[8]2910，元光元年策贤良制云“盖闻五帝、三王之道……”、“盖闻虞舜之时……”、“盖闻‘善言天者必征于人……’……《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汉书·董仲舒传》）[8]2496-2513等等。《诗》是春秋时代最重要的最常被称引的材料之一。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4]173，正是说明言辞中称引的重要性。
　　 以上这些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社会公共意识，即人的行为举止必须合乎礼仪、道德，或者说本身就体现了这种社会公共意识。《史记》大量引用经典、高认同、高影响的言论，实际也是这种传统与社会公共意识的延续。
　　 （2）《史记》录文的发展源头当与自古以来的随意性的承袭相关。吴树平先生说“古人写书还是比较随便的，整段引用他人的文字司空见惯”[9]7。这种随意性的“引用”实即承袭，譬如《史记》本身就存在大量的承袭。如《五帝本纪》前三帝全据《五帝德》（见《大戴礼记》），并补以《帝系》（司马迁所谓《帝系姓》，出《世本》，亦见《大戴礼记》），后二帝全据《尚书·尧典》（且照抄原文），并补以《帝系》《五帝德》之说及《世本》。《夏本纪》承袭了《尧典》（或译录部分，或摘錄大意）、袭录汉今文《尚书·皋陶谟》全篇（亦即古文《尚书》之《皋陶谟》《益稷》两篇）、袭录汉今文本《尚书·禹贡》全篇、袭录《孟子·万章上》部分、袭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蔡墨之语（文字稍有损益修饰）等。《殷本纪》袭录《尚书·高宗肜日》全篇（文字略有益损、改动）、袭录《尚书·西伯戡黎》全篇（但文字有损益、更改），等等。诸如此类不可胜数。
　　 这种承袭，很多时候是原文照抄的。有些尽管略有改动、删益，但这也未必没有为了便于融入史家叙述文字所作的必要的技术加工及参考多种资料后而有所取舍的因素。录文亦是将他人作品（或自己的其他作品）搬进自己的叙述文字中。故承袭与录文的表象极其相似，尤其是串述于文中的录文、化录录文，与承袭十分临近。如果把所著录之文仅仅当做材料、当做自己行文的部件用的话，亦即将他人之文（作品）为“我”所用，而不为文、亦不为原作者，则可以看做是承袭;如果由此更进一步，渗入录文意识，重视其“文”的属性，则可以看做是录文。录文的做法有承袭可供其效仿，但不像承袭那样以“我”（史家）为中心，而更重客体，重视所录之文（作品）本身及该文（作品）所体现出来的其他的信息（如原作者的德行、意志、操守，涉及的事件、历史等）。
　　 （3）一般性引文与录文发展的直接源头虽然不同，但一般性引文早于有意识的录文则是无疑的。录文的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史记》中依然并存着有意识的录文和无意识的录文（如化录录文，与承袭无异），在这个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中，应当受到了一般性引文的启示。因为引文从一开始便注意到所用材料的他者的属性，而录文却经历了由忽视作者仅作材料使用到重视著作权的过程。
　　 综上所述，《史记》采纳了众多文献材料，引文、录文是《史记》处理文献材料的两种重要方式。其引文包括三类转引引文和一般性引文。转引引文的主动权主要在于原作者（原引者）。一般性引文的主动权则完全掌握在史家（司马迁）手中，因此成为《史记》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引文。然《史记》一般性的引文与其录文的表象相似而本质、功用不同。一般性引文是为了引出或论证、论述史家的某些观点、看法，成为史家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引者“我”（司马迁）为中心;录文则为记载事件、传述传主、展现原文等目的服务，以他者（传主或事件）为中心。一般性引文多称引经典性的、具有高影响力、高认同度的言辞，常简短凝练，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录文一般不受此束缚，以传主或事件为中心，以史家各个具体的传文立意、录文立意为标准，篇幅一般较引文长。《史记》一般性引文、部分录文都具有“著作权意识”的雏形，但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史记》一般性引文或源于上古要求人们的行为举止必须合乎礼仪、道德的社会公共意识，录文可能源于古人随意性的承袭，但录文的发展可能受到了引文的启示。因为引文从一开始便注意到所用材料的他者属性，而录文却经历了由忽视到重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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