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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告诉你,什么样的人,生而无悔

作者:未知

  隐居金陵大概有七八年了吧。自从离开朝堂,没有了无休止的争斗,山间的日子过得尤其慢。每日闲云野鹤般的日子,看起来很令人艳羡。有时,连王安石也觉得自己已经万般皆放下了,但近来听到几个消息,还是免不了怔了怔。
  听说,子固(曾巩,字子固)死了。他们曾是最好的朋友,年少相识。可是,等他当上了宰相,推行新法,子固不顾几十年的交情,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两人自此疏远。
  听说,司马十二(司马光,排行十二)终于快要修完他的史书。他们曾引对方为平生知己,经常相约谈心,抵足而眠。可是,也是从推行新法开始,两人势同水火。司马十二宁愿回家修史,也不愿与他同朝为官。
  听说,新法又被废了一条。百姓们的欢呼像在过节......
  王安石感觉自己真的老了。曾经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時,是何等的决绝?而今,竟也逃不过回忆从前,开始反思“是不是真的错了”。
  坚持自己的选择
  庆历二年(1042年)21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拿到了进入朝堂的通行证,开始逐步推进自己的梦想。他要变法革新,让大宋国富民强,让大宋不再受辽国和西夏的掣肘,恢复到汉唐旧貌,或许还能实现传说中的“尧舜之治”。可没多久,他就意识到,仁宗可能更愿意维持原样,京城也没有他的用武之地。当时天下承平日久,利益盘根错节,内里虽已“积贫积弱”,冗官、冗兵、冗费让国家不堪重负、财政紧张,但只要不挑破,依然可以维持繁荣的假象。
  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也看到了问题所在。为免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于庆历三年(1043年)发起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庆历新政”。结果阻力重重,一年多点就草草收场,范仲淹、欧阳修们被贬出京。庆历六年,范仲淹写下名传千古的《岳阳楼记》,还是官场新人的王安石,默默围观了整个过程。“君非不明,臣非不贤,惜乎未得良机也。”有仁宗这样的明君,有范仲淹、欧阳修这样的名臣,还是被迫妥协。既然时机未到,不如在地方上做些实事,积累工作经验。此后,王安石连续当了16年的地方官,多次推辞回京的征召。
  1058年,王安石进京述职。因政绩突出而名满天下的他,最终被留下。自觉不再人微言轻的他,终于有了底气给仁宗皇帝上了封《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大宋问题多多。“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民不加赋而财用足。”应该如此如此。仁宗看后没有答复。既然不得圣意,那就等着再一次的机会吧。
  1067年宋神宗即位。这位血气方刚的少年帝王,一即位就迅速征求了诸位重臣的意见,表明了振兴大宋的决心。但朝中大臣却不以为然,觉得安稳才是第一位。受挫的神宗,就这样想起了王安石,二人目标一致一拍即合。1069年,48岁的王安石入朝任参知政事(有实权的副相),正式主持变法。那些他酝酿已久的想法,迅速变成一条条法案——青苗法:青黄不接时,百姓可以向官府借钱,利息少,不用怕高利贷了;均输法:改革死板的实物赋税,欠收的地方收钱,丰收的地方收实物;市易法:由国家出面,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以平衡物价......
  王安石以为,这样百姓可以得到实惠,国家也能增加收入。可是,新法一公布,收获的却是满朝反对之声。韩琦、司马光、欧阳修、曾公亮、富弼、苏轼、曾巩......还有他的两个弟弟王安礼、王安国,同时期数得着的文人名士,就没几个支持的。
  这些人,不怕被贬,不怕免官,一根筋地跟他对打擂台。看着一个个同僚、朋友、兄弟站在他的对面,王安石没有丝毫的动摇,他相信时间会为他证明。反对他的人却认为,疾风骤雨式的改革很可能适得其反,“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后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到最后,以司马光为首的名臣儒吏们或自请外放或被贬,集体退出朝堂。
  功亏一篑
  所有的道理王安石都懂,却还是选择了一意孤行。成功了,就功在社稷;失败了,也不过是以身为祭。比起江山永固、百姓富足,个人的悲喜实在微不足道。变法的第四年,皇宫里出现一张图,图上是宫里人从未见过的惨象:有骨瘦如柴的老者,伤心哭泣的大汉,蓬头垢面的村姑,吞吃垃圾的儿童......人人形如饿鬼。两宫太后看后直接泪流满面,指责王安石乱天下,皇帝有负社稷。宋神宗无言以对。
  很快,消息传到了宰相府,王安石听后一声长叹。他知道,神宗动摇了。他自己,可能也将面临功亏一篑的结局。众叛亲离之下,王安石罢相。虽然不久又复相,但变法的层层受阻,新旧政敌内外夹击,再加上儿子的突然病逝,终是让他精疲力竭,两年不到便再次辞去相位,隐居金陵,再没入朝。
  回到开头
  隐居金陵的王安石,日子一天一天地过着。作为一个失势的老头,看望他的人实在不多。然而有一天,他迎来了一个客人,这人就是刚刚离开黄州的苏轼。此后,两人结伴共游,谈禅谈诗谈学术,也谈政治得失。就好像苏轼的一路坎坷,从未与新法与王安石有关;就好像王安石的隐退,也只是时也、命也,与苏轼归属的旧党也无关。
  苏轼记得,乌台诗案连旧党都在观望时,是远离朝堂的王安石上书皇帝“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王安石懂得,旧党上位对新法全盘否定时,觉得新法也有可取之处的苏轼,冒着仕途再添坎坷的风险,没有选择主流意见。
  一个月后,苏轼离开。临走之前,他送给王安石一首诗:“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苏轼很遗憾,他与王安石还是相识太晚。王安石也遗憾,即便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也不该盲目推开所有人。两年后,王安石去世。荒陂上,再不见那个孤身骑驴的身影。
  王安石选择了做自己梦想的牺牲者。“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这是王安石的信仰。所以什么样的人生方叫人无悔?王安石说:“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吾辈虽不能至,但仍心向往之。
  做人从不八面玲珑
  王安石知道,自己并不是个讨喜的人。初入官场时,他在韩琦手下任职。当时韩琦被贬出朝,任扬州知州,王安石为扬州签判。两代名相能以这样的缘分相交,按理说,该成就一段佳话。他们两个却相处得不那么愉快。
  王安石这人喜欢读书,还经常通宵达旦地读。通宵的结果大家都知道,第二天肯定不能神采奕奕。再加上为了上班不迟到,王安石很多时候脸也不洗、头也不梳就跑衙门去了。韩琦见他如此神貌,就断定他纵情声色,从不给他好脸色。有一次,韩琦直接告诫王安石,年轻人还是上进点好。王安石见上司这样直接武断下结论,脾气也上来了,毫不解释,只回一句“知道了”,然后继续我行我素。
  他从不把时间浪费在求得别人的认可上,别人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被攻击最狠的一次,是变法初期苏洵一篇文章的广传于世。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
  《辩奸论》洋洋洒洒数百言,以他不通人情为攻击点,将他比作竖刁、易牙、开方这样的奸佞小人。确实,王安石是个连吃饭、洗澡都觉得浪费时间的人。吃东西只求温饱,不谈喜好。一次他吃多了鹿肉,仆人以为终于发现他有喜欢吃的了。结果夫人说:下次把鹿肉放远点,你再看看。果不其然,王安石只是把手边的菜吃完,鹿肉碰都没碰。
  至于个人卫生问题,王安石是有名的邋遢。一心只为搞事业,甚至放弃生活,这样的人确实比较容易成功。但王安石好像还是忘了,这世道是由人创造的。
  所有的道理王安石都懂,却还是选择了一意孤行。成功了,就功在社稷;失败了,也不过是以身为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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